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神道设教”的人辞意义
来源：《中国宗教》 做者：刘鹤丹 道教之音
“神道设教”是儒家的传统思惟，语出《周易·看卦·彖传》：“看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全国服矣。”墨熹在《周易本义》中正文说，圣人“看天之神道”来教化苍生，从而全国悦服。详细来说，它包罗两个方面内容：一是爱崇神道，祭天祀神，那是宗教方面的工作;二是推行教化，明礼易俗，那是伦理道德方面的工作。那两方面由“圣人”毗连担任起来，从而将天与人密切合一。
儒家的“神道设教”，既为人的行为找到了合理的、一定的来源根基根据，又不以致人窒息于宗教神权的压制，从而能实正地实现人之为人。我们察看一下“神道设教”的内涵和源流，就能够清晰地看到此中蕴含的那种人辞意义。
统看《周易》，所谓的“神道”，其实指的是“天道”——“神”即“天”，是宇宙中更高的“至上神”。“天”成为更高的神祇，发作于西周，是周代对殷商宗教的一个重要损益。在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殷人所谓的“至上神”被称为“帝”或“天主”。郭沫若的《卜辞通纂》中说，在出土的殷代卜辞中，殷人心中的“帝”不单主宰天然界的晴雨饥馑，也主宰王朝的政务，举凡征战、定都、任官等，都要从命天主之命。而周革殷命之后，周人更是习惯地把至上神称为“天”而不是“帝”，那在《周书》里面表现得十分明显，所谓“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
而在《诗经》中，更能够看出“天”(或说“天帝”)对周人生命的一定性意义——天赐与人和万物以生命，天(帝)是人和万物的鼻祖。天除了赐赉人以生命，还发出号令、指令，教诲人的动作，那就是所谓的“天命”。那次要表示在三个方面。起首，天监视君主和下民，所谓“天命降监”。由此引发的意义在于：人要敬畏天命，遵照天命，而不克不及任其自然。其次，“天命靡常”。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人获得天命，是通过暴力代替殷商政权，恰是在那个过程中萌发了《易传》中所说的“忧患”意识：王朝更替虽由天命决定，但是天命并非像纣王所说那样永久稳定。最初，为了获得天命并庇护天命长久，周人提出了“以德配天”，强调明德慎罚，不违犯天意而胡做非为。周人意识到天命的转移不是肆意的，而是以必然的理性原则为根据，上天不会把大命赐与不可德政的人。敬德者得全国，丧德者失全国。
西周的天命看到春秋期间有了进一步的开展，认为天根据人的德性而赐赉天命或者福祸，称为“天道”。《孔子家语》记载，孔子看周，进太祖后稷之庙，见有金人焉，三缄其口，其背铭文有“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之语。
综上所述，所谓“神道”，就是由殷周至春秋战国一脉相承的天命天道，即天命取决于人的道德。那么，圣人既看“天之神道”，应“设”如何的“教”呢?当然，教诲苍生祭享上天是必不成少的。周初的时候，周公造礼做乐，明白规定了对天祭奠的各类礼仪。而《周易》所反映的祭天祀祖的崇奉也非常强烈。不外，献祭上天的物品再多，也比不上美妙的德性。那就是所谓的“黍稷非馨，明德为馨”。所以圣人看天之神道，就应以道德教化公众。
由圣人教化公众，那也是天之命，天之道。《孟子·梁惠王下》引《尚书》逸文说：“天降下民，做之君，做之师，惟曰其助天主宠之。”那意味着，天神降生下民，替他们立了君，立了师，并要做君、师的人协助上天治理下民，所以才溺爱他们，赐与他们统治的权利;从为君的政务来说，要行德政;从为师的职责来说，要对公众停止教化。而圣人的任务就是使公众觉悟。圣人教化公众，就是要使公众实正成为人，知人兽之别，知人伦道德，实现协调社会。孟子的主张是对孔子“富然后教”思惟的深进。
《易传》继续了孔孟的此种看念，其文多言教化。《象传·临卦》说：“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限，容保民无疆。”《象传·看卦》说：“流行水上，看;先王以省方看民设教。”《象传·坎卦》说：“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性，习教事。”而推行教化，最为简便的办法就是操纵传播已久、深进人心的宗教崇敬，因而《彖传·看卦》主张圣人“神道设教”。《国语·周语上》记载内史答复襄王的话说：“古者，先王既有全国，又崇立天主、明神而敬事之，于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爱崇天神日月，设立祭奠，春分之日拜日，秋分之日拜月，并以此教化公众尊事君主。圣人教诲公众行德守礼，就是崇君尊天的更好表现。
德国的包尔生在《伦理学系统》中说：“要权衡一个民族的文明水平，几乎没有比那更可靠的信号和原则了——那就是看那个民族能否到达了那一水平，地道道德的号令能否得到了它的宗教的撑持，并与它的宗教生活交错在一路。”先秦儒家倡议的神道设教，就是将道德与宗教完美地连系到一路，那种思惟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汗青。虽然在现代社会，宗教似乎远离了人的生活，不外神道设教的意义其实不会因而贬损。也许恰是在现代社会，我们更应该根究儒家神道设教的实正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