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期间，战乱不竭、政权更迭频繁，动乱的政局使社会情况变得相对宽松。
此外儒学的式微、门阀士族的掌权、民族交换的进一步开展等多种因素的综协感化，也促进了那一期间人们自我意识的醒觉，其时的女性天然而然也遭到时代布景的影响，闪现出新的特征，妒妇就是此中的一类“新”女性。
那么，什么喊妒妇呢？其时的妒妇形象又是如何的呢？
“妒”字有狭义和广义两种阐明。
《楚辞·离骚》中言：“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忌恨。”东汉王逸对其做注曰：“害贤为嫉，害色为妒。”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对“妒”的阐明为：“妇妒夫，从女，户声。”
从狭义上来看，既指妇女对丈夫的忌恨；也指妇女忌妒其他女子的容貌姿色，施妒的主体次要局限于女性。《荀子·大概篇》曰：“士有妒友，则贤交不亲；君有妒臣，则贤人不至。”
从广义上来看，妒则泛指对他人的忌恨，那时其实不拘泥于女子，男性也有妒心。
从广义范畴来说，“妒妇”统指善妒的妇女；从狭义范畴来看，则是指家庭中因丈夫溺爱她人而产生妒意的女子。
因为家庭是中国古代女子最重要的生活重心和活动区域，再加上文献记载的局限性，所以我们讨论的妒妇群体，次要以统治阶级家庭中的正室老婆为主。
魏晋南北朝期间，引发妇女妒意的原因光怪陆离，但究其根源，仍是起于丈夫的感情转移。
此中有因衰朽而妒，因宠而妒，因容色而妒，还有因想象而妒的；忌恨的对象也纷歧，有忌恨丈夫宠妾的，还有忌恨物件的，如忌妒美女和桃花；因妒针对的对象也有差别，大部门是对丈夫的宠妾下手，还有对乳母脱手，少数则是向丈夫下手。
魏晋南北朝妒风存在的范畴非常普遍，上至帝王之家下到布衣之室都不乏妒妇的存在，此中上层贵族女性的妒意尤甚。
根据史料记载，我们总结那一期间妒妇的特征，将其分为虐杀型、威慑型、骄妒型和奇妒型四品种型停止阐述。
一、虐杀型
虐杀型妒妇次要是威胁到别人的人命，那类妒妇的手段极其残暴。妒妇的虐杀行为次要针对的是丈夫的宠妾，出格是有身孕的妾室，此中又以皇室女性的手段最为残暴。
梁元帝的徐妃“酷忌恨，见无宠之妾，便交杯接坐。才觉有娠者，即手加刀刃。”徐妃的行为改变间接表现了妒妇的心理，丈夫的溺爱是老婆妒心产生的重要因素，有嗣者更是妒心转化为暴行的间接导火索，前一秒还推杯换盏、相处和谐的两人，鄙人一秒就要致对方于死地。
惠帝皇后贾南风的妒性，更是后来居上而胜于蓝，在其仍是太子妃的时候，就已经因忌恨而出名，史载其“忌恨多权诈，太子畏而惑之，嫔御罕有进幸者。”贾南风的忌恨剽悍，就连一国之储君都难以招架，其他女子都难以近皇帝之身。不只如斯，她还对丈夫怀孕的宠妾下手，想方设法地致她们于死地，“或以戟掷孕妾，子随刃堕地。”
一个女子以如许的体例虐杀别人，不成谓不残暴。
除了皇室，魏晋南北朝期间一些权臣和官员的家中，也是妒气逼人，她们发泄妒意的体例也是非常凶残。
袁绍的老婆刘氏是三国时有名的妒妇，史载“刘氏性酷妒，绍死，僵尸未殡，宠妾五人，刘尽杀之”，刘氏的忌恨心可谓是到达了极致，丈夫刚死还未下葬，就杀尽丈夫的宠姬；她的手段还不行如斯，为了不让他们有时机在阴曹鬼门关相见了解，就“髡头墨面以毁其形”，可谓是思虑周全，但也实在心狠手辣。
怀有妒心的其实不仅仅只要正妻，姬妾的妒意也是不遑多让，发泄出来也会伤人道命。
三国时，冯方美因貌美遭到袁术的喜欢和宠幸，如许的独宠也给她招来了杀身之祸，袁术诸妾“害其宠，因共杀而悬之，言其自缢。”袁术诸妾一路筹谋谋杀冯方女，是为了制止她一人独享溺爱，此举阐明忌恨之心若失往节造，就会改变为没有理智的妒悍行为。
特殊是在中国古代，男性占据主导地位，女子只能将妒意发泄在其他女性的身上，加剧了女子内部的压迫。
二、威慑型
还有一类妒妇为“威慑型”妒妇，她们的妒意过剩，就连须眉也是难以招架。
东晋丞相王导非常恐惧老婆发妒，曹夫人“性甚忌”，对丞相造定了诸多限造，特殊是不容许他随意纳妾。
时日久了，王丞相不克不及忍耐，只得“密营别馆，寡妾枚举。”夫人晓得后，想要往探个事实，“将黄门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觅讨”，丞相为了向老婆遮掩，担忧夫人晓得之后，情状难以拾掇，“亦遽命驾，飞辔出门，犹患牛迟。乃以左手攀车兰，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狈奔跑。”
此类妒妇次要的针对对象为丈夫，从生活各方面限造丈夫的活动，时刻对丈夫的行为连结警惕，和虐杀型妒妇残暴的手段存在差别，但两者的底子目标仍是一样的，都想要丈夫特有的存眷，不期看夫妻二人之间有他人掺进。
三、骄妒型
魏晋南北朝期间还有一种因骄而妒的妇女。“骄妒”一词见于汉代刘向所撰《列女传·鲁庄哀姜篇》：“哀姜好邪，淫于鲁庄，延及二叔，骄妒纵横，庆父是依，国适以亡，齐桓征伐，酖杀哀姜。”那是书中对哀姜的评判，她因庄公的溺爱而日益骄纵，更是和别人插手干涉国是，方案幻灭之后只落得了个流亡的下场。
汉代骄妒的代表则为赵飞燕姐妹，她们姐妹以美貌获得皇帝的溺爱，赵飞燕更是被封为皇后，盛宠之下“姊妹骄妒，贼害皇子”。那一期间，女子因骄而妒的底气，大多只是来自于丈夫虚无缥缈的溺爱。
到了魏晋南北朝期间，除了依靠丈夫的溺爱之外，女子特殊是上层社会的贵族女性，自己就具有如许的底气。
魏晋南北朝期间，经济的式微和政治的紊乱在给那一期间的人们带来痛苦的同时，也使他们拥有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情况，传统的标准原则遭到冲击，呈现了新的思惟和理论，人道的自觉起头显露。
那一期间的女性，也在那种思潮的影响范畴之内，在必然水平上脱节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勇于表达自我诉求，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都有所提拔。
此外，魏晋南北朝也处于一个民族大合成的重要阶段，各民族不只在政治上、经济上增添了许多交往，差别民族间的文化交换也有所增加，彼此影响，培养了新的社会风貌。
诸多因素的综协感化使得那一期间的女性，有了许多差别的特征，特殊是上层社会中的女性，得到了更多的权力和自在。魏晋南北朝期间的女性在经济、政治、文化教导等方面的权力，都有了必然水平的开展。
因而，那一期间的上层女性在婚姻关系中就掌握了更多的主动权，不需要屈服于丈夫，也不需要想方设法获取丈夫的溺爱，那种依靠丈夫才气在夫家得到优良处境的体例，是她们不需要的，那类女性在魏晋南北朝门当户对的婚姻形式中，已经有足够的底气来保障本身的利益。
比拟之下，那些女性的性格就愈加地外露间接，许多上层女性在未出嫁之前，就已经养成了骄妒的脾气，北齐高回彦的老婆就依靠门第而骄妒。
史载“（回彦）妻魏上党王元天穆女也，貌不美而甚骄妒”，关于回彦的性格记载则为“少朴实，后更改节，纵容好声色，天天酣歌”，老婆边幅欠安天然得不到回彦的喜好，夫妻两边经常发作纠纷。那么，回彦妻骄妒的性格只能是在本身的娘家期间就已经养成。
一般家庭中老婆骄妒最多只会影响夫妻豪情，但在皇室中后妃骄妒的后果非常严峻。《晋书》对此就有清晰的阐述，“孝武帝更不立皇后，宠幸寒微张夫人，夫人骄妒，皇子不繁，乖螽斯则百之道，故灾其殿焉。”
孝武帝偏心张夫人，使得其恃宠而骄，而且妒性爆发，使得皇帝子嗣稀少，摆荡国本，更是违犯了男女连系的最末要义——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
两人的做法严峻违犯了传统礼节，所以上天就降下灾害予以警示。
上述那三品种型的妒妇，引发她们妒意的都是现实存在的人物，是丈夫的心头所爱。在那些妒妇的眼中，恰是因为其他女子的存在才会使丈夫移情，从那个角度来说她们产生妒意最少仍是能够理解的，接下来要介绍的那类女子产生妒意的启事就比力奇异了。
四、奇妒型
在有关魏晋南北朝妒妇的记载中，“奇妒”那个词语呈现地非常频繁，此中有的女子忌恨的对象只是一些物品，有些妇女还因为本身的想象而妒，如许的妒意就来的有些莫名别致了。
晋朝期间，刘伯玉的老婆段氏，仅仅因为丈夫的几句话语就生妒而投河。史载“刘伯玉妻段氏，性妬忌”，伯玉曾经在老婆的面前吟诵《洛神赋》，为赋中描述的女子而倾倒，就向老婆感慨道：“娶妇得如斯，吾无憾矣。”段氏认为丈夫时常在本身面前谈及诗篇《洛神赋》是对本身的不放在眼里，对本身的不满，想要投水以酿成丈夫心中完美的女性。
固然此举是出于获取丈夫喜欢的本意，但手段过于过火，视生命如儿戏。
《妒记》中还有一则类似的故事：“武阳女嫁阮宣武，忌恨。家有一株桃树，华叶灼耀。宣叹美之，即使大怒，使婢取刀斫树，摧折其华。”此女的妒意就很难让人感同身受，竟
然只因为丈夫赞扬桃花都雅，就命人将其砍掉，固然记述可能有夸饰的成分在，但其妒意可谓是昭然若揭。
那些妇人生妒的对象有些都不是现实存在的人，有的仅凭想象就狠下杀手，还有的就连身后仍是满心妒意，由此可见女子的妒性有时没必要依托实人来爆发，更多的则是起于丈夫的感情转移。但共通的是，那些女子的妒意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的范畴，不只给本身还给身边的人形成了困扰和损害。
从上述妒妇的事例和妒妇的差别类型中能够看出，魏晋南北朝期间妒妇在各个社会阶层中都是存在的，上至皇后公主，下到通俗公众，并且不单单是正妻妒心强烈，姬妾们也是妒意兴旺，为了本身独一的筹码，各式刁难丈夫的新宠，以包管本身在家中的地位。
正妻的妒火相对而言愈加间接粗暴，大都想置被妒者于死地，构成妒杀行为。姬妾虽有丈夫的喜爱和庇护，但因为本身地位的低下，大都只能使一些小伶俐和小手段使与其争宠的人失往合作资格，手段比拟之下还没有到狠毒的地步。
此外，妒妇发泄忌恨不满情感的对象也大多同为女性，一方面她们认为是那些女子的呈现才吸引转移了丈夫的重视，破坏了本身的恋爱；另一方面也是对社会现实的无法妥协，固然魏晋南北朝期间的女性，特殊是上层贵族女性的地位，有了必然水平的进步，但是在阿谁以男性为天的时代，女子仍然只能做为须眉的从属品存在，对须眉施加妒行的现象固然实在存在，但相关于对其他女性施暴的数量而言就底子何足道哉。
就连面临唯唯诺诺的丈夫时，“威慑型”妒妇关于丈夫爱声乐女色的天性，也不克不及完全覆灭，只能将其掌握在平安地带以内，更别提其他女子了。
她们对丈夫一筹莫展，心中的怒火又无法压制，就只能转而发泄在比本身地位低的女子身上，构成女性之间的内部压迫，加剧了古代女子本身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