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济“内属”与南朝对百济内部权利建构的参与
从毗有王(427—455年在位)起头，百济与南朝的关系具有新的特征。盖卤王(455—475年在位)时代，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年)，“余庆遣使上表曰:‘臣国累叶，偏受殊恩，文武良辅，世蒙朝爵。行冠军将军右贤王余纪等十一人，忠勤宜在显进，伏愿垂愍，并听赐除。’仍以行冠军将军右贤王余纪为冠军将军。以行征虏将军左贤王余昆、行征虏将军余晕并为征虏将军。以行辅国将军余都、余乂并为辅国将军。以行龙骧将军沐衿、余爵并为龙骧将军。以行宁朔将军余流、麋贵并为宁朔将军。以行建武将军于西、余娄并为建武将军。”③
在宋官品中，冠军将军、征虏将军、辅国将军、龙骧将军均为三品，宁朔将军、建武将军均为四品。余庆本报酬镇东上将军，第二品。上述诸人以余姓为多，那种赐除，显然是以刘宋职官体系体例来构建百济内部的权利次序。其成果无疑进一步进步刘宋朝廷在百济国内的威信，进一步强化其“全国意识”。
那一做法在汉城百济瓦解后，熊津百济重建的过程中，再一次利用。《南齐书》卷五八《东夷传》:
报勋绩勤，实存名烈。假行宁朔将军臣姐瑾等四人，振竭忠効，攘除国难，志勇果毅，等威名将，可谓扞城，固蕃社稷，论功料勤，宜在甄显。今依例辄假行职。伏愿恩愍，听除所假。宁朔将军、面中王姐瑾，历赞时务，武功并列，今假行冠军将军、都将军、都汉王。建威将军、八中侯余古，弱冠辅佐，忠効夙着，今假行宁朔将军、阿错王。建威将军余历，忠款有素，文武列显，今假行龙骧将军、迈卢王。广武将军余固，忠効时务，光宣国政，今假行建威将军、弗斯侯……
牟大又表曰:“臣所遣行建威将军、广阳太守、兼长史臣高达，行建威将军、朝鲜太守、兼司马臣杨茂，行宣威将军、兼从军臣会迈等三人，志行清澈，忠款夙着。往泰始中，比使宋朝，今任臣使，冒涉波险，觅其至効，宜在进爵，谨依先例，各假行职。且玄泽灵休，万里所企，况亲趾天庭，乃不蒙赖。伏愿天监特愍除正。达边効夙着，勤奋公事，今假行龙骧将军、带方太守。茂志行清壹，公事不废，今假行建威将军、广陵太守。(万)［迈］执志缜密，屡致勤効，今假行广武将军、清河太守。”诏可，并赐号角，除太守。①
前一段有脱文，从后一段“牟大又表曰”看，应该也是牟大向南齐朝廷的奏表。那两次奏表都在于恳求为百济国内臣僚逃求除授。并且文中屡次提到“今依例辄假行职。伏愿恩愍，听除所假”，“宜在进爵，谨依先例，各假行职”，可见在东城王(479—501年在位)时代，录用百济权要，先有百济王假行职，再由南朝朝廷除正，已经是老例了。
与盖卤王时代多“余”姓比拟，此次异姓为多，当是熊津百济重建过程中需逃求多方撑持而呈现的现象。从官职上看，除了宁朔将军、冠军将军、建威将军、龙骧将军、广武将军、宣威将军等将号角外，广阳太守、朝鲜太守、带方太守、广陵太守、清河太守等处所职官也呈现，那些父母官职并不是是百济国的父母官府，而是朝廷的父母官府。
《三国史记》卷二六《百济本纪第四》:
东城王六年(484年)春二月，王闻南齐祖道成册高句丽巨琏为骠骑上将军，遣使上表请内属，许之。
上引《南齐书·东夷传》所载，当是此次“内属”的成果。并且出任太守的高达、杨茂、会迈三人，都曾出使刘宋与南齐，“谨依先例，各假行职”，可见青鸟使因与朝廷交往，为朝廷所领会，故出任朝廷所录用的官职，那些是宋齐以来的传统。《南齐书·东夷传》还记载建武二年(495年)前百济打失利魏事。牟大两次上表要求南齐朝廷对有功将领及文官除正:
臣自昔受封，世被朝荣，忝荷节钺，克攘列辟。往姐瑾等并蒙光除，臣庶咸泰。往庚午年，猃狁弗悛，举兵深逼。臣遣沙法名等领军逆讨，宵袭霆击，匈梨张皇，崩若海荡。乘奔逃斩，僵尸丹野。由是摧其锐气，鲸暴韬凶。今邦宇谧静，实名等之略，觅其勋绩，宜在褒显。今假沙法名行征虏将军、迈罗王，赞首流为行安国将军、辟中王，解礼昆为行武威将军、弗中侯，木干那前有军功，又拔台舫，为行广威将军、面中侯。伏愿天恩特愍听除。
又表曰:
臣所遣行龙骧将军、乐浪太守兼长史臣慕遗，行建武将军、城阳太守兼司马臣王茂，兼从军、行振武将军、朝鲜太守臣张塞，行扬武将军陈明，在官忘私，唯公是务，见危受命，蹈难弗顾。今任臣使，冒涉波险，尽其至诚。实宜进爵，各假行署。伏愿圣朝特赐除正。
第一份表文中“往姐瑾等并蒙光除，臣庶咸泰”，是表白上一次对姐瑾等人授官的效果，南齐朝廷获得他们的拥护。第二份表文中“在官忘私，唯公是务”，则表白百济对官位的“公”的性量的理解。可见，至少在熊津百济东城王牟大统治时代，由南齐朝廷除授百济权要不只是常例，并且其合法性还成立在对职官职事“公”的性量理解根底上。恰是那一理解，使得百济与南朝在政治世界中有了共通的可能性。
再如圣王(523—554年在位)时代，“又于大通元年丁未，为梁帝创寺于熊川州，名大通寺。”②大通为梁武帝的年号，百济圣王为梁武帝创建佛寺，那也是“内属”的表示。据Jonathan W.Best研究，圣王十八年(538年)迁都泗沘，即是为了抉择与中国外交、贸易、文化往来愈加便当的国都地点，反而将军事防备因素的权重降低。③
四 百济与南朝共享统一文化世界
百济在东晋南朝全国中的特殊地位不单单表示在官品序列中，更重要的是分享东晋南朝的文化世界。
(元嘉)二十七年，毗上书献方物，私假台使冯野夫西河太守，表求《易林》、《式占》、腰弩，太祖并与之。①
《易林》、《式占》均为卜式类书。《隋书》卷三四《经籍三》子部五行类，有《易林》十六卷，焦赣撰;《易林》二卷，费曲撰;《易林》三卷，鲁洪度撰。腰弩则为当日先辈的军事配备，为南朝皇帝侍卫的配备，梁武帝时值宫门的四十九队中便有“腰弩”一队。② 余毗所求皆为利用性的常识与手艺，此时为汉城百济后期。
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百济)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盘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敕并给之。③
那是在泗沘期间。南朝与百济在物量文化即手艺上的分享，认为越来越多的出土实物所证明，④武宁王墓即其显证。⑤与今人的想象完全差别，南朝关于文化传布是持守旧立场的。
清光绪末年山东省景州出土《李璧墓志》言及:“昔晋人失驭，群书南迁。魏因沙乡，文风北缺。高祖孝文皇帝逃悦淹中，游心稷下，看书亡落，恨阅不周，与为连和，规借完典。而齐主昏迷，孤违天意。”⑥此事又见于《南齐书》:“虏使遣求书，朝议欲不与，融上疏曰:……事竟不可。”⑦南齐朝廷回绝了北魏孝文帝借书的恳求。
再如永明六年，以行宕昌王梁弥承为使持节、督河凉二州诸军事、安西将军、东羌校尉、河凉二州刺史、宕昌王。使求军仪及伎杂书，诏报曰:“知须军仪等九种，并不是所爱。但军器种甚多，致之未易。内伎不胜涉远。祕阁图书，例不过出。五经集注、论［语］，今特敕赐王各一部。”⑧
百济在元嘉二十七年所获得的《易林》、《式占》、腰弩，恰是宕昌王所求的军仪及伎杂书，齐明帝诏书严禁向宕昌传播的军器、内伎，却早已被宋文帝大方地送给了百济。
吐谷浑拾寅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骠骑上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子易度侯好星文，尝求星书，朝议不给”。⑨
宕昌王、河南王的官衔多于百济王，其官品也与百济略微对等，然而，无论是身世于羌人的宕昌王，仍是身世于鲜卑的河南王，都无法获得其想要的文化、手艺。牟发松先生认为，不予借书，是南朝轨制上的硬性要求。⑩ 可见，宕昌王、河南王并不是遭到南朝朝廷的鄙视，而是百济遭到了非同通俗的优待。在汗青笔录上，没有呈现过百济所请被南朝回绝的情状。
因而，百济与东晋南朝之间，应该已经超越单纯政治、经济利益的交往层面，而深进到文化配合体，甚至感情配合体之上。《梁书》卷五四《东夷百济传》记载侯景之乱中百济使者的表示:
太清三年，不知京师寇贼，犹遣使奉献;既至，见城阙荒毁，并号恸涕抽泣。侯景怒，囚执之，及景平，方得还国。
《梁书·侯景传》中还专门强调百济使者“于端门绰号抽泣，行路见者莫不洒泪”。①“号恸涕抽泣”乃是对当日文明世界之荒毁的惋惜。
五 百济与东晋南朝的连环盛衰
工作的另一面是，百济与东晋南朝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镶嵌与同构，也使得它与江左王朝的政局同起同落。汉城百济的瓦解是在盖卤王二十一年(475年)。北魏延兴二年(472年)八月丙辰，“百济国遣使奉表请师伐高丽”。② 那是百济有史以来第一次遣使北朝。在表文中，余庆:“自冯氏数末，余烬奔窜，丑类渐盛，遂见陵逼，成仇连祸，三十余载，财殚力竭，转自孱踧。若天慈曲矜，远及无外，速遣一将，来救臣国，当奉送鄙女，执扫后宫，并遣子弟，牧圉外廐。尺壤匹夫不敢自有。”百济自感处于亡国之机，初次遣使便贸然恳求北魏征伐高句丽，责备高句丽“或南通刘氏，或北约蠕蠕，共相脣齿，谋陵王略”。③ 之所以如斯，乃在于自刘宋明帝泰始二年(466)薛安都降魏，到泰始五年(469年)沈文秀被俘，刘宋丧失了青、冀、兖、徐和豫州的淮西，那是刘宋与百济海上交往的次要通道。刘宋的式微，以及百济面临高句丽的颓势，使得百济转而向北魏乞助。表文中“冯族士马，有鸟畜之恋;乐浪诸郡，怀首丘之心”，似乎是在唤起冯太后关于高句丽杀北燕王冯弘的记忆。
北魏的绥靖政策最末使汉城百济于三年后毁灭。重建的熊津百济则再次倒向南齐。“是岁，魏虏又发骑数十万攻百济，进其界，牟大遣将沙法名、赞首流、解礼昆、木干那率寡袭击虏军，大破之。”《南齐书》将上述记载记在建武二年(495年)牟大遣使上表之前。何德章先生认为此事为百济缪说，建武元年(北魏太和十八年)，北魏、南齐闹翻，南北朝起头了几十年的战争。百济于次年上表，其意正表白与南齐同仇人忾。④那是百济对外政策随南朝形势而变的显例。
如上引Jonathan W.Best的看点，大同四年(538年)百济自熊津迁都泗沘，是为了与江左王朝更好地往来。此时是梁朝的开展高峰。同样，太清二年(548年)发作的侯景之乱使得南朝式微，如上引所示，为百济使者所亲见。552年侯景之乱才被平定，百济使者方能回国。554年，百济圣王在与新罗的战争中被杀，“诸军乘胜大克之，斩佐平四人，士卒二万九千六百人，匹马无反者”。⑤ 百济再次受挫。百济的盛衰与东晋南朝盛衰之间有着甚为显著的对应性。
4世纪初叶西晋大一统崩溃之时，以往持久生活在以郡县为主的体系体例中的各族，纷繁起头走上成立政权的道路。在那一点上，位于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与在黄河流域及四川盆地的十六国并没有底子的区别。但是，百济的抉择并不是是离开中原王朝的全国次序或争当全国中心，而是抉择与东晋南朝在统一“全国意识”下、在形式上构建同一的政治系统、分享统一个文化世界，从而在国势的盛衰上也与之响应。那在东晋南朝的“全国”中是并世无双的。而在尔后的汗青中，在某种水平上却成为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政权关系的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