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平
展览现场展现的《荔子碑》
文/羊城晚报记者 墨绍杰 文艺
唐宋期间，很多文豪名家曾宦游岭南，对此地的社会、人文产生深远影响。
在广西柳州市的柳侯祠内，堂中伫立的宋代原件《荔子碑》，因集“韩文、苏书、柳事”为一体——即碑文载柳宗元在岭南事迹，诗文为韩愈纪念柳宗元所做，书法出自苏轼盛年之手——被历代文人称为“三绝碑”。此碑名闻全国，南宋理学家墨熹以“奇伟雄健”誉之，明代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则视之为“全国第一碑”。
当下，“三绝碑”的原刻拓片正在广东省博物馆《绘冠南天——粤躲宋元书画特展》中展出。“唐宋八各人中的三位跨域时空相会于此碑，不单单有文学的意义、汗青的意义，更有审美的意义。”中山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彭玉平传授来到展览现场，从汗青、文学、书法等角度解读“三绝碑”的深挚内涵。
碑文为故友抱冤可惜
《荔子碑》或称《罗池庙迎享送神诗碑》，现存于广西柳州柳侯祠内，为国度一级文物。原刻拓片高231厘米，宽129厘米，10行，共计147个字。此碑刻于宋嘉定十年（1217年)，内容是唐代闻名文学家韩愈所写《柳州罗池庙碑》碑文末尾部门的《迎享送神诗》，以其首句“荔子丹兮蕉黄”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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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柳宗元在岭南的柳州任官，因地施政，深得苍生恋慕。他往世后的第二年，本地苍生为他修建衣冠冢，在城东罗池建庙，认为纪念。“柳宗元、韩愈同朝参政，固然政见差别，却互相赏识。柳宗元病逝柳州后，韩愈三度撰文吊唁亡友，此碑文就是此中一篇。”彭玉平介绍，韩愈在《荔子碑》文中记述了柳宗元的仕途变迁、为政之绩，为其履历抱冤、可惜，还引述柳语“吾弃于时而寄于此”明发己志。
时隔两百多年后，当苏轼南下广东路过湖南时，应邀书写《罗池庙碑》。他并没有写《罗池庙碑》的全文，而是以其古厚高绝的楷书写了《罗池庙碑》后面的《迎享送神诗》。南宋嘉定十年，人们将苏轼之做刻碑于岭南柳州罗池庙，那块珍奇的“三绝碑”得以面世。从如今展出的拓片可见，该碑曾裂为三截。据《柳州府志》载，在战乱中，此碑一度断为三截，还被拿来修砌城墙，后来人们发现是“荔子碑”的一部门，才将断碑从头拼合复原。
唐宋古文典范之做
“唐宋时代许多优良的文学做品，都原因于宦游文人到各地，领略祖国大好山水、领会到本地憨厚的风气，由此唤起他们的创做欲看，如许创做出一批文学典范。”彭玉平介绍，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就因而而做，奠基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永州八记》是中国古代散文的典范，对山水风物停止描写，抒发感触感染，轻松文笔中带着特殊的审美和感情。”
在彭玉平看来，韩愈在《荔子碑》上的附文，亦可见柳宗元的风气。“韩愈平昔文章风气往往比力厚重，以思惟家的形象示人。但他有个了不得的处所，写谁就能模仿谁的风气。在此文中，韩愈就模仿了柳宗元的文风，以舒缓的节拍记述了故友事迹，同样是唐宋古文的一篇典范之做。”
“做为后来者，苏轼对柳宗元、韩愈的文学评判值得重视。”彭玉平认为，苏轼对柳宗元的诗歌出格推崇，有过许多间接评判，他曾以“枯淡”描述柳诗——看似枯燥乏味，实则越揣摩越有味道。“苏轼晚年往海南，带了两小我的诗文集，陶渊明和柳宗元。他还要求本身的孩子读柳宗元的诗文，可见对柳宗元发自心里的跟随与认同。”此外，在闻名的《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苏轼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全国之溺”的句子，赞誉韩愈倡议古文运动、重振文风的功勋。
每个字都下足了功夫
“由此，我们能够揣度苏轼在手书此文时的特殊感情。”治学之余，彭玉平对笔墨书法也有理论与体悟。在他看来，苏轼所书《荔子碑》时，心态持重严厉，每一个字都下足了功夫。此件被历代书家评为东坡“书中第一碑”的做品，字字大小错落有致，用墨浓重，可见书写者的一丝不苟，以至敬重之情。“他把本身的伶俐、感情、审美都投进到那篇碑文中了。”
苏轼名列北宋四大书法家之首，其书法对时风、对后世都影响深远。彭玉平整言，本身就是东坡书法的“骨灰级”粉丝。但他觉得：“关于苏轼的书法，其实不合适单纯从书法家的角度来对待。”苏轼书法贵在文人气，“我觉得苏轼先生就没想过要当个书法家，书法在他那里始末是一种表达办法、是一种东西。他是根据本身对文本的领会，然后才把书法展示出来的。”
“文本内容与书法风气需要相得益彰。从那块碑来看，韩愈的文、柳宗元的德政与苏轼的书法，三者高度连系，天衣无缝。”彭玉平认为，《荔子碑》不只间接表现了韩愈与柳宗元的故人友谊，更凝聚了苏轼与前人的隔代神交。读罢此碑此文此书，彭玉平更有感而发，赋诗一首，致敬前人：“焚香静气蘸深愁，长忆河东谪柳州。任是退之才倚马，要留子瞻墨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