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写时：
《紫钗记》写成年代考
（《紫钗记》从草创到写定，颇长的时间跨度，透露多少信息）
一、从《紫钗记题辞》能够得出何种结论？
汤显祖《紫钗记》写定于何时，是汤显祖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
汤氏《紫钗记题辞》称：“南都多暇，更为删润讫，名《紫钗》。”徐朔方先生《玉茗堂传奇创做年代考》等文据此判定《紫钗记》写定于南京；又排比汤显祖从万历十二年八月任职南京至万历十九年六月以言事谪官其间历年情状，判定《紫钗记》写定于万历十五年前后。
可是就在《紫钗记题辞》中还有一节文字：“曲成，恨帅郎多病，九紫、粤祥各仕往……”帅郎即帅机，万历二十、二十一年曾病，二十二年秋复病，引疾自免回，逝世于万历二十三年七月。九紫即谢廷谅，举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官南刑部。粤祥即曾如海，万历二十年举进士，二十二年官福建同安知县，约于次年卒。帅机病而尚在，粤祥仕而未逝，九紫又已官，那个时间的交会点只要一个，即万历二十三年。可见仅据《紫钗记题辞》，我们亦未尝不成得出结论：《紫钗记》“曲成”于万历二十三年。
那么，统一篇《紫钗记题辞》，关于《紫钗记》写成时间能否提出两说而相互矛盾呢？
二、《紫钗记题辞》反映了一个过程
细究《紫钗记题辞》，其实并没有矛盾。汤显祖通过《题辞》对时间跨度相当长的《紫钗记》写成过程做了归纳综合的论述：“《记》初名《紫箫》，实未成……南都多暇，更为删润讫，名《紫钗》。”辞意无非是：《紫箫记》原是一部未完之做，汤氏于南京任职之暇，删润足成并改名《紫钗记》罢了。“曲成，恨帅郎多病，九紫、粤祥各仕往……”则告诉我们，《紫钗记》南京删润本并不是定本，后又经改写，改写过程当完成于万历二十三年，只要此时，汤显祖才自认“曲成”，并才实正感应“了”了一桩“公案”。当然，那之后汤显祖对《紫钗记》还曾续有润饰。传本《紫钗记》第一出《本传开宗》中有句云：“粉饰红泉旧本，题目玉茗新词。”汤氏居玉茗堂是万历二十六年秋以后的事，写那两句词的时间不该更早于此。
三、 关于《紫钗记》写成时间的一条重要素材
汤显祖《玉茗堂批订董西厢叙》为《紫钗记》写成过程供给了重要情状。其文曰：
……令平昌，邑在万山中，人境僻绝，古厅无讼，衙退疏帘，捉笔了霍小玉公案。时取参看，更觉会心。辄泚笔淋漓，快喊欲绝。何物董郎，逼真写照，道人意中事若是。近屠长卿访余署中，遂出相量……乙未上巳日清远道人纂。
做序时间署乙未上巳日，当即万历二十三年三月。徐朔方先生认为此序乃“书贩伪托”，理由是在两点上“露出了做伪的马脚”。其一，徐先生量问说：“汤显祖《题辞》说得很清晰，‘南都多暇，更为删润讫，名《紫钗》’。做者分开南京礼部主事职务至此已经三、四年，何至于再一次捉笔了霍小玉公案？”其二，徐先生说：“年谱（《汤显祖年谱》）考定屠隆到遂昌（平昌）在秋季，叙文却说是三月。做客抽丰，不成能一住半年。”关于第一点，徐先生的量问是不克不及成立的。如前所说，以《紫钗记题辞》做为《紫钗记》写定于南京的立论根据，是对《题辞》的曲解。关于第二点，徐说也不克不及成立。屠隆万历二十三年秋在遂昌，同年三月（上巳日）就无在遂昌的可能吗？起首，细考屠、汤二家诗文，称两边关系为“抽丰”与被“打”的关系，显然是欠妥的。看汤显祖长诗《长卿初拟恣游浙东胜处，忽念太夫人，返棹，怅焉有做》等诗可知，邑在万山中、人境僻绝的遂昌县县令汤显祖，关于屠隆的来游是由衷欢送的。“长卿凌云飘不飞，空谷跫然能至行”，使显祖深感欣慰。“与君发兴期淹留”，显祖挽留屠隆之意是热诚的。留屠隆不得，显祖有《留屠长卿不得》、《平昌送屠长卿回省》等诗纪其事。那些都阐明屠隆在遂昌做长达数月的盘桓不是不成能的。并且汤显祖还有一诗《松阳周明府乍闻平昌得纬实子，形神飞动，急书走迎之，喜做。明府最善琴理》。读诗可知，当时屠隆是一位颇具声看的名流，他的来游，不只使汤显祖有“空谷逢人”之喜，也成为邻县的嘉宾。看诗句“折简到时朝骑发，倾筐迎处夜筵开。长卿大有闻琴兴，许傍琴堂更筑台”，看来屠隆与松阳周明府相得亦甚欢。如许屠隆在遂昌及周边“一住半年”就愈加可能了。屠隆别汤显祖回省既必定为万历二十三年秋，则万历二十三年三月或稍前屠隆正在遂昌完全可能。由此可见，徐朔方先生判定《玉茗堂批订董西厢序》出于书贩伪托的根据是不敷的。
明刻本《玉茗堂批订董西厢》署“乙未上巳日清远道人纂”的汤显祖序，言汤氏改写《紫钗记》及与屠隆交往事均颇切当，与汤氏其他诗文可互相印证，艺术看点也是属于汤显祖的，在传本《紫钗记》中我们确可发现若干受《董西厢》影响的踪迹。文笔亦具汤氏风气。此序当非伪托。既然《玉茗堂批订董西厢叙》为汤显祖之做，则序中所云在遂昌“了霍小玉公案”，当然应被视为证明汤显祖曾在遂昌改写《紫钗记》并完成于万历二十三年之的重要素材。
四、 关于《紫钗记》写成时间的另两条干证
其实，《紫钗记》南京删润本非定本，“曲成”于遂昌，“曲成”于万历二十三年，除《紫钗记题辞》、《玉茗堂批订董西厢叙》可据外，还有种种干证。
王骥德为汤显祖同时代人。所著《曲律•杂论》中说：
（孙如法先生）与汤奉常为同年友。汤令遂昌日，会先生谬赏余《题红》不置，因问先生：“此君谓余《紫箫》若何？”时《紫钗》以下俱未出。先生言“尝闻伯良艳称公才而略短公法。”汤曰：“良然，吾兹以报满抵会城，当邀此君共削正之。”既以罢回不果。
王氏那一节文字虽不克不及做为《紫钗记》“曲成”于遂昌的证明，但“时《紫钗》以下俱未出”，阐明汤显祖在南京据《紫箫记》删润而成的《紫钗记》并未行世；而“当邀此君共削正之”，则证明了汤显祖并未以南京改本为定本，改写事时在念中。
汤显祖《与帅令郎从升、从龙书》亦涉及《紫钗记》写成时间。其文曰：
谒上官不得志，忽忽思回，辄思惟审。或船车中念及半生游迹，论心恸世，未尝纷歧唤惟审也。惟审仙往，里中谁与晤言，浪迹迟回，殆亦以此……《紫钗记》改本寄送惟审繐帐前，曼声歌之，知其幽赏耳。
起首应当订正此书做于何时。显然此书做于万历二十三年秋帅机逝世后、万历二十六春汤显祖弃官回临川前。再据“惟审仙往……浪迹迟回，殆亦以此”，可判定此书不会做于帅机逝世之昔时，当做于帅逝世若干时日以后注。又据“谒上官不得志，忽忽思回”语，参之以汤显祖在遂昌历年诗做，可推定此书以做于万历二十六年春或稍前可能性较大。
书中“《紫钗记》改本寄送惟审繐帐前”是一句与《紫钗记》写按时间关系很大的话。所谓“《紫钗记》改本”事实何所指呢？徐朔方先生阐明说：“‘改本’系就《紫钗》乃据《紫箫》改做，故名。”亦即徐先生所谓万历十五年前后南京本。但研究一下汤、帅交往史，对此不克不及不提出量疑。帅、汤情谊极纷歧般。帅机对汤显祖青年时代做品《紫箫记》的责备，时隔多年，汤仍记忆犹新。假设说寄送帅机“幽赏”者为帅逝世前八年即已写出之剧本，则不情甚矣！何况帅机逝世前三年，即万历二十年，汤“回自岭海”，汤、帅还曾聚会于临川。汤万历二十一年赴遂昌任后又曾有书与帅机。故寄送帅机“幽赏”之“《紫钗记》改本”，完成时间不该更早于此。如完成于帅机生前，则距帅逝世当亦为时不远。《紫钗记题辞》中说：“曲成，恨帅郎多病……”《与帅令郎从升、从龙书》正好可做为此语之佐证。
五、结语
汤显祖从写出未完成稿《紫箫记》，经删润足成改名《紫钗记》，到在遂昌写定之，最初又在临川玉茗堂做刊刻前的润饰，漫长的时间跨度，频频的改动，透露多少信息？梳理之，破解之，会不会有所发现呢？
中外某些传播至今的文学艺术遗产，在人们熟悉的文本、图象背后，或会掩躲着某种密码、踪迹、无音的旁白。浑然不觉，失之交臂，将是文化的遗憾。善思者应勇于担任。但如许一来，学者的劳累，还有没有尽头呢？
注：《汤显祖诗文集》上海古籍出书社1982年版第1280页，《与帅令郎从升、从龙书》，笺曰：“做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乙未”，恐未当。
(《学术月刊》1984年第1期)
（《夏写时戏剧评论自选集》上卷，文化艺术出书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