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文吏赵普看五代期间的“私忠”与“大忠大义”
被宋太祖视为臂膀的文吏赵普，早年跟从赵匡胤之父赵弘殷，赵弘殷“待以宗分”。后随赵匡胤为核心幕僚。宋建隆元年（960年）初陈桥叛乱，赵普和赵光义是台面上的胁从。八月，赵普擢兵部侍郎，充枢密副使。建隆三年（962年）赵普擢枢密使，枢密使不带正官自赵普始。
赵普也深得太祖之母杜太后的相信。史载，杜太后每与太祖参决大政，犹唤赵普为书记。太后爱子赵光义每出，太后辄戒之曰：“必与赵书记同行。”建隆二年（961年）杜太后临末，与太祖定传位皇弟赵光义之誓约，赵普在太后榻前草拟誓书。
乾德二年（964年）初，前朝旧臣范量等三人同日罢相，赵普为独相。太祖视如摆布手，事无大小，悉与其咨决。乾德五年（967年），赵普加左仆射，升昭文馆大学士（宰相职位中资看更高的级别）。
赵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并不是深受儒教传统浸淫的中国传统文人，固然只稍通文墨，但熟知治道。传说赵普晚年手不释卷，每回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那就是“半部论语治全国”的来历。
从政治道德评判，赵普充满矛盾：一方面，做为藩镇幕僚，他与中唐以来通俗士卒一样，“唯知其将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并没有大忠大义，而那也是持久乱世中通俗百姓苍生情不自禁，为保人命或逃求富贵名禄的一定抉择。另一方面，赵普极端地效忠于其间接的恩主赵氏家族，以赵氏家族的事业为己任，以至不吝因而惹恼太祖。史载，赵普曾奏荐某报酬某官，太祖不纳。赵普频频奏请，太祖怒而扯破奏牍，掷于地。赵普神采稳定，跪而拾之以回。异日修理旧纸，复奏如初，太祖卒用其人。翊戴功臣皆罢军职后，太祖欲使元老符彦卿管军，赵普抗命，太祖认为符彦卿不会孤负皇恩，但赵普一针见血：“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太祖无言以对，此事遂行。
宋初为相者多龌龊循默，但赵普顽强勇敢，未有其比。赵普常设大瓦壶于视事合中，中外表疏，赵普意不欲行者，必投之壶中，束缊焚之，其多得谤咎，也与此有关，最末招致在太祖后期失宠。
赵普与宋太祖，是汗青上君臣同体的范例。《宋史》论曰：“自古创业之君，其居潜旧臣，定策佐命，树事立功，一代有一代之才，未尝乏也。求其始末一心，休戚同体，贵为国卿，亲若家相，若宋太祖之于赵普，可谓难矣。陈桥之事，人谓普及太宗先知其谋，理势或然。事定之后，普以一枢密曲学士立于新朝数年，范、王、魏三人罢相，始继其位，太祖不亟于酬功，普不亟于得政。及其当揆，献可替否，惟义之从，未尝以勋旧自伐。”
但赵普为人阴邪恶毒，对政治敌手和敌人，常置之死地然后快。枢密曲学士冯瓒深得太祖赏识，赵普忌之，潜令亲信密察其过，后冯瓒被赵普陷赃论死，太祖欲贷之，赵普刚强不成，冯瓒流沙门岛，凡十年不得召。“窦氏五龙”之一的窦仪，操行高洁，学识贯穿古今。太祖屡对大臣称窦仪有执守，欲相之。赵普忌之，乃引薛居正、吕馀庆参知政事，陶谷、赵逄等又相党附，共排窦仪，太祖遂舍弃了重用窦仪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