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不分科，考大学不分系，一学期不消上课的大学生活，你履历过吗(转载)

　　上世纪三十年代，北猛进学测验难，进校以后学期、学年测验都是很松的。上课也很松，我的记忆，除一年级时曾查审问，以后就没有查堂的记忆。有的课，为凑足学分而选，却很少往听课。就我的切身履历而言，我选过王镛传授的天文课。一学期没有往上过课。测验时找不着教室，渐渐忙忙各个教室乱钻乱问，问到了再进往找座位。不上课也能考，王教师出的题老是“你家乡的土特产”或是“你家乡的山水天文形势”之类。你总能答出并且还能够得高分。教师也得好处，他不出都门，不消亲身往查询拜访，年年出那类标题问题，积存起来，他就能够知全国天然天文、经济天文的大势。

　　那时候考大学不分系，考取后进学报到时随意选系。文理科都不分。我进学时选的政治系，大约还有大革命的影响。革命失败了，革命到底为什么失败？想找一下根源。但不久，我发现政治系的课程不合我的抱负。政治系多是些政治轨制、政治理论课，不讲汗青根源，史学系才是我要进的系。进学不久，我就又转进史学系了。那一进一转，使我在课堂听课食了亏。其时课堂排座位是按选课先后排定的。我转进史学系后，座位一般都排在靠后，听课听欠好。碰着口音重的教师讲课，几乎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我到史学系时，系主任墨希祖刚刚被赶走，换上陈寿颐传授。陈先生，广东人，是讲授欧洲中世纪史的，我听过他的“文艺复兴和宗教变革”的课。傅斯年先生告诉我，陈先生很有学问。但他不怎么会讲课，课堂教学不怎么吸惹人。那时课堂教学受欢送的是：胡适、傅斯年、钱穆和陶希圣几位传授。他们讲课都很生动，析理清晰、深入，惹人进胜，处处有他们各自独到的观点，使你钦佩。老一代的学者，学问根底都很扎实，重要古籍都能上口背诵。傅先生讲课引用古书，要找出出处，经常整篇整篇地背诵。背了半天，不在那篇又背另篇。我们都钦佩他记忆力惊人。

　　钱穆先生字宾四，江苏无锡人。无学历，教过十年小学、十年中学，吃苦勤奋，写了几本书，但使他成名的是《刘向歆父子年谱》。胡适、顾颉刚两先生选举他到燕京、北大教书。

　　钱先生讲课，很有声势，也很有特征，固然一口无锡方言，不怎么好懂，但仍然吸惹人。我听过他的先秦史、秦汉史。他讲先秦史，倒着讲，先讲战国，再往上讲春秋西周。我听他一年课，战国讲完，也就到学年完毕了。他讲课讲到自得处，像和人争论问题一样，高声争论，面红耳赤，在讲台上龙行虎步走来走往，那头走到那头，那头走到那头。

　　昔时北大史学系开有几课程，我如今已回忆不起来。我记得西洋史和中国史都开有断代史和专门史。西洋断代史有：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中国断代史有：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史、辽金元史、明清史。专史我记得的有：中国社会史、中国政治思惟史、中国哲学史、文艺复兴、目次学等。有些课程是政治系或哲学系的课，各系的课是能够互选的。系不再分专业，但能够有所侧重。侧重西洋史的要修完西洋史的全数断代史，再修两门中国断代史。侧重中国史的要修完中国史的各门断代史，再修两门西洋史。似乎只要一门课是必修课，就是中国通史。先前不是一小我讲，而是定时代挨次分专题由各家讲述。也没有同一的纲领，列位讲课的人，各打各的拳，各唱各的戏。

　　每门课程，每周大约是2小时或3小时。1小时是1个学分。我不记得4年全数必修几学分，但记得一、二年级每学期是18个学分摆布，三年级是12个学分摆布，四年级只要8个学分了。上课时间少，课余时间多。假设喜欢进修，喜欢研究问题，到藏书楼往的时间就多，根究问题的时间就多。进修生活，在严重中有沉着。

　　北大在教学治理和生活治理方面都是很松的。1931—1932年摆布，我刚进学的一年，查堂仍是比力严，教室座位都有座位号，学生按号进座。查堂的人，对座位号空着的就打缺课。那种轨制，严厉施行的时间其实不长，不久我就没有查堂的印象了。

　　那时同年级的同班同窗，人数都很少。我进学的那两年，史学系似乎是很迎时的系，我们班有26小我。一般课程都是选修的，同堂听课的人可能来自好几个系，也可能来自好几个年级。很少一个课程是一个系一个年级听课。同系同年级那个概念很迷糊。但同系同年级的同窗，相互仍是晓得的，似乎越到高年级越清晰。同班同窗的“豪情”，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

　　史学系因为是“迎时”的系，人数多，有26人。有的小系只要几小我。有的课程只要一两小我听课。少的还有一人的。有一次，我到二院处事，跑进一个教室往问路，正好一位传授对一个学生讲课。后来晓得那位正上课的教师是其时鼎鼎大名的心理系传授汪敬熙。所以学生下一课要告假，更好给教师说一声，免得教师来了没有学生空跑一趟。

　　我在校那一期间，北大偷听生良多。北大红楼四周，住有良多不是北大的学生。他爱听什么课，就定时往上课，谁也不管。那些学生固然不是正式生，却听课认实，进修认实。一般都岁数比力大，有社会体味，对社会对学科理解才能强，阐发才能强，都学得很好。其时就有一句话：“正式生不如旁听生，旁听生不如偷听生。”旁听生指没有选那个课的北大学生，偷听生指底子不是北大的学生。其实，“偷”只是个名词，来“偷”听的人没有一点偷的意识。有一次胡适之先生在课堂上问：“你们哪位是偷听生？不妨，能来偷听更是勤学之士。我只期看你们给我一个名字，是我班上的学生。”我听了胡先生的话，心里很冲动。胡先生高明，宽宠遇人，身教言教，对我人道生长有很大教诲。

　　一个学校的校风是很难成立的，树立了以后，那传统会保留下往，也很难打散消逝。抗战期间，学校播越在昆明，和清华、南开构成西南联大，到抗战成功迁返北京，北大的学术自在气氛仍保留着。张先生说，抗战成功后，他曾到北大听过梁思成传授“中国建筑史”的课。学期结束，梁先生说：“课讲完了，诸位说说如何考法？”听课的近20人，没一个答话。梁先生似是茅塞顿开。于是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举手。”没一人举手。梁先生笑了说：“本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着，向台下做一个大揖。听讲的报以浅笑。“我走出来，觉得北大未改旧家风，心里觉得安抚。”（见《负暄琐话》，黑龙江人民出书社出书，第83页。）如今读来，我也觉得安抚。我也很赏识北大那种学风。

　　本文转自：《师道师说·何兹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