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何讲好云南故事？
——评罗养儒《纪我所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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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我所知集
《纪我所知集》第一次与广阔读者碰头是在1996年，因为是删省点校出书，“故未便以原书名《纪我所知集》行世”，而另拟了《云南掌故》一名。此时间隔成书 （1959岁首年月）已过往30多年时间。固然不是全本，但一经面世仍是引起社会普遍存眷。其时昆明陌头的很多报摊都在售卖此书，其畅销水平不问可知。
“半个世纪磨一剑”
《纪我所知集》
注：《纪我所知集》，罗养儒撰，李春龙整理，由云南人民出书社出书。
2015年，编校者在将原稿全数整理后，恢复了原书名和所删省的内容从头出书，《纪我所知集》得以完全地与世人碰头。
假设云南近现代史上的浩瀚条记小说和私人杂记能够用“如林”那两个字来描述的话，那么，罗养儒的做品是此中绕不开的一座高山，而《纪我所知集》则是那座高山的高峰。
《纪我所知集》全书共计20卷、80余万字，除部门内容摘自其他古籍方志外，大部门内容均为罗养儒一家之言。摘自他著做的部门，也是 “摘其意而录其概，不离原文而又非原文”。
要详尽领会云南近代社会人文风情和汗青掌故，此书是值得精读的上乘之做。
该书排印于1959岁首年月，罗养儒已经是年逾八旬的耄耋白叟。
“余笔于纸上之墨痕，约有五十余万言，论述与缮写，亦耗尽十年力量。”
做者那话说得比力谦虚。从书中一些文章所透露的信息来看，此书并不是持续写做的产品，更非在10年间完成，而是写写停停、停停写写，最早的完成于清末，最晚的写于新中国成立之初。
“十年力量”恐怕更多指的是做者对数十年来的浩瀚漫笔、札记停止增删修订所花往的时间与精神，说《纪我所知集》是 “半个世纪磨一剑”的扛 （gāng）鼎之做也不夸饰。
有助于读懂“近代云南”
《纪我所知集》 有助于我们领会旧时代的社会百态，穿越时空隔阻，近间隔“触摸”近代云南。
那本书的一大特征就是内容博识，记叙细微。
“全书除不涉及滇云文献之外，其内容涵盖之普遍，记叙之细微，实为云南史料条记之冠，堪称近代云南社会风物的百科全书！”（《罗养儒先生稿本概说》，墨端强）
那并不是过誉之词。好比，在以农业为收柱财产的封建时代，若何食饱肚子是苍生最关心的话题之一。《纪我所知集》对 清末云南人的“菜篮子”停止了详尽进微的描写，在涉及昆明人“口腹之欲”的几篇文章中，罗养儒关于昔时的菜市场次要设在哪个地段、卖菜人来自哪里、穿什么衣服、用什么运输东西、菜有哪些品类、菜摊怎么摆、怎么吆饮、一棵白菜卖几文钱等细节都写得一览无余。
不但是食，关于 “穿住行娱”等内容，罗养儒也是诲人不倦地逐个列举阐明，打开《纪我所知集》，其时的社会市井百态跃然纸上，让人不忍释卷。
我们常用“日出而做，日落而息”来简单归纳综合农业时代人类的生活形态，似乎因为没有“声光电”的加持，天黑之后苍生的独一抉择就只剩倒头大睡了。现实上并不是那么简单，《纪我所知集》为我们供给了另一种解读 清末“夜生活”的视角。
让笔者印象较深的是，清末云南人已开启了 “逃剧形式”。《纪我所知集》中提到，一些人家的妇女会在晚饭之后邀请“瞽 （gǔ）目先生” （即盲人艺人）到家开讲《香山传》《目连传》《祖师传》等“扬琴书”。一部书从头至尾要讲上半个月以至一个半月。更让笔者讶异的是，逃一部书要破费大约二三十两银子，按其时的购置力，那笔钱足够十余口人之家一个月的生活开收。让人不由有 “为了逃求生活操行，云南人也实是拼了”之慨。也正因如斯，虽然其时昆明的盲人多至数百人，但他们仍然可以依靠算命、唱曲、平话等工做养活本身，“竟无一受冻馁之患者”。
昆明扬琴演出，引自《昆明曲剧音乐》
（文化艺术出书社，1990年）
注：“昆明扬琴”是“昆明曲剧”的前身。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搀扶帮助下，昆明人民曲剧团于1957年成立，昆明曲剧做为一种新处所剧种正式降生。剧团的成立，完毕了旧社会盲艺人走街串巷、卖艺求生的漂荡生活。
“逃剧”算是较为“文明”的生活体例，那“不文明”的生活体例罗养儒有没有写呢？还实有。好比，云南人事实什么时候起头打麻将、打牌的？像那种信息，旧社会一般读书人不关心，也不屑于着墨，但对今天研究社会史却比力重要。
《纪我所知集》对此给出了明白谜底：麻将于清光绪二十年 （1894年）传进滇中地域，扑克牌于民国初年传进云南。此前，云南人不搓麻将也不打牌。如许的细节信息，免往了研究者在浩如烟海的史猜中“大海捞针”之苦。那此前云南人玩儿哪些“博戏”呢？单双宝、掷骰 （tóu）子、赶老羊、四门摊等，所在多有。
在同时代的浩瀚云南史料条记之中，难以再找出别的一部小我做品在内容和细节上堪与《纪我所知集》比肩，说它是近代云南的“清明上河图”也不为过。
《纪我所知集》其实不像同期间的一些做品非常讲究“预设门槛”。好比，书中所涉及的人物，既有云贵总督、云南巡抚如许的封疆大吏，也有乞丐、优伶、仆众等社会底层人物，做者对父母官的昏聩无能之处其实不避忌，对底层人民的善行义举也勇于褒扬。固然做者强调是“述而不做”，不合错误笔下所写的内容颁发评论，但现实上字里行间经常表白了本身的批驳立场。
有助于丰富汗青景看的人文内涵
跟着城市化历程的加快，现代人对高楼大厦已经习以为常，一些古色古香的旧街老巷古建筑逐步成为了网红打卡点。旧屋老街不会张口讲话，它的宿世此生还得靠现代人来讲述。讲故事需要素材，而《纪我所知集》已为我们供给了许多人物事迹和典故传说，有助于我们今天进一步丰富汗青景看的人文内涵。
好比，昆明北市区有座霖雨桥，公交地铁也有“霖雨桥站”。 “霖雨桥”是若何得名的？想必良多人对此都很感兴致。
《纪我所知集》中提到，乾隆年间，昆明大旱，曲到夏至仍不降雨。政府为祈雨，根据老例在南城头画了龙、在棋盘山山顶竖起了雨碑，却仍不奏效。做为云贵两省更高长官的鄂尔泰亲赴北郊黑龙潭为民祈雨。
当行至罗丈村时，见一石桥横跨盘龙江，鄂尔泰由此下轿步行至黑龙潭。当祈求完毕分开黑龙潭之后不久，公然天降甜霖，当回到之前石桥下轿处时，风雨顿歇。 “从哪里下轿步行，雨就下到哪里”的那段别致之旅让世人颇为讶异，鄂尔泰于是亲身题写 “霖雨桥”三个字，并命人刻石于桥旁。
今天，罗丈村、霖雨桥和黑龙潭都还在，一个故事把三个地点串在一路，能够为文物古建街区注进更多文化魅力，吸引旅客的目光。
类似于“霖雨桥”如许的小故事，《纪我所知集》中还有良多，值得足够发掘。
有助于发掘“云南往事”
罗养儒为什么要消耗那么多心力来写《纪我所知集》那本书？他在自序中给出的理由是：往事在“今天”就像水泡和闪电一样消逝无存， “此不无令人发作长叹”，要让 “往昔之国度政教，社会情状，民间风俗，得逐个实现于纸上也”。同时，他也强调，本身写的工具都是亲历亲见亲闻，自信有95%的内容实在可信。
需要指出的是，罗养儒的记述并不是严谨的汗青考据，一些内容是他凭记忆、理解在纸上信马由缰，阅读时需重视与史籍档案彼此查对，方能接近本相 （如，他笔下“梁元斌烈士之死”，便呈现了时间和人名错误等硬伤）。
但《纪我所知集》的宝贵之处在于， 留下了浩瀚其他史料所无或甚少记载的内容，在今天显得弥足贵重。
第一，《纪我所知集》里记载了一些时人“未便写”的工具。
好比，清朝光绪年间，当刘长佑、岑毓英主政云南时，其部属中有四人坐在一路时凑成了“一道光景”：吴浚 （云南布政使）瞎了一只眼；钟念祖 （盐法道）瘸了一只腿；徐斌 （营务处大委员）缺了一只手；刘树藩 （善后局总办）是驼背。
有功德者做诗一首嘲弄道： “一眼看尘世，独脚跳龙门，拱背朝天子，只手扶乾坤。”做诗还不算，还贴在总督衙门的府厅官署里给各人看，搞赤裸裸的人身进攻。
像如许的 “秘闻”，一般人无从得知，晓得了也不敢随意写。罗养儒因为家族中有人仕进的缘故得以闻知情形，在《纪我所知集》里记载了若干条清官、贪官、庸官的生动形象，对我们进一步熟悉清代官场寡生相有必然搀扶帮助。还有一些野史所回避或者窜改的内容，做者也给出了别的的记述，对我们从头熟悉云南近代化过程有所助益。
第二，《纪我所知集》里躲着一些今天已经“磨灭的光景”。
好比，清代昆明人在举行婚礼时，在“迎妆日”有用鞭子抽打猪的风俗 （“鞭猪”）。 “鞭猪”风俗今已不存，好在罗养儒记载了它，不然将永久埋没在汗青长河中。同时，做者也声明本身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鞭猪”的来历是什么他也搞不清晰，不忽悠读者。
再如，在涉及近日楼的部门，《纪我所知集》详尽列举了唐继尧、周锺岳、袁嘉榖 （gǔ）、吴琨、王九龄、张维翰等云南军政大员和社会名人所题写的楹联与匾额内容，为今天恢复汗青人文景看供给了重要文献。
第三，《纪我所知集》有助于破译“云南往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批关于清末民国期间的云南老照片陆续面世，对今天的汗青研究供给了重要实物佐证。但因为年久日深、物是人非的缘故，一些照片上所反映的信息难以破译，那不克不及不说是一大遗憾。但笔者发现，《纪我所知集》能在必然水平上搀扶帮助我们解读老照片和文物奇迹背后的故事。
蒋大汉，引自 An Australian in China
（BY G.E. Morrison.1902）
印象较深的是那一幅“巨人像”。照片出自近代出名记者、澳大利亚人莫里循的著做《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但书中图说仅说明“云南巨人” （The giant of Yunnan），那种只言片语底子无助于我们领会“巨人”是谁，仅从照片上也看不出他的身高体重。但《纪我所知集》却记载说，光绪二十年摆布，藩司史念祖有一个“亲兵什长”喊“蒋大汉”， “身重三百四五十斤，高六尺五寸”。照片中“巨人”礼服上所绣的“云南布政使司亲兵”与罗养儒提到的“藩司”“亲兵什长”高度吻合；加上册本出书时间 （1902年）与“光绪二十年” （1894年）相隔不远且契合时间逻辑挨次，我们根本能够确定照片上的“巨人”就是蒋大汉。他是一个身高约2.3米、体重约204公斤的大块头。
不行如斯，《纪我所知集》中还介绍说，藩司史念祖见蒋大汉长得牛高马大，将其招进衙门上班。谁知那厮是个食货，一顿饭要干掉差不多1.5公斤大米、1.8公斤肉和3公斤瓜菜。虽能食却肌无力，双手并用也只能提得动60公斤摆布的工具，体格与劳力严峻不婚配。加上没有文化、脑子反响慢，几个月后就被史念祖所嫌弃，不再重用。一年多后，蒋大汉染病而亡。
《纪我所知集》以细腻的笔触，记述了诸多其他史料所无或语焉不详的内容，对我们从头发掘并讲好 “云南往事”很有搀扶帮助。
最懂云南的“外省人”
罗养儒，引自《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名录》
（云南省文史研究馆编，2004年）
介绍完了《纪我所知集》，我们说说做者生平。
固然罗养儒一生写下了浩瀚做品，但我们却很难用“文人”“学者”那个标签来简单归纳综合他一生的成就。因为他的生平履历其实是太复杂了，说起来以至会让人产生一种难以想象之感。
罗养儒名继春，字兆熙，号问庐、古粤龙平畸士等，本籍广西昭平县 （今属广西贺州市）城厢镇。生年成谜，因为罗养儒的自述与其子女的回忆文章、方志记载、文献档案之间存在较大差别。笔者综合手头多份材料，初步判定他生于1878年，自幼在昆明长大；青少年期间，其父罗守诚先后在马关、绥江、玉龙、宜良、宣威等多地仕进，因“侍父”或省亲之故，罗养儒得以游历三迤各地。除因参与科举和遁藏战乱而几次分开云南，到广西昭平、平乐、桂林等地工做生活外，一生大部门时间都在云南生活 （次要是昆明）。生前处置过外语翻译、教员、中学校长、政府公事员、报纸编缉、戏曲编剧、火柴厂负责人、自在撰稿人、中医等多份职业。1956年被聘为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67岁首年月卒于昆明洪化桥咸阳巷寓所，逝世时年近九旬。
他一生创做了《纪我所知集》《瘦香馆诗录》《瘦香馆咏史录》《红学》《南窗漫笔》《罗养儒医书》《滇事萃言》等多部著做，累计数百万字，对汗青、天文、哲学、医学、红学、文学、戏曲等均有普遍涉及，对云南近代汗青和社会风俗民情记载尤详，堪称 最懂云南的“外省人”。
《纪我所知集》
罗养儒 撰
李春龙 整理
责任编纂：金学丽 墨原
来源：今日民族
出品：云南人民出书社新媒体设想中心
编纂：张益珲 李爽 张丽园
初审：张益珲 复审：马滨 末审：段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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