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赋“三种形态”的改变，来看两汉400年兴衰对汉代文学的影响

“诗文互证”，主张以诗证史、以史解诗，陈寅恪的著做《柳如是外传》，就是运用“诗文互证”的典范之做。古代诗人，于我们而言是汗青人物；于阿谁时代而言，却是现代人；因而他们的文学做品，会和其时的时代有密不成分的联络。好比：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开篇就是“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简明扼要介绍事务之后，就是曲抒胸臆。因为“安史之乱”的平定，使杜甫悲喜交加，“生平第一快诗”也就应运而生了。

同样的事理：一个时代的文学做品，必然是其时的时代布景，最生动、间接地反映，两者好像“皮与毛”、“鱼与水”、“花草与土壤”的关系。而“赋”做为一种散韵连系的体裁，是两汉文人的支流写做体裁，但盛极一时之后，又于后世逐步鸣金收兵，回于小流，因而“赋”又被称做“汉赋”。那么两汉400年帝国兴衰，对“汉赋”“三种形态”的改变，有着如何深条理的影响呢？

一、汉初百业凋谢，汉赋的“骚体悲”

萧丞相营做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全国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史记.高祖本纪》

西汉成立之初，丞相萧何建造未央宫，汉高祖刘邦看到宏伟壮丽的楼阁宫阙后。怒气冲发地对萧何说：“秦末乱世至今，全国苍生苦于战乱，现在百业凋谢、民生疲敝，为何要如斯大兴土木呢”？西汉初年，苍生历经“秦末骚动”、“楚汉之争”，生齿锐减、百业凋谢；儒生陆贾主张“无为而治”、“与民歇息”；“文景之治”前后，是西汉经济恢复、开展、富贵的过程。

“已矣哉！国无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罗而死。/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乱世而自躲；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繁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吊屈原赋》节选

那一期间的“汉赋”，与《楚辞》、《离骚》在形式上根本不异，因而又称“骚体赋”，代表人物贾谊。“骚体赋”：常用“兮”等虚词、语气词，多为咏物抒情之做，表达的是一种抑郁、哀怨之情。“已矣哉！国无人兮，莫我知也”，就如斯算了，那个国度没了英明耿直之人，没有一小我能懂我屈原的心啊！于是自投汨罗江，那就是屈原，宁为玉碎亦不瓦全，与“俗流”泾渭清楚。

贾谊则差别，遭到朝臣排斥，出任长沙王太傅的他，有着判然不同的抉择。“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乱世而自躲”：圣人的神明道德是弥足贵重的，需要远离污浊而珍躲；假设麒麟能被束缚，那和羊、狗还有什么别离？在如许污浊的世界里遭到虐待，也是您（屈原）本身的原因；若是有心，九州何处不成辅佐君王，又何必单单迷恋那都城呢？

贾谊的《吊屈原赋》，对投江自尽的屈原，表达了真诚的可惜与哀叹，简单来说就是：不是你屈原不敷贤德，而是你所处的世界过分污浊。虽然贾谊对屈原以身殉国，感应无限可惜，但贾谊其实不附和那种做法，也就是：我钦佩你的气节，但不附和你的抉择。贾谊认为：你们赶我走，那我就走；但是无论情况多邪恶，我都要固执地活下往；只要我的德性操守稳定，在哪里也不会降低我的价值。

因而，“骚体赋”与“楚辞”，形似而神差别，它们别离代表着差别时代的人生看。屈原的思惟中，弥漫着一种浪漫主义、抱负主义思惟，假设不克不及实现人心理想，那如许的人生就毫无意义，也没必要迷恋了。但贾谊差别，汉初除了儒家思惟，道家的黄老之学也很时髦。贾谊认为：麒麟不成以被束缚，那种道德才是最贵重的；要远离都城，我会生出凄凉、哀婉之情；但分开了都城，我也还会固执地活下往。贾谊一样憧憬实现人生价值，但比屈原多了一股道家的逍远气息。而那抱负之外的一分奔放，恰是汉初“儒家”、“道家”并行，推崇道家“无为而治”最生动地表现。

二、汉朝帝国昌隆，汉赋的“大而空”

“文景之治”后，汉王朝的经济空前富贵，汉武帝期间，更是一举击败了帝国更大的威胁——匈奴，将其由“昌盛”，打到了“中衰”。从此汉王朝开启了新的篇章——帝国的昌隆，那段荣誉史盘曲地庇护到了东汉末汉。而那一期间，恰是汉“大赋”昌隆的期间，“汉赋四各人”——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东、西两汉各占2位。

子虚曰：“可。王车驾千乘，选徒万骑，田于海滨。列卒满泽，罘罔弥山，掩兔辚鹿，射麇脚麟。骛于盐浦，割鲜染轮。射中获多，矜而自功。顾谓仆曰：‘楚亦有平原广泽游猎之地饶乐若此者乎？楚王之猎孰与寡人乎？’——《子虚赋》

“汉大赋”的特征：就是极尽展张为能事，通篇描写宏伟壮阔的气象，在结尾时停止嘲笑、劝谏、告诫，是汉帝国同一昌隆期间的产品。齐王出动战车千乘，马队上万，士卒遍及山泽，驰骋于东海之畔，鲜血染红了战车的轮子，最末只为打猎，以充为齐王夸耀的本钱。司马相如通过《子虚赋》，虚构了子虚先生和乌有先生，操纵“子虚乌有”的对话，描写了一场浩荡的打猎排场，那是对“文景之治”后，贵族阶级奢靡生活体例的挖苦。借机向统治者鼓吹，“与民歇息、爱民惜民”的政治主张。

低回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目击西王母？矐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敷以喜 。——《大人赋》

在阴山飞翔踌躇好久，大人（暗指迷信鬼神的汉武帝）末于见到了西王母。西王母一头鹤发，住在山洞中，显得垂垂老矣，万幸的是有三足金乌供其差遣。假设长生不死需要如斯，那纵使活上万代又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关于迷信鬼神的汉武帝，司马相如在《大人赋》中，虚构了“大人”乘龙游历四海，会见诸多仙友的盛景。先是为汉武帝描画了，“仙人中人”的种种非凡，然后画风一转，垂老伶丁的“西王母”呈现了，最末将一切回为了“ 超脱有无单独长存”。以此劝谏汉武帝，不要再逃求虚无缥缈的“长生之道”了。

“汉大赋”：就是“骚体赋”的散体化，或者说是散文化，形式上削减“兮”等虚词，排比相当整洁。内容上多为，九成篇幅描写浩荡的场景，利用大量生僻字“展张”，最初用一成篇幅“讽谏”。因而，扬雄指出“汉大赋”短处——“劝百讽一”。浩荡的展张场景，而漠视了“劝讽”等文思内涵，给人一种“大而空”的觉得。汉武帝读完《大人赋》，反而“飘飘有凌云之志”：似乎实的和仙人们玩耍过一样，而漠视了此中暗躲的一丝“挖苦”神鬼的文章大旨。

三、汉朝四分五裂，汉赋的“小唯情”

“汉大赋”的“大而空”，脆而不坚，无法真诚地表达小我豪情。但在东汉末年，汉朝四分五裂，帝国昌隆不再，社会的动乱和暗中，给文人带来的是忧愤与惊惧。“展张而浩荡”，却贫乏人文豪情的“汉大赋”，就被更利于表达，小我豪情的“汉小赋”代替了。高视阔步的大汉王朝，四分五裂了，取而代之的是动乱与战乱，受尽磨难的人们，迫切地需要一种更利于抒发感情的体裁。因而，“汉小赋”又称“抒情小赋”，“汉大赋”是“骚体赋”的散体化，而“汉小赋”则是“汉大赋”的诗歌化。

惟西域之灵鸟兮，挺天然之奇姿。体金精之妙量兮，合火德之明辉 。性辩慧而能言兮，才伶俐以识机。——《鹦鹉赋》节选

那西域来的灵鸟啊，矗立着不同凡响的姿势。它有着雪白的羽毛，正合大汉火德的红嘴。它本性聪明能吐人语，擅长看察工作的起色。那就是祢衡的《鹦鹉赋》中，对宴会上的奇鸟“鹦鹉”的一段描述。那篇典范的“汉小赋”和“汉大赋”，最曲看的区别就是——没有通篇不熟悉的生僻字了。

痛母子之永隔，哀夫妻之生离 。匪余年之足惜，愍寡雏之蒙昧。背戎狄之下国，侍君子之光仪。惧名实之不符，耻才气之无奇。羡西都之沃壤，识苦乐之异宜。怀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称斯。——《鹦鹉赋》

祢衡在《鹦鹉赋》中：先是描写了鹦鹉的志趣高洁、卓然不群；然后描写了鹦鹉被显贵当做奇鸟，大量捕获的故事，暗指群雄割据场面下，割据政权对文人名流的搜捕与管控；最初用“痛”、“哀”、“愍”、“背”、“侍”、“惧”、“耻”、“羡”、“识”、“怀”，连续10个动词，描画“鹦鹉”漂泊异乡、思念亲人、困於鸟笼、不克不及展翅高飞，却末为宠物的忧愤、凄苦、感伤之情。

而与被捕获的“鹦鹉”对应的，恰是做者祢衡的履历写照：祢衡持才傲物、喜好嘲笑显贵，曹操征召而不往；孔融力保祢衡才华过人，出仕的祢衡屡次欺侮曹操；曹操不肯背负杀贤之名，将祢衡送给刘表；刘表一段喜爱之后，无法容忍祢衡的脾性，又将其送于江夏黄祖；《鹦鹉赋》恰是此间所做，辗转不停的祢衡自比“鹦鹉”。表示了乱世之中：名流于诸侯，亦如“鹦鹉”与显贵的现象，以及名流们苦闷、忧愤、惊惧的心理。

两汉400年间，“汉赋”履历了“骚体赋”——“汉大赋”——“汉小赋”的改变，其素质是：由诗歌的散文化，再到散文的诗歌化。“骚体赋”对应的是汉初的百业凋谢，表达的多是做者的政治观点和出身慨叹，但悲悼、抑郁中，有一种施展理想的期看；“汉大赋”对应的是汉朝的昌隆期间，没有太多小我压力的文人群体，将“汉赋”散文化，文以载道，以此劝谏帝王，表达的多是小我政治主张；“汉小赋”对应的是汉朝四分五裂，全国群雄割据、混战的场面，“汉赋”再次诗歌化，用于表达小我豪情。但与汉初差别，“汉小赋”做者表达的是：一种对全国动乱的忧愤、惊惧，一种无法排遣的忧愁，而少了汉初那丝抑郁中同化的逍远与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