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分正邪，官有好坏。宋神宗朝的邓绾，官瘾甚大，官秩颇高，以官痞绝学贻笑于世。
科举得中“礼部第一”的邓绾，熙宁三年冬出任甜肃宁州通判，地位仅次于知州。此人“极其佞谀”，好抱权利大腿。彼时王安石执宰，推行变法，邓绾就上书言事，大捧臭脚：“陛下得伊、吕之佐，做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圣泽。以臣所见宁州看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看之，知全国皆然。诚不世之良法，愿勿移于浮议而坚行之。”颂神宗为商汤、周武王般的圣君，捧王安石为伊尹、吕尚式的贤相，把“熙宁新政”吹上了天。
王安石很是兴奋，视邓绾为知音同志，将其力荐给神宗。经当面召对，执政大臣会商，决定要他回知宁州。邓绾晓得后闷闷不乐，颇有怨言：“急召我来，乃使还邪？”他想做京官，说本身当个御史什么的绰绰有余。公然，他改任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圆了京官梦。在开封的成都同亲对他讨官要官的行为极为不屑，各人“皆笑且骂”，指斥连连，邓绾听了，留下句厚黑典范——
“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
旁人笑骂由它往，只要我有高官做就行！此等无耻为官之道，可谓官痞绝学矣。可那寡廉鲜耻的家伙竟然官运利市，一路升迁，从同知谏院、侍御史知杂事、判司农寺，不断做到御史中丞、龙图阁待造、翰林学士。手握大权的邓绾，充任了施行免役、青苗诸法的急前锋，对抵抗新政的富弼、李瑜等官员，中伤、弹劾，致其被罢免、罢官，还将前御史中丞吕公著任用的推曲官、主簿一律撤职，再举荐蔡确、唐坰等为御史，拉帮结派，劣迹斑斑。
倘说市井地痞的保存逻辑为“有奶即是娘”，那么官场官痞的晋身之道就是“有权即为爹”。熙宁七年，王安石罢相，邓绾见风转舵，高攀上与王安石对立的吕惠卿；两年后王安石复相，再度出山，邓绾又掉转枪口，密告吕惠卿在华亭夺人田产，致吕被逐出京师，外放陈州。吕惠卿之弟吕和卿早先创造“手实法”，令民户自报田地、财富，以做纳税根据，尺椽寸土、鸡豚六畜等均须呈报，若有隐匿，一经查实即予以重罚。民、商人人自危，苦不胜言。此时邓绾就又上奏，控诉“手实法”之害，表白与吕氏兄弟划清边界、势不两立，以献媚王安石。如斯官痞，实乃翻云覆雨、投契谋求的宵小之徒，除了争宠固位、升官发家，别无其他。
精于算计的邓绾，也有弄巧成拙、自食其果的时候。王安石二度为相后，邓绾生怕本身跟着王安石的往留而“失势”，就预做权利安放。他上书定见神宗，要重用王安石的儿子和女婿；一旦王安石致仕，仍赐第京城栖身，别让他回回金陵。皇帝把那些告诉了王安石，王安石非常生气，说他“为国司曲，而为宰臣乞恩泽，极伤国体，当黜”。邓绾又推荐名望很坏的人做御史，王安石更是不悦，便“自劾失举”，向神宗查抄本身错看、错用邓绾。神宗即以“费心颇僻，赋性奸回，论事荐人，不安分守”之功，将邓绾外放虢州。官痞总算遭到了小小的赏罚。
邓绾的操行之卑鄙，“俯仰随时”，比如站在井栏圈上打水，“求其立朝不挠，不成得已”。但邓绾之类官痞的呈现，似不克不及过多指摘其官德松弛，究其根源，仍是阿谁选人用人的体系体例机造存有短处。只要选人用人总在小圈子里，由少数人在少数人中挑选、提拔，排挤公开、通明的阳光轨制，那就跳不出伯乐相马的窠臼，搞来搞往，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朝中有人好仕进”的路数。无论什么时代城市有小人、地痞，就看能不克不及设置轨制防线，把他们挡在官场外；或者即使有人混进，也不致让其坐大为患。熙宁新政失败的一大原因，不就是王安石举人不贤，重用了吕惠卿、邓绾、李定等佞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