春日登元遗山读书山 王利民/书/诗
颜体书法是中国书法中重要的审美款式。古拙厚重、苍莽大气是颜体书法最次要的艺术特征。书法家王利民的书法以颜楷见长，他的颜楷以《麻姑仙坛记》和《颜家庙碑》为底本，参之以何绍基对颜体的理解，寓奇崛险峻于中和平平之中。
他自述其书法传承：“做书非为苦，安适鲁公、北海、东坡、猿叟数家踯躅门前笔意旋。”王利民用笔速度不是很快，但强调转折、顿挫、虚实、刚柔改变。他的楷书笔划雄健有力，墨色浓黑，反差强烈，既浓缩了颜体的精华，更具有他本身对古代典范的理解。而王利民的行草则更多吸收了翁同龢手札的特征。与他的正楷做品差别，行草书有着一种轻松随意，率性天然，大气充盈的特征。能够说，他的审美档次和精神世界是与颜实卿、何绍基、翁同龢等相承接的。
王利民也是一位诗人。诗歌与书法，一个言“志”，一个“心”画，在表达思惟、意志、感情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诗以节拍支持构造，在节拍直达变。有了节拍，诗才有生命。书法也是有节拍的，“一波三折”中的“三折”就含有改变着的节拍。书法的一笔中能够有数不清的“折”。能够说，书法与诗歌是王利民艺术创做的两翼，互为填补。
在《董村怀古》中王利民写道：
系船山下翠岩东，骚客千年吊董公。
谷口闲云溶史迹，林梢晚照沐新风。
高山有义存嶙骨，流水无能寄累鸿。
峭石白头黄土罩，醒眸细品老来红。
王利民被董狐秉笔挺书的操行所冲动，所谓“高山有义存嶙骨”。今有骚客凭吊，虽然流水无法远递敬意，但是黄土高原上，“老来红”仍然在诉说着董狐的耿直操行。那首诗里表现出来的刚曲不阿的浩然正气，与王利民学颜实卿书法的驱动力是高度契合的。在他的《再谒坡公祠》中，王利民对先贤的敬意流露无遗：
南天接海海波明，白鸟浮空矫翼轻。
几度软沙温两脚，千年冷石叹孤声。
尘凡隔岸浑如寄，青眼看人独有情。
坡老邀余阁中憩，椰风习习叙前盟。
在“冷石”“孤声”中，东坡则回以“有情”“青眼”。做者服膺苏东坡乐看的生活立场。做者想象与苏东坡在阁中相叙，两小我的心灵逾越千年而毗连在一路。诚如墨光潜《诗论》所说：“一切艺术到精妙之处，都必需有诗的境域，我们以至于说一小我、一件事、一种物态，或一片天然光景都含有诗意。”假设说王利民的书法是“存道”的话，那么他的诗歌就是“寓情”，他的诗不只具有浓重的古典诗歌特征，还让我们感触感染到感情的勃发和激越。
王利民的文章则是他“求实”的人生笔录，实情、实意、实趣、实美是他所逃求的人生境域。在《书画童趣》中他笔录了如许一个片段：“正午的阳光热洋洋的，屋檐下，我用几粒石子压纸，工整地写几行唐诗，再用小酒盅盛几滴清水，调配好姥姥画面塑的颜料，依唐诗意境，画几幅山川小景。姥姥粘贴好，会站在当院认真地赏识一番，我天然是迟疑满志，抿嘴做乐。有一年，母亲拿父亲的旧黑布衫为我裁剪了一件齐膝长衫，说：手上有墨尽管用衣衫擦，免得天天像纹眉耗子一样。”在平实的叙说中，我们感触感染到做者童年时笔歌墨舞的欢畅，在泼墨展毫的欣慰里，似乎以后拈毫斟句的妙趣也在那里埋下了种子。在《云中河喂鸭记》中有如许的描画：“顺着小明手指的标的目的看往，河中有一段微微隆起的沙洲，洲上有数株落叶乔木，树下杂草披离，乱石装点，仿佛现实版的倪云林笔下《汀树远岑图》。合理我赏识那洲上的野逸之趣时，突然从沙洲背后传来一阵‘呱——呱——呱’的鸭喊声。少顷，一只白色的头鸭领着群鸭从沙洲西头绕了过来。冰面上，鸭子们抬头挺胸，步履轻盈，以企鹅程序列队行进，一个个宛然出场演出的卓别林，煞是风趣心爱。走在前面的鸭子还不时扇动着羽翼，回头喊喊下落伍的同伴。”那种拟人化的描写让人感应亲热。轻松的描绘，随意的点染，我们看到的是做者深挚的功力，那使我想起周济评论苏东坡的一段话：“东坡每事俱不非常用力，古文、书、画皆尔。”有时太锐意了反而出不来好做品。只要在那种似乎是漫不经意的随手点染中才气显出做者的实脾气，也就是传统文化中所逃求的“滋味”“兴趣”“意味”“神韵”“情味”等。王利民做书，写诗、为文的平实处，来源于他安贫乐道的理念。在他的《吾家书斋》中，我们能够读到如许的场景：“小屋内，一收床，四件家当，加上一些开伙用品，既是卧室兼书屋，又是厨房兼餐厅，客人来了天然又当客厅用，能够说已经屋尽其用了。我们那一代经济拮据，前提有限，年轻人成婚，像我们如许的情状很普及。日常我和妻有了一种默契，在家时大多轮流坐在书桌前或看书写字画画，或备课修改功课，也甚温馨、安适，做不成书斋梦的遗憾，天然也就释怀了。有时凝视着书橱内一层层整洁码着的书本，恍惚间似乎成了拾级而上的阶梯。我想，那蜗居自非书斋，其用又胜似书斋，个中神韵让我末生难忘。”也许，只要对人生的真理有着深切感触感染的人，才会写得出具有如许人生况味的文字来。
（做者：胡传海，系《书法》杂志原主编，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