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京地量学院（现中国地量大学）的第一届结业生，用打趣的说法就是“地量黄埔一期”。但在昔时，我学上地量专业纯属偶尔。上初中时，我对生物很感兴致，父亲又在浙江省卫生厅工做，很期看我往学医。我高中在杭州高级中学，杭高是一所侧重理科的学校，其时结业生学医学文的为数少少。遭到学校气氛的影响，我的兴致逐步转到了数理化标的目的。
高考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度的重心逐步转移到经济上来，急需矿产资本的建立斥候。北京地量学院模仿莫斯科地量勘探学院成立，培育提拔目标是地量工程师，学生学一半地量的课，还要学一半工程方面的课。为了响应祖国号召，连系小我兴致，我就在填报意愿时抉择了北京地量学院。
在抉择专业上，我还遭到舅舅墨庭祜先生的影响。我上高中时寄住在舅外氏，舅舅是我国培育提拔的第一代地量工做者，曾亲手兴办云南、贵州和浙江地量查询拜访所，他其时曾在浙江大学天文系任教。上世纪50年代初，国度筹建新安江水库，舅舅时常带学生往新安江水电站的坝址停止察看，每次回来都带回很多标本。我就觉得地量专业很有意思，认为地量人能够经常游山玩水。
实正学了才晓得，搞地量并非天天游山玩水，现实上是很艰辛的。一些名山大川反而往不成，我才发现本身“误进歧途”了。我所在的水文地量工程地量系，其时是一门新兴学科，4年一共要学37门课，同窗们普及反映课程太多，承担太重。我做为南方人，早饭原来是食稀饭的，但是一早上要上6节课，很随便饿，我最少要食3个大馒头，从此养成了早饭食很饱的习惯。
结业以后，因为其时我国钾肥资本非常欠缺，想从卤水中提炼钾，我就来到四川自贡研究卤水。我还到黑龙江的边境地域查询拜访地下水与克山病的关系。越是偏僻、交通未便利的处所，地量人就越有可能要往。
1966年，国度预备在四川大巴山地域修建铁路，我做为国度科委专家构成员前去援助。工做的处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晚上只能住在帐篷里，睡行军床。有一次，气候预告说要下暴雨，但谁也没想到暴雨来得那么快那么大。我们在一条小河的岸边搭了帐篷，雨下大以后就躲进了帐篷里，可能下了半个小时，听到似乎有良多水桶往河里倒水的声音。因为本地是石灰岩地域，雨水就通过山体里的洞洞缝缝流进河里，水位一会儿涨到一米多高。天快黑时，上游来了良多竹排，本来是山里工场的厂房被淹了，厂里的人只能撑着竹排逃出来。后来，得知那些人到了下流水面开阔的处所，被本地老乡救上来了，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那段惊险遭遇让我很受启发，我实正领会到地下水鄙人暴雨的时候，怎么通过岩溶地域的洞洞缝缝向地表输水。良多人问我，地量人终年在深山老林里工做，有没有碰着山君、豹子，我说我还实没有，但如许的履历比碰着山君、豹子更让人慨叹，也更有收获。那就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不但是为了在顶级期刊颁发文章，仍是扎扎实实地领会问题、处理问题。
上世纪70年代，国际上呈现石油危机，列国都在探觅新能源。闻名地量学家、其时的地量部部长李四光提出，地球是一个浩荡的热库，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量，我们必然要把它开发出来。就如许，我们迎来了地热资本开发操纵的第一个春天。另一方面，在我国良多处所的煤矿呈现热害，严峻影响消费，也需要研究处理。我亲眼看到，因为井下温度太高，摘煤掌子面的工人光着膀子、穿戴裤头，仍是满身是汗。良多矿工为了降温往身上冲冷水，却因而得了关节炎。
我常开打趣说，本身从凉水转到热水，搞了大半辈子，不是“下海”，是“上刀山下火海”。如今，我国地热开发操纵到达了相当高的程度，截至2020年岁尾，我国地热能供热造冰脸积存计到达13.9亿平方米，差不多人均有1平方米的供热造冰脸积是由地热供给的。
我想对如今的年轻人说，本身认准事业标的目的以后，必然要十分固执。我刚起头研究地热时，对那门新兴学科并没有几概念，也是后来一步步研究，才获得如今的一点成就。别的，无论做什么工做都要重视现实，不克不及光躲在书斋里搞理论。我经常跟年轻人开打趣，你们要搞地热，就跟我一路往泡温泉。我想，不管在什么范畴，只要对工做连结热情，就能从中找到乐趣。我也期看，本身从“误进歧途”到有所做为的履历，能给青年一代带来搀扶帮助。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王钟的根据讲述者口述整理）
汪集暘（中国科学院院士，地热和水文地量学家）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