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清代文字狱档》札记（五）
康熙是一位雄才大概而又比力开通、宽仁的皇帝，在位61年，创始了康熙盛世，给后世留下几颇具传奇色彩的超卓故事。但康熙朝的文字狱故事却其实不多，61年仅发作10起文字狱案，此中还有3件是他亲政以前的案件，阿谁账是不克不及算在他的头上的。做家李国文先生曾有一篇论及中国古代文化专造的文章，却是对康熙持否认立场的，他认为清朝施行暗中文化统造，康熙是首恶祸首，将其和墨元璋等暴君并论，举出的例证就是庄氏史案，说康熙为了一部史乘，竟残杀了那么多人。诚然，庄氏史案是相当惨烈的，但李先生漠视了一点，庄氏史案发案于顺治十八年，了案于康熙二年，而实正的康熙王朝是从康熙八年才起头的。
赃官吴之荣，因密告庄氏史案而从中获得更大利益，此例一开，诬告、欺诈遂成风气。对此，御史田六擅长康熙六年上疏皇帝曰：近来有一批奸民专干诬蔑敲诈的勾当，在北方不说“于七贼党”，便说“逃人”，在南方不说“通海”，便说“逆书”。他定见皇帝颁布谕旨，此后再有栽害他人者，一概“依律反坐”。康熙表达附和。此时康熙皇帝14岁，那位政治早慧的少年天子，固然已有揣度长短的才能，但仍未亲政，因而诬告、欺诈之风仍未得到制止。康熙七年，又发作了一路颤动朝野的顾炎武《启祯集》伪造案。顾炎武是明末清初江南名流，复社成员，清初参与抗清活动，失败后云游四方，此时正在北京。有个喊姜元衡的退休翰林，将此前江南刁民沈天甫为了欺诈而编刻的一本名为《忠节录》的诗集，剪掉二百页，改名为《启祯集》，刊以昆山顾炎武之名，将顾炎武告到官府。就在顾炎武身陷讼事之时，中国的汗青进进了1669年，那一年是清康熙八年，康熙16岁，他亲政了。
康熙八年蒲月，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擒捕了权臣鳌拜，四辅臣时代完毕，文字狱的恶性开展之势立即得到了掌握。更令人钦佩的是，康熙十二年，三藩之乱发作，全国洶洶，兵民相率变节清廷，康熙却能查抄以往政治之失，起头大幅度调整对汉族常识分子的政策，十二年诏命荐举山林隐逸，十七年特开博学鸿儒科，十八年开《明史》馆。他期看通过那些办法争取国内仇视清朝的才高名重之士与他协做。萧山毛奇龄明亡加进抗清武拆斗争，兵败走山寺为沙门，后遁藏缉捕，亡命山谷间，做《续哀江南赋》、《白云楼歌》，拜托对明朝的难忘之情。康熙调整政策，毛奇龄遭到传染感动，博鸿开科，他参与测验，名列一等，授翰林院查抄。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戡定，毛奇龄做《平滇颂》献给康熙。清末章太炎责备毛奇龄“少年苦节，有古烈士风，而晚节不末，媚于旃裘”。其实，象毛奇龄如许一多量素浮国内重看的志士政治立场发作改变，正阐明康熙新政策的胜利。
自康熙肃清鳌拜，到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发，那四十余年间，虽在二十一年发作过一路比力闻名的墨方旦案，但对常识界似乎也并没有什么震动，怀温和宽大常识分子的政策也仍在陆续贯彻之中。其时的思惟界相当活泼，很多被称道为“胜国(指明朝)遗民”的著做都陆续结集出书，康熙年间刊行的顾炎武诗文集中所谓“违碍”之处能够说比比皆是。顾炎武记载了庄氏史案，记载本身若何以死相拒参与官修《明史》，他的“胡拆三百舸，舸舸好红颜”之类的诗句更是对清初满洲贵族暴行的无情鞭笞。王夫之的民族情感较之顾炎武更甚，他在《读通鉴论》中说，全国之大防有二，起首就是“华夏”和“蛮夷”。在他看来，“蛮夷”乃“异类”（不是人类），“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那几乎在公开号召汉族人起来造满清的反。然而在其时都未予追查。清初以来非常灵敏的学术范畴——汗青，颠末函可《变纪》案和庄氏史案，有志于著作故明汗青的人都屏息以待，到那时感应文禁已开，又从头活泼了起来。计六奇的《明季南略》、《明季北略》成书于康熙十年,温睿临的《南疆逸史》成书于康熙四十年。为消除人们的顾忌，规定了非常明白的政策：“凡旧刻文卷，有国讳勿禁；其清、明、夷、虏等字，则在史馆送上谕，无避讳者。”由此可见，康熙的开通和宽大在清朝诸皇帝中，实可说是绝无仅有的。
康熙期间最闻名的文字狱案，是康熙五十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
戴名世，清朝安徽桐城人，号南山，生于清顺治十年。其时，清朝统治未久，汉族人心未服，戴名世自小遭到人们驰念故国思惟豪情的影响，有着很强的民族意识。他天资聪頴，勤奋勤学，年轻时就盛负文名，但不断回绝参与清朝的科举测验，以教书为生。平居好言史事，尤留意明代史事，搜求遗编，网罗传说风闻，有著作之志，欲成一家之言。但中年以后，他对清朝的立场渐渐发作了改变，康熙对汉族人民的怀柔政策，国度民族的同一，社会的富贵和不变，使他熟悉到，那一朝天子，“聪明神圣，四海之内，莫不弹冠振矜，幅辏而出；虽平民之士，亦思奋起，以期无负于盛世”。于是，他于康熙四十四年、五十二岁时参与乡试，中举人；四十八年、五十六岁时参与会试，中第一名进士，殿试获一甲第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然而，就在他筹办赤胆忠心报效大清王朝时，一场灾难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康熙五十年，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参劾戴名世《南山集》多悖逆之语。《南山集》是戴名世的学生尤云鹗，于10年前所编刻，经查，该书悖逆之处次要有二：一是在《与余生书》等文中，不消清朝年号，而用南明弘光、永历等年号；二是将曾降吴三桂，任翰林院承旨的方孝标所著记述南明史事的《滇黔纪闻》收录集内。当时，清朝统治中国已历70年，戴名世不消清朝年号，而用南明年号，出格是《滇黔纪闻》所记，皆明亡后西南抗清史事，将其收录书中，那就明显具有眷恋明朝，以至是反清复明的思惟情感了。于是戴名世被下狱。
左都御史赵申乔参劾戴名世，也是出于挟私抨击。康熙四十八年戴名世参与会试时，中第一名进士，其时士林皆认为状元非戴莫属，但到殿试揭晓，状元却为赵申乔之子赵熊诏所得，戴获第二名榜眼。赵熊诏的才名远不及戴，其时就传言是赵申乔做了四肢举动。赵申乔恐人戳穿，先发造人，觅来《南山集》，欲置戴名世于死地。此案原来就已连累到戴、方（孝标）两家，不料昔时发作的另一路影响很大的案子――江南科场舞弊案，又连累了进来，如许，此案又被报酬地扩展化，连累进来更多的人，以至连太子都参预了进来。
康熙五十年，江南乡试，主考为左必蕃，副主考为赵晋。赵晋和考官方铭等承受盐商程光奎等人的行贿，通同做弊。发榜以后，数百名生员抬着财神到学宫请愿，写了一副挖苦左必蕃、赵晋的对联：左丘明有眼无珠，赵子龙满身是胆。并将“江南貢院”匾额改做“江南賣完”。科场案发后，“传闻两江总督要银五十万两，保全伊等无事”。江苏巡抚张伯行疏奏考官受贿，并疏劾两江总督噶礼“通同监临提调，揽卖举人”。此案经查实后，赵晋拟斩，后他杀；方铭斩决；左必蕃被发配。但是那个噶礼，可是来头很大，是康熙乳母的儿子，又是皇太子允礽一党。但张伯行也非等闲之辈，他是极受康熙皇帝相信的人，被康熙皇帝褒扬为“全国第一清官”。噶礼岂能咽下那口气，大搞株连，戳穿张伯行与《南山集》案有关，说为戴名世《南山集》做序的进士方苞，是张伯行的老友，但张伯行竟不差一官一役提拿；而且《南山集》刻板，由方苞收躲，苏州书肆印行三千余部，身为江苏巡抚的张伯行岂能不知，却其实不诘问。太子允礽也将《南山集》中有关“悖逆”之语摘出，进呈康熙，以助噶礼。此时恰是太子初次被废之后，再次被废之前，储位争夺已达白热化水平，太子的任何行为，城市引起其它政治权力的反响，如许，就使《南山集》案与“立储”之争扭在一路，愈加冗杂化了，被连累的官员和出名人士达三、四百人，包罗尚书韩菼、侍郎赵士麟、御史刘灏等。但康熙皇帝是多么睿智之人，从少年时从政，已历五十余载，对官场那些错综冗杂的关系心知肚明，明白表达张伯行与《南山集》案无关。再者，又逢他六十寿辰，他也不肯让那喜庆的日子沾上血光。康熙五十二年，戴名世被斩，方孝标已死被戮尸，孝标一子一孙被发配黑龙江，其余“得旨全活者三百余人”。如许一个严重的案件，被处死者仅戴名世一人，以至连家属、亲朋都无一人受连累，那在清代文字狱案中是少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