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二十品”都是造像记。造像记是善男信女在施造佛像时，刻写在佛像下部或旁边石壁上的发愿文，记述供养者的姓名、身份，造像的动机和愿看，造像的题材、起讫年代，等等。所以，造像题记是一种特殊的书法做品。漠视造像记的内容谈书法，就漠视了书法的释教内容；而不谈造像风气只侈谈书法风气，又显然排斥了释教书法在特按时期的风气成因。在释教徒的心目中，造像及造像题记是不成分的一个整体。即使是一个穷困布衣，在败尽家业造了一躯粗拙的佛像后，也肯定要刻上题记。那即是释教书法“龙门二十品”的特殊性。
古阳洞
表现佛法的次要是经和像，故印度僧来中土布道都是经、像并重。魏晋释教的传布特征，一为“格义释教”，以中国人熟悉的典籍来相比释教典故，使人觉得通俗易懂。如慧远在庐山讲经，用《庄子》来释佛典，故其时有许多名流型的高僧，“托怀玄胜，远咏老庄”；另一为士医生参与释教造像，如其时戴逵热衷于造佛像，但已不满是按印度佛像摹仿，而是融进了他本身的抱负，到顾恺之则完满是小我创做了。魏晋时传播《维摩经》，顾恺之画的摩诘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显然带有其时士医生所崇尚的清羸消瘦的审美情趣。
早于龙门石窟的云冈石窟造像，是昙曜僧人奉文成帝之命开凿的，造像形式较多地反映出犍陀罗及印度笈多艺术的特征，造像挺劲宏伟，体微胖、巨大，持重宏伟，衣纹和粉饰摘用阴刻，承汉画像石传统，那种粗暴、充沛的风气显然是北魏人早期的审美趣尚。而到了龙门石窟，几十年过往了，风气已有所改变。龙门石窟中的一尊维摩诘像，其动做、服饰、外型已与顾恺之的造像接近，有秀骨清像的特征。龙门石窟中古阳洞、宾阳中洞、莲花洞等石窟的释教造像，大都已表现出中原艺术的风气。“那时佛像身形扁平细长，面相清癯秀美，眉目疏朗，颏尖唇薄，脖颈细长，两肩削窄，胸平，内著僧祗收，胸前束宽大下垂的带子，外穿‘褒衣博带’式袈裟，下部密褶较多，衣服褶纹为曲平阶梯式”。（《龙门石窟研究论文选》）那显然指的是北魏后期“秀骨清像”式的释教造像。
古阳洞
详细的情状也恰是如许。如北海王元详造像龛完成于太和十八年（494），属于龙门石刻中较早的像。圆拱形的龛中刻一弥勒菩萨及二夹侍菩萨，面庞清癯，颈部细长，双肩瘦削，身段细长，清俊秀逸之姿与早期身躯半圆粗壮的佛像已有很大的差别。菩萨的披巾自双肩搭下后于腹前穿插，穿肘后飘荡，非常轻盈。那是一种崭新的释教造像风气。此外如杨大眼造像龛、孙秋生造像龛、北海王母子造像龛中的释教造像，也都是那种崭新的中原风气。佛像外型的改变只是一个方面，衣服也变成“褒衣博带”式的新款式。外型、服饰的改变还带来了开凿刀法的改变，“龙门二十品”的书法风气与云冈石窟的差别，也正源于刀法的改进。
在那里，我们不只能够看出北魏帝王和王公判美兴趣的改变，也能够看到魏晋士医生的造像兴趣已融进并改动了少数民族的审美趣尚，那是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渗入。那种渗入其实不只表示在造像的改动上，而是影响到北魏整个文化包罗书法的改变。
《北海王元详造像》原石
指出那一点很重要。因为开凿云冈石窟的许多能工巧匠后来大都到了洛阳，陆续参与龙门石窟的开凿。云冈石窟中也有造像记，其书法风气带有北魏初期书法的特征。例如《邑师法宗造像记》（483）、《比丘尼惠定造像记》（489）都是云冈石窟期间的书法做品，字势简古、险劲，用笔拙朴、凝重，都带有明显的隶意，那表白此时的正书开展还未到成熟期。而那种粗暴、古朴、强劲的书法风气，与佛像古朴、粗暴和肥硕的造像风气相一致。至龙门石窟中的“龙门二十品”，其正书的风气特征日趋成熟，方笔中也有很多圆笔（如《始平公造像》），书风虽雄强浑厚，但线条已多向瘦硬、劲健改变，结体也表现更多正书的特征，那与此时秀骨清像的佛像风骨是一致的。所以，不领会龙门石窟释教造像的特征，想实正领会“龙门二十品”是很困难的。
古阳洞
龙门释教造像的艺术性中，显著的特征就是中国化和世俗化。所谓中国化，就是把印度传来的犍陀罗式的披肩大衣改动为从背后向前披覆双肩的袈裟，也就是所谓的“褒衣博带”式。对佛像服式停止革新，又保留了佛像的特征，便让佛像有了“秀骨清像”的慈善。那现实上是将士医生服式融进释教造像，带有明显魏晋士人的审美趣尚。所谓世俗化，是将佛像的严肃厉静神气酿成嘴角微翘的浅笑状，头部稍低，略做俯视态，让佛像变得可敬可亲也可近，而不是塑形成金刚瞋目式的可怖可怕。所以，龙门释教造像的神志和气量与印度佛像差别，没有早期佛像的宗教神异色彩，形象斑斓，线条顺畅，神气可亲，出格是那些连环画似的佛传故事，更是通俗易懂，让人一看便知。那种释教故事的教化功用，能够说是合适其时一般公众的文化水准及赏识习惯的。
《高树造像记》原石
释教造像的那些艺术特征也同样影响着造像记的书法创做风气。起首，造像记的文字中呈现了大量的简化字与别字。关于那一现象，许多学者固然已经看到了，但就是没有与释教造像中的中国化、世俗化联络起来。北魏统治者根本上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少数民族，参与佛像雕琢和造像记雕琢的刻工也是文化水平其实不太高的布衣。因而，他们在刻那些繁缛难写的汉字时，就往往会摘用简化、合并所以，对汉字的简化是“龙门二十品”的一个重要特色。
结体、书写的少数民族化是“龙门二十品”的又一特征。“龙门二十品”被康有为誉为“雄峻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轨”（《广艺船双楫》），结体密切，用笔朴厚。北魏平城期的“体兼隶楷”、结体稚拙，或许恰是因为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写手所写的书法身手不高的做品，于无意中显露出无邪之趣；而龙门造像结体中的“斜画紧结”的新楷体特征，也恰是对楷书形式的一种新逃求，成为魏碑体的一大特征。
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布衣苍生，造像记要表达的都是对佛像的自信心，故书写的布衣化、通俗化是其时一种普及的潮水，魏碑造像记的楷体化也因之敏捷开展起来。那是一种与释教造像同步的形式革命，也是书法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形式更迭。
（本文节选自《龙门造像书法的布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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