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你有幸穿越两千年、回到东汉中后期的洛阳城，当街碰上那些冠巾招摇的常识青年时，可万万长个心眼——别随意跟人议论诗歌。
东汉洛阳城遗址。来源/收集
因为你有97%以上的概率被当成斯文莠民，遭到白眼、嘲讽以至是殴打。假设你议论的刚好仍是“古诗十九首”之类的五言诗，那么很可能闹出人命。若你命运足够好，碰上了剩下那3%的概率，那么恭喜你，你已经荣幸地跻身朝廷候补心腹之列了！
啊？
那是咋回事儿？
墨客的全国？
当墨客们刚走上西汉帝国的政治舞台时，他们只是一群顽固、狡诈，但相当弱小的群体。
当他们逐步站稳后，就暴露无遗了——他们垄断了文化教导、摆布了社会言论、掌握了干部梯队，还成天用什么“天人感应”“五行始末”给皇帝和朝廷大臣洗脑。
到西汉中后期，食皇粮的墨客们如小强一般疯狂滋长——《汉书》做者班固曾经吐槽道：“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门生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收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巨匠寡至千余人。”有些所谓的巨匠更是超等话唠，仅就《尚书》中“曰若稽古”那四个字，就能演绎出三万字的讲义来！那么能说，谁受得了！
汉宣帝算是大白人，懂得“汉家自有轨制，本以霸王道杂之”的事理，治全国哪能全听常识分子们忽悠呢！他主持召开了“石渠阁会议”，诡计按朝廷的意愿同一思惟，但会后不久他就往世，此次测验考试宣告失败。
汉宣帝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大汉情缘之云中歌》截图
最初，王莽和一群常识分子们，搞了一次开天辟地的政治尝试。他们按照《周礼》来革新衰亡中的帝国，并把那个尝试性帝国改名喊“新”——成果那个不利的“新”帝国，不出不测地被那帮胆大心急、眼高手低的理论派给搞垮了。
重整河山的汉光武帝刘秀食一堑、长一智，不敢再相信墨客。汉光武帝依靠南阳、颍川、河北的豪强权力拥护而上位，为了羁縻、拉拢那些豪强土霸王，便和他们结成儿女姻亲——刘秀不敢触动业已根深蒂固的豪强权力，只好让他们以血统参股的体例，来配合分享帝国的更高权利。
但光武皇帝的妥协，从一起头就给东汉帝国埋了雷。皇位仅仅两传之后，那些姻亲舅爷们便反客为主，靠挟持外甥而成为帝国的现实仆人。外甥皇帝当然也不平气，又依靠身边的宦官策动还击，从舅爷手中夺回权利。
东汉中后期的汗青，就是一场外戚和宦官轮流独霸帝国权益的乱战。
那场乱战中，业已靠边站的墨客们，只能跑龙套。
当权派固然偶尔也邀请他们进朝参政，但他们可不敢再像西汉一样，以什么“天人感应”“五行始末”为辞，忽悠皇帝退位让贤。他们如今日子其实不怎么好过。
但墨客们胸中有伟大的抱负，他们中的佼佼者，陆续吃苦研究传统政治理论，著书立说、广收门生、秘密交易、朋比牵引，遂逐步上升为学阀世家，子孙世代相继独霸着对经书文义的阐释权。
那就与中世纪欧洲僧侣所饰演的角色差不多了。
外戚做伴侣
欧洲的僧侣以神权庇护王权，东汉的学阀以圣人之说、谶纬之言，庇护皇权。各人玩的是统一套魔术——通过加强意识形态工做，让被统治者变得愈加征服，降低统治成本。口衔圣人之说的学阀们，讲的是“君君臣臣”之道，庇护着“上智与下愚不移”的既得利益次序。
他们给本身标定的人设是如斯清晰，即使是不学无术的豪强外戚，也很称心识到墨客是本身天然的联盟军——所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天然喜好现行次序的庇护者。
所以在外戚当权的时代里，舅爷总会拆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客客气气地邀请有社会影响力的学阀出来仕进。墨客固然也会做出各类姿势，但到底扛不外万钟粟和颜如玉的实香定理。他们十分不情愿地说：“罢了，为了全国苍生，老夫就进世走一遭吧！”或掐指一算道：“自筹的经费不敷学生们食了，老夫仍是往找上将军申领点皇粮吧！”就如许，很愉快地搭上公车往洛阳城，累世为官。
正所谓利之所在、熙熙攘攘，洛阳城里的学阀和候补学阀很快就多到让朝廷食不用、养不起的地步——因为仅仅只是太学生，就到达了三万人之寡！
涌进洛阳城的墨客越来越多，朝廷能供给的“经费”有限，不免合作猛烈。
经学大旨是庇护大一统场面和既有次序的，主力是各路学阀和太学生。冷门身世的宦官和他们的伴侣（次要是商人和庶族田主），恰是既有次序的毁坏者——他们既要从舅爷手里夺皇帝，又要从学阀手里夺体例（喏，或者喊“经费”吧），还要跟世家大族争做土豪——所以正统的墨客和公公，显然就不成能做好伴侣啦！
墨客们只能更拼命地抱紧帝国权利的另一极：舅爷。交投名状的主题是用各类办法腻歪、冲击舅爷的仇敌公公。除了陆续垄断文化教导、把持社会言论、掌握仕宦梯队等传统优势项目之外，后来竟不吝赤膊上阵、斯文扫地对公公们大打出手。
好比说“看门投行思张俭”的张俭，在东部都邮任上时，只因为争道小事，就杀了宦官侯览的母亲和家属、来宾百余人，且“皆僵尸道路”，填井烧屋，以至连鸡犬都不留活口。又如清流指导陈藩，搀扶帮助皇帝的老丈人窦武策动武拆政变，诡计族灭宦官。成果处事挈沓烦琐，反被狗急跳墙的宦官指导曹节率领寡公公们反杀。
影视剧中的窦武。来源/收集
宦官也不傻
那两次事务，间接招致了公公对“正统派”或更切当说喊“经学派”的全面开战。那就是两次“党锢”事务。
公公们固然身世冷微，但脑子其实不傻。
在与墨客的斗争中，他们逐步闹大白一个事理，只要经学的原教旨不改，以“经义”为政治纲领的墨客们就绝不成能跟本身做好伴侣。
于是他们想出一条既釜底抽薪、又杀人诛心的奇策。
为了不让墨客们全数站到舅爷的阵营里往，公公们便啖之以利，忽悠皇帝成立了一个喊“鸿都门学”的大私塾。以和“正统派”大本营的三万太学生相抗衡。
和太学里那些成天鼓捣经学、研究政治、积极参与党争的“正统派”差别，“鸿都门学”的学术专业显然要安然平静得多，他们研究的是诗歌、小说、词赋、绘画、书法那些修身养性的工具。
公公们当然期看墨客们把精神投进到那些中往，因而对“鸿都门学”鼎力推介，学生测验功效及格的，就给大官做；不及格的也给个不错的身世，几做个小官。
从那时候起，经学与文学就算分了家，文学到底算是一件东西仍是一门艺术，从此就扳缠不清。那就为科举时代的“经义”与“文学”之争，埋下了千古伏笔。
“鸿都门学”的学生人数，在顶峰期曾到达一千来人——但与多达三万人的“正统派”太学生群体比拟，又属微不敷道了。所以若穿越回桓灵期间的洛阳陌头，你所赶上的常识分子，有97%的概率是太学生——跟他们，得讲《书》《礼》大义，更好多唱唱《公羊传》“王正月，大一统也”之类的高调。
但不论是太学，仍是“鸿都门学”，毕竟都仍是墨客的阵营，公公们所要依仗的下层冷门盟友，单要靠那条出路参与国度政治仍是很不随便的——说来也很简单，那些市侩老财的子弟们假设实是读书的料，早投到墨客的支流阵营里往了。
所以，公公们痛快忽悠皇帝为本身的盟友翻开另一扇便利之门——买官鬻爵。他们诡计让那些有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却又不具备仕进资格的，通过那种特殊的体例参与到国度政治中来。那个出卖参政议政权力的市场，就设在洛阳宫苑的西园，后世也称为“西园卖官”。
其时的订价机造相当乖巧，现实成交价格经常根据买家的家资名看有所浮动，存在着明火执仗的价格鄙视。好比说基价一万万钱的“三公”，大名流崔烈就能够享受五折实惠，只花了五百万钱就买到一个司徒。但同样是“三公”中的太尉，身世不那么清白的曹嵩（他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曹操的爸爸），就得掏出十倍的代价，也就是一亿钱才气称心如意。
曹嵩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新《三国》截图
我们当然能够说曹老爷是冤大头，不外我们更应该大白如许一个事实——崔大人即使不掏钱，也未必做不到“三公”，曹老爷正好相反，他即使掏了冤枉钱，也做不稳“三公”。所以崔大人固然得了实惠，但未必会赞誉那个办法；曹老爷呢？他固然食了点小亏，但最少称心了一个家族梦想。
那些异想天开的行为，在为那些原来不具备参与国度政权资格的家伙们翻开一道大门的同时，也完全背离了帝国的传统政治轨道——因为从反方面讲，那恰是以褫夺“正统派”的参政权力为代价的，他们当然没有任何理由该往喜好它。
黄巾的冲击
公公们的成功也必定是短暂的，因为帝国浩荡的传统惯性很快就将发作感化。接下来发作的承平道所指导的“黄巾之乱”，又把它拉回本来的轨道。
下层身世的公公们，毕竟和那些深受儒家思惟熏陶的墨客有素质区别。墨客晓得“子不语怪、力、乱、神”，所以他们也不大肯相信那些怪力乱神的工具。但公公们差别，他们不单相信，残破的身体往往还差遣他们更为迫切地往觅觅灵魂的拜托。所以，黄巾之乱发作时，汉灵帝竟发现他所宠任的公公中，竟然有两个承平道的信徒，并且正预备为了虚幻的崇奉而出卖他和他的帝国！
皇帝愤慨了，但他手里再没有此外力量可用——帝国体系体例只给他预备了两套班子，不是外戚，就是宦官。他只得走回用外戚的老路子，请出本身的大舅子何进来担任上将军，负责全国的“剿匪”军事，同时还拉出一帮仍然在“党锢”中的墨客呐喊助威。
在他们的勤奋下，“黄巾之乱”很快被平息了。
靠平息“黄巾之乱”而从头回到政治舞台上的舅爷与墨客联盟，成为挽救帝国的英雄。他们很天然地要求帝国政治从头洗牌，公公们也意识到本身暂时斗不外那些威震全国、又刀把子在手的家伙，容许让步。但墨客还不愿容许，他们还在想着要报两次“党锢”事务之仇，所以袁绍为首的“正统派”们勇敢要求肃除宦官权力，那就使得两边的抵触激化，非不共戴天不克不及告终。
张角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公元189年，汉灵帝往世，两边立即发作火并。先是宦官诱杀上将军何进，随后何进手下的袁绍等人又尽杀宦官，两边两败俱伤——那是人们所熟知的《三国演义》里的故事。
曹魏好诗词，蜀汉写论文
皇权的两大收柱，外戚与宦官一块完蛋，失衡的帝国顷刻间瓦解。乱世的烽烟中，墨客们纷繁化为尘土，然而诗的种子却已播撒生根。
是谁写下了“青青河畔草”，今已无从详考。但后文“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回，空床难独守”之语，却给我们留下了觅踪的线索——那些诗篇，显然不是出自“正统派”士人之手。他们皓首穷经，一生只讲道德操守、微言大义、行文逻辑，在他们眼中，文学并不是感情的拜托。他们之所以还能容忍四言诗，也仅仅是因为《诗经》上就有四言诗，算是“于传有之”，不能不认的特例。至于五言诗，在他们看来不啻于离经叛道的“淫词滥调”，更绝不成能写出“空床难独守”如许的市井艳词来传世。
所以，以“青青河畔草”为代表的汉末五言《古诗十九首》，几乎能够必定是出自“鸿都门学”文人群体之手。
在东汉后期的公公们的关心下，“鸿都门学”创始了五言诗与文学艺术化的先河。那个文人群体有过短暂的灿烂，但随即湮灭在汉末兵火中——灵魂与肉体，竹简与诗歌，都在“十常侍之乱”与董卓焚毁洛阳的灾难中灰飞烟灭。
但汗青毕竟是有蛛丝马迹的。
后人所能看到的，是“建安七子”指导五言诗兴起（《文心雕龙》称汉魏之际“五言腾跃”，从此文学出格是诗歌，乃能够登堂进室而成为艺术。而“七子”之中，沈德潜又说“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曹操还写了很多颇有影响力四言诗（如《步出夏门行》），曹丕、曹植就以五言诗为主了。曹家本是公公之后，又处于挑战正统皇权的地位，天然也就不惮于引领一群邺下文人群体，再多搞出个文学革命来了。
建安七子。来源/收集
反看“正统派”人设的蜀汉文人群体，他们就绝不写诗，更不会写五言诗——他们只写《出师表》《陈情表》《仇国论》如许铿锵有力的论说文。
曹魏写诗，蜀汉议论，本来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