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人
文丨钱钟书
文人是可奖励的，因为他虚心，晓得长进，其实不拿成分，其实不安天职。实的，文人关于本身，有时比旁人关于他还看得轻贱；他只恨本身是个文人，而且不吝费话、吃力、费时、费纸来证明他不情愿做文人，不称心做文人。在那个岁首儿，那还算不得识时物的豪杰么？
所谓文人也者，照理应该指一切投稿、著书、写文章的人说。但是，在事实上，文人一个名词的利用只限于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之类的做者，前人所谓“词章家”、“无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看”的就是。至于不事虚文，熟知实学的社会科学与天然科学等专家，虽然也洋洋洒洒颁发着大文章，断乎不屑以无用文人自居——固然还够不上武人的资格。不以文人自居呢，也许出于自知之明；因为白纸上写黑字，未必就算得文章。讲到有用，可能可分两种。第一种是废料操纵，譬如牛粪可当柴烧，又象陶侃所谓竹头木屑皆有用。第二种是必须日用，譬如我们关于牙刷、毛厕之类，也大有王子猷看竹“不成一日无此君”之想。全国事物用处如斯之多，偏有文人们还顶着无用的徽号，对着竹头、木屑、牙刷、毛厕，自叹不如，你说同情差别情？关于有用人物，我们无妨也赐与一个名目，以便和文人别离。譬如说，称他们为“用人”。“用人”二字，是“有用人物”的缩写，洽对得过文人两字。如许简洁混成的名词，不应让老妈子、小丫头、包车夫们专有。而且，那个名词还有两个益处。第一，它充满了民主的平等精神，专家参谋跟听差仆人们共顶一个头衔，站在一条线上。第二，它不违犯中国全盘欧化的原则：美国有位总统传闻自称为“国民公仆”，就是各人使唤得的用人；罗马教皇自谦为“奴才的奴才”或“用人的用人”(Servusservorum)；法国大革命时，党人都赶着仆人喊“用人兄弟”(Frèresser vants)；总统等于君，教皇(Pope)等于父(Papa)，在欧美都和用人连带称唤，中国当然效法。
用人瞧不起文人，自古已然，并不是今天朝报的新闻。例如《汉高祖本记》载帝欠好文学，《陆贾传记》更借高祖本身的话来阐明：“乃公立即得全国，安事诗书？”曲捷愉快，名言至理，不愧是开国皇帝的圣旨。从古到今反对文学的人，千言万语，回根还不外是那两句话。“居立即”那两句，在抗战期间读来，更觉得亲热有味。柏拉图的《抱负国》里排斥诗人文人，哪有如许斩截雄壮的口气？柏拉图富有诗情，汉高祖曾发诗兴，吟过《大风歌》，他们两位尚且厌弃词章，更何况那些庸俗得健全的灵长动物。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在《怪杰志》(Les Grotesques)里曾说，商人财主，常害奇病，名曰“畏诗症”(Posophobie)。病原如是：财主偶尔翻开儿子的书桌抽屉，看见一堆写满了字的白纸，既非簿记，又非账目，每行第一字大写，末一字不到底，细加研究，知是诗稿，因而怒冲脑顶，气破胸脯，深恨家门不幸，出此不肖逆子，神经顿成反常。当时此症不单来源奇异，而且富有传染性；每到那个岁首儿，竟能跟炎天的霍乱、冬天的伤风同样时髦。药方呢，传闻也有一个：把古今中外诗文集都付之一炬，化灰吞服。据云只要如法炮造，天然胸中气消，眼中钉拔，并且从此国强民泰，政治修明，武运强盛！至于现代名人与此不异的弘论，则早已在销行极广的大刊物上颁发，人人熟读，没必要赘述。
文学必需扑灭，而文人却无妨奖励——奖励他们不要做文人。蒲伯(Pope)七步之才(Lispinnumbers)，白居易生识之无，此类病入膏肓的先天文人事实是少数。至于一般文人，诚恳说，关于文学其实不喜好，并没有擅长。他们弄文学，似乎旧小说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据说是出于不甚得已，迫不得已。只要有时机让他们跳出火坑，此等可造之才无不废书投笔，改行从良。文学是不利倒霉的事业，前程起码，临近着饥冷，附带了疾病。我们只传闻有文丐；像理丐、工丐、法丐、商丐等名目是历来没有的。至傻极笨的人，若非无路可走，断不愿搞什么诗歌小说。因而不只旁人鄙夷文学和文学家，就是文人本身也填满了自悲心结，关于文学，全然欠缺崇奉和爱敬。譬如十足文人的扬雄在《法言》里就说：“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可见他宁做壮丁，不做文人。因而，我们看见一个特殊现象：一切学者无不气势，神情活现，关于本身所学科目，带吹带唱，具有十二分自信心；只要文人们怀着鬼胎，赔了笑脸，抱愧无限，即便偶尔吹法螺，谈谈“国难文学”、“鼓吹兵器”等等，也似乎水浸湿的皮鼓，敲擂不响。歌德不做爱国诗歌，遭人辱骂，因在《语录》(Gespracechemit Eckermann)里大发牢骚，说不是军士，未到前线，怎能坐在书房里呐喊做战歌。(Kriegs liederschrei benundinZimmersiteenl)。少数文人在善造英雄的时势底下，能谈战术，能做政论，能上条陈，再否则能自认导师，劝告公众。如许多才多艺的人，是不应在文学里藏匿的。只要有时机让他们变更，他们能够立即放弃文艺，别干营生。
雪莱在《诗的辩解》里说文人是“人类的立法者”(legislator)，卡莱尔在《英雄崇敬论》里说文人算得上“英雄”。那些特殊素材的文人只想充任英雄，期看酿成立法者或其他。竟自称是英雄或立法者，难免强调狂；想做立法者和英雄呢，那就是有志长进了。有志长进是该奖励的。有志长进，表达关于现实地位的不称心和耻辱。知耻近乎勇。勇是该鼓舞的，何况在那个期间？
要而言之：我们应当扑灭文学而奖励文人——奖励他们不做文人，不搞文学。
钱钟书：什么是人与人之间最深的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