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奴书说”的呈现与对赵孟頫书法评判的影响
黄肖波/文
摘要：明代初期对赵孟的评判与普遍进修，仍然延续着元人的基调。那种现象的产生原因浩瀚，既有汗青的惯性，也有如明初看待文人的社会政策、明代帝王的小我爱好、科举轨制的影响等多方面的因素。明代台阁体之构成与时髦，也与赵氏书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络。
关键词：奴书说；书法评判；影响
明代中期，对赵孟頫的评判起头呈现了背面的声音，吴门书派的李应桢（1431-1493）首当其冲。“奴书”一说，由来已久，而到了明代李应桢那里，他也做出了本身的阐释，介于其身份地位，他的那种说法对吴门书派世人以及之后的明代书坛产生了很大影响。李应桢关于“奴书”的阐述以及对赵的评判，如今已找不到原文，但是根据后人论书，仍然能够梳理出大致脉络。李应桢的晚辈文征明（1470-1559）在李氏书做跋尾中引述了李的话：“公既多阅古帖，又深诣三昧，遂自成家，而古法不亡。尝一日，阅某（文征明）书有涉玉局（苏轼尝任玉局看提举，故称）笔意，因大咤曰‘破却时间，何至随人脚踵，就令学成王羲之，只是别人耳。’”{1}同样做为晚辈的祝允明（1460-1527）针对李氏的“奴书”说特意写了一篇《奴书订》：
觚管士有“书奴”之论，亦自昔兴，吾独不解此。艺家一道，庸讵缪执至是，人世事理，至处有二乎哉？为圆不从规，拟方不按矩，得乎？自粗回精，既据妙地，少自翔异，可也。必也革其故而新是图，将不故之并亡，而第新也与。故尝谓自卯金当涂，底于典午，音容少殊，神骨一也。沿晋游唐，守而勿失。今人但见永兴匀圆，率更劲瘠，郎邪雄沉，诚悬强毅，与会稽分镳，而不察其为祖宗本貌自粲如也（帖间固存）。迩后皆然，未暇遑计。赵室四子，莆田恒守惟肖，襄阳不违典刑；眉、豫二豪，啮羁蹋靮，顾盼自得。看者昧其所宗：子瞻骨干平原，股肱北海，被服大令，以成完躯。鲁曲自云得长沙三昧。诸师无常而俱在，安得谓果非陪臣门舍耶？然后人泥习耳聆，未尝神访，无怪执其言而失其旨也。遂使今士举为秘谈，走也狂简，良不合契，且即肤近。为君谋之，绘日月者，心规圆而烜丽，方而黔之，可乎？啖必谷，舍谷而草，曰谷者“奴餐”，可乎？学为贤人必法渊赐；晞圣者必师孔。违洙泗之邪曲，而曰为孔、颜者“奴贤”“奴圣”者也，可乎？”{2}
借上面史料揣度，李氏认为的不“随人脚踵”，是不克不及在字里行间呈现一点前人笔意的，一旦呈现，即是“随人脚腫”，而不是“本身”了。必是李氏言论有所过激，所以祝允明即便身为晚辈兼女婿，也要著此一篇，以正岳丈之失。祝允明还曾说道：“太仆资力故高，乃特违寡，既远群从(宋人)，并往根源，或从孙枝翻出己性，离立筋骨，别安眉目，盖其所发奴书之论，乃其襟怀自喜者也。”{3}他认为李氏是“资力故高”，所以学书才气“特违寡”，与常人差别，又能自出头具名目。再加上“乃其襟怀自熹也。”细品此语前后，可知祝允明仍是认为李氏之言不是大大都人能承受的常理，而只是“特殊情状”，学书仍是要“践前人”的。
稍翻之后的明代中期晚期书论，能够发现，“奴书”一词起头大量呈现，而且良多与赵书有关。稍晚一些的王世贞（1526-1590）说：“自欧、虞、柳、旭、素以致苏、黄、米、蔡，各用古法损益，独树一帜。若赵承旨则各体具有师承，没必要己撰。评者有书奴之诮，则过分。然谓间接右军，吾未之敢信也。”{4}孙矿（1543-1613）在《李范庵卷》跋语中说；“司寇公称贞伯眼底无千古，至目赵吴兴为奴书。”{5}冯班：（1602-1671 ）“赵松雪更用法,而参之宋人之意,上逃二王,后人不及矣。为奴书之论者不知也。”{6}“赵松雪书出进前人，无所不学，贯串推敲,独树一帜,其时诚为独绝也。自近代李桢伯（应板）创‘奴书’之论,后生耻认为师。”{7}清代墨履贞在《书学捷要》里说：“前人评书，亦有偏徇失实、批驳不公处，至如赵文敏书法，虽上逃二王，为有元一代书法之冠，然风气已谢宋人。至诋以‘奴书’者，李贞伯之失实也；誉之为‘祥云捧日、仪凤冲霄’者，解学士之偏徇也。”{8}其余便纷歧一举例，从中可得结论如下。起首，毫无疑问将赵书称之为“奴书”者，恰是从李氏起头，且“奴书说”除了针对赵书外，还针对书家学古（随人脚腫）。其次，从那么多书家特意提到“奴书”一说，并多为之“归正”，可见那种说法在社会上传播极广（不然又何必别置一喙），冯班身处晚明，他也说的很大白了，自从“奴书说”呈现后，呈现了“后生耻认为师”的现象。因而能够进一步推导，那种说法的提出和大量传播，使后世之人逐步构成了对赵书的一种“刻板印象”，那当是明后期“赵孟頫”及“赵书”评判由褒转贬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后我们来讨论另一个问题。李氏固然反对“随人脚踵”，但他书法的取法却非常耐人觅味。文征明说他“多阅古帖，遂自成家”，“潜心古法，而所自得为多。当为国朝第一”。又说他“李楷法示欧、颜。”{9}如斯则李氏也是学过前人法帖的，且很“潜心”，那他何以后来又提出“奴书”说且反对“随人脚踵”呢？并且现代人的研究也多将吴门书派的重视古法，逃溯到李应桢、徐有贞等吴门前辈身上，那能否矛盾呢？然后看孙矿的话：“然余尝见其（指李）数札。大约从二沈来，亦间做宾之（李东阳，字宾之）、原博（吴宽，字原博）脚手。夫学前人何名为奴？”{10}。上述几人都是“台阁体”之代表。李氏存世做品不多，但都面孔平平，“国朝第一”其实不敢捧场，就算学古，也只能说学的还不敷“到位”，文做为晚辈对吴门前辈多所“捧吹”、“回护”，也是世间常理，{11}文征明的说法能否靠得住，还需讨论。但李应桢三十五岁即进太学成“中书舍人”，官职所限，学不学古且不说，他进修过“台阁体”一事反却是切当无疑的了（且学的二沈、李、吴等时人）。王世贞（1526-1590）又在《三吴楷法二十四冊》跋语中又说“李太仆贞伯凡二纸，一纸临《兰亭记》而行笔皆赵吴兴。公生平以“奴书”诮吴兴，此何也？”“奴书论”自李应桢而发，但李氏却学过赵，那让王世贞大为迷惘。随后他鄙人文立马对此停止了讨论：“《陈言疏》谓中书舍人多至八十余员，盖其时传奉之敝，人所蹙頞捄嗉者，抗言之无隐”{12}。“蹙頞（同“额”）捄嗉”为皱眉难过之意。“传奉”者，指不由吏部铨选，而由皇帝或掌权寺人视进呈珍异的多寡，以谕旨间接录用仕宦的做法。{13}照王世贞的理解来推论，李应桢固然成为中书舍人且进修过“台阁体”，却明显感应了那种选人轨制的短处，许多人借不合理手段获取官位，使“中书舍人”人数增至八十多人。李应桢为人“性刚介难近”（文嘉语），故他固然本身也当过“中书舍人”，却仍要对那种恶劣的社会情况直抒己见（“抗言”）、大发责备。
所以，李应桢之所以提出“奴书”一说，原因正在于他对“传奉”轨制和宦官专政的不满。而“中书舍人”与“台阁体”（且是以赵体为主，不然为何揪着赵书不放）常是“鱼水一家”，再加上他也学过“台阁体”，深知其弊，天然也就“恨屋及乌”了，那种逻辑能够归纳综合为：“恨时政”——“恨台阁体”-“恨赵书”。总之，按王世贞说法，李应桢之“奴书”说的呈现，除对书法自己的责备外，也是一种政治讽喻。
至此我们大致能大白，李应桢之所以反对“随人脚踵”，未必就是他实的反对“学古”，而应是基于对其时社会风气（政治之陈旧迂腐、“台阁体”书风之众多）的不满，产生的一种“反动”心理。他之斥赵书为“奴书”，也并不是是单纯从艺术程度的角度动身，而是基于上述诸原因。不管多么文雅的艺术，只要被现代人所“滥用”，都随便使人情不自禁的心生厌恶（固然艺术形式自己没错），多则俗，俗则恶，“全国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如许的例子其实不足为奇。
此外，且不管王世贞对李氏“奴书说”的推论是史实，仍是他的“一厢情愿”。王氏一见李氏学过赵书，为什么立即将“奴书说”与“中书舍人”、“传奉造”等事（而不是此外原因）联络在一路呢？所以，不管李应桢是不是那么想的，至少王世贞是感触感染到了“传奉造”的陈旧迂腐与“台阁体”的流行（且多“赵书”风气），所以他才会对那两者之间有着灵敏的感触感染。也从侧面反映了赵体书风与明初“台阁体”之间的密切关系。
正文：
{1}（明）文征明．文征明集·卷二十一·跋李少卿帖[M]．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2014：520
{2}（明）祝允明．怀星堂集·卷十一[M]．杭州：西泠印社出书社，2012：274
{3}（明）祝允明．书述[G]//崔尔平编．明清书论集．上海：上海辞书出书社，2011：56
{4}（明）王世贞．艺苑卮言·附录二[G]//华仁德编．历代条记书论彙编．江苏：江苏教导出书社，2002：175
{5}（明）孙矿．书画跋跋[G]//崔尔平编．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店出书社，1995：401
{6}（清）包世臣·艺船双楫[G]//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书社，2007：549
{7}（清）包世臣·艺船双楫[G]//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书社，2007：557
{8}（清）墨履贞在·书学捷要[G]//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书社，2007：661
{9}（明）文征明．文征明集·补辑卷二十四·题祝枝山草书月赋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2014：1375
{10}孙矿．书画跋跋[G]//崔尔平编．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店出书社，1995：401
{11}何良俊《四友斋书论·卷十六》言：“苏州士风……然后辈亦皆推重先达，有一善，则褒崇赞述无不备至”。
{12}（明）孙矿．书画跋跋[G]//崔尔平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上海书画出书社，2007：393（此为孙矿抄录王世贞跋语）
{13}（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九载:“ 成化 末年，寺人 梁芳 辈扶引京师富贾，收购古今玩器进奉，启上好货之心，由是倖门大开……生员、儒士、匠丁、乐工、勋戚、厮养，凡高貲者，皆与并进，名曰传奉。盖命由中出，不由吏部銓选，故名。”李氏任“中书舍人”期间，传奉轨制与宦官专政已然非常疯狂。
（孟云飞转自《艺术评鉴》 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