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衲史》是闻名出书家张元济先生主持、由商务印书馆出书的大型古籍丛书。从1930年8月出书第一种《汉书》起，到1937年3月最初一种《宋史》，历时7年。其实，张元济在《汉书》出书前20年已起头预备。清乾隆年间《明史》编成，在原有二十一史根底上再增加刘珣《旧唐书》，成武英殿二十三史。后四库馆臣又从《永乐大典》等典籍中辑得薛居正《旧五代史》，《二十四史》遂由此得名。于是钦定武英殿本（简称殿本）也天然成了最为时髦的簿本。但殿本编辑者对许多其时随便找到的宋元善本弃之掉臂，疏于校勘，以赝乱实；并且出于“文字狱”原因，肆意删削，窜改做伪。其讹、衍、缺、脱之严峻，早为清代学者所诟病。张元济有感于此，决心重校并辑印旧本野史，以还古本之原来面目。
《百衲本二十四史》
选定底本，是辑印《衲史》关键一环。宋元旧本历经岁月沧桑，存世原来就不多，完全的更属奇怪。即便宋元古本，亦有好坏之分。因而每一种史都要找多种版本，比对、校勘后做出抉择，其艰苦十分人所知。如《晋书》，张元济1930年6月前曾校对四种版本，成果无一善本，原决定摘用南京藏书楼所躲宋刊小字本做底本，已经拍了照，后发现“传记”某卷，“多有脱漏”，改用海宁蒋氏衍芬草堂躲宋刊小字本。又如《史记》，用南宋黄善夫三家注刻本做底本，因国内仅得69卷，原定以明震泽王延喆本配补，1931年从日本上杉侯爵家借照黄本数十卷，于是全书才同一为黄刻本。如许选本、摄影、校勘，再选本、再摄影、再校勘，几经频频，投进的成本可想而知。如只为贸易利益，哪家出书商能如许干？用张元济本身的话说，喊“求之坊肆，匄之躲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每有所见，辄影存之。后有善者，前即舍往，历年累月，均得有较胜之本。”
有了善本，第二步为校勘。1930年商务成立校史处，人员最多时有一二十人。他们次要处置校勘和描润两项工做。张元济要求各人天天填写工做日志，他当晚查抄工做进度，并逐页复校。校史处人员做“死校”，即校出殿本与各旧本的文字差别，做到“不漏”；张元济除复核外还要“活校”，即定异文长短。他发现殿本的错讹良多出于明人之手。明人刻书，每喜窜易，遇本不成解者，即随意改动。《南齐书》记“殷舌中血出”一例就非常典型。三朝、汲古各本均做“殷言中血出”，“言”字欠亨，明监本改做“舌”。舌中出血怎么人就死了？其实宋代本来做“殷亡口中出血”，“亡口”二字略小，墨印稍溢，误认为“言”，由“言”酿成“舌”，愈加离谱。再有殿本《辽史》里二十余处“垂钓”，与所记场景不符。张元济考出应为“钩鱼”，本是辽人的一种特殊风俗。一字之差，几乎将汗青上一种古朴的风气埋没了。当然殿本也有长处，张常用殿本各史的《考证》定异文长短，校出宋元古本的错讹。实事求是，是张元济校史、做学问的原则。所谓描润，便是把印出底样上的污点用白粉修往，其精巧不亚于篆刻或绣花。张元济亲身拟定《修润古书法式》《修润要则》《填粉法式》以及《〈宋史〉造版须知》等工做规程。每张修润过的底样，都由他逐个过目，不合格者退还重修，合格前方签字送工场上机印刷。《衲史》的告白、预约样本也都由张元济亲身审定。当得知久逸的薛居正《旧五代史》原刻本可能还存世，他一面派人积极察访，一面亲拟薛史征募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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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衲史》原定4年出齐。“一·二八”之役商务遭劫，打乱了方案。多量《衲史》底版，连同两部国内秘本《周书》均毁于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之中。为节约开收，校史处被迫撤销。曲到1933年才恢复《衲史》校勘与出书。“一·二八”前《衲史》仅出书五种，大量工做要从头做起，其困难不问可知。其时商务实力已大不如前，张元济不要求恢复校史处，助手也大都是兼职的，凭他固执的精神和毅力在家里起头校史，古稀之年末于完成了其余十九史的辑印工做。期间，他还辑编《四部丛刊》续编、三编和《丛书集成》等好几部大型古籍丛书。
张元济辑印《衲史》，是我国史学史、古籍出书史上一件大事。其广罗宋元明善本之多，千补百衲之艰苦，校勘之认实不苟，可谓空前绝后！现代几位史学家、版本目次学家对此评判极高。刘节《中国史学史稿》称《衲史》“为保留宋元以来所刻野史之大结集。”张舜徽认为“它为全史中最原则的簿本。”王绍曾则称“无论从《衲史》校勘的规模，或者从校勘认实的水平来察看，都是明清以来汇刻全史所从未有过的。”从校勘功效来说，张元济的感化“远在王（喊盛）、钱（大昕）之上”。《衲史》不只纠正殿本野史的错谬，“一扫学术上二百余年之阴霾”（张元济语），并且用做《衲史》底本的宋元明善本中明显讹误也一网打尽。陪伴《衲史》而产生的《衲史校勘记》稿本一百数十册就是其功效。
《衲史》书柜
《衲史》全书出齐后，张元济动手整理校勘记，无法因抗战发作，印行方案随之流产。1938年张元济从原稿中选录出有代表性的164则校勘记，编成《校史漫笔》，出书后立即遭到学术界的高度评判。60年代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十一种间接用《衲史》做底本，也大量操纵了《衲史校勘记》的功效。80年代以来，经顾廷龙、王绍曾二位先生一再唤吁，在各方面勤奋下，张元济那部重要遗著《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末于由商务印书馆整理出书，可惜原稿在“文革”中遗失七种，现只存十六种（《明史》原无校勘记）。王绍曾先生是昔时参与过校史现独一健在者，精于版本目次又唤吁驰驱最力。他82岁高龄时“挂帅”整理《衲史校勘记》，从1993年到2000年整理完成，历时8年。王先生在《〈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整理后序》等文有详尽记载，其盘曲坎坷令人感慨。
不外围绕《衲史校勘记》印行，也呈现了一些不和谐音。先是有人认为《校勘记》已无操纵价值；继而有位先生借与王绍曾先生商榷，旁敲侧击死力贬抑《衲史》的学术价值和张元济在校勘学上的严重奉献。那位先生说张元济出于贸易目标而偷偷改字，因而张不会附和公布《校勘记》，又说原商务校史处负责人蒋仲茀50年代整理过《校勘记》，是王先生编出的“神话”。那位先生又以《史记》校勘为例，武断地说，张元济所用的底本南宋黄善夫刻本比殿本差。九十高龄的王绍曾先生为此撰长文予以辩论，以无视听。学术上有差别观点原无可厚非，但是出语惊人，独树一帜，以至用一些刻薄的话语向前辈脸上抹黑，只能表白本身之浅薄蒙昧！我劝关心《衲史》的伴侣，读一读王绍曾先生新著《目次版本校勘学论集》（上海古籍出书社2005年1月版）中的相关文章，能够了然很多做人做学问的事理。
原载《旧手札息报》2005年第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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