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品三国》：小谈“刘安杀妻”
绚烂海滩
看过《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人必然还记得那个情节：刘安杀妻。该书卷之四“吕布败走下邳城”一节中写到：
却说玄德匹马往山中出亡，正行之间，背后一军来赶，回头
视之，乃孙乾也。相抱而哭。玄德曰：“吾今二弟不知存亡，长幼失散，吾将自尽矣！”孙乾曰：“不成。何不投操，以图后计？”玄德依其言，觅巷子投许都，路上绝粮，于村中求食。但四处，闻刘豫州，皆跪进粗食。忽到一家投宿，其家一后生出拜，问之，乃猎户刘安也。闻是同宗豫州牧至，遍觅野味不得，杀其妻以食之。玄德曰：“此何肉也？”安曰：“乃狼肉也。”二人餍饫。天晚夜宿，至晓辞，往后院取马，见杀其妻于厨下，臂上尽割其肉。玄德问之，方知是他妻肉，痛伤上马，欲带刘安往。安曰：“老母见在，不成远行。”玄德谢了，遂取路出梁城。忽见尘头蔽日，漫山塞野军马来到。玄德迎之，乃是操军也，曲至中军旗侧，下马拜迎。操亦下马答之。说失沛城、散二弟、陷长幼，操亦下泪。更说刘安杀妻为食之事，操令孙乾以金百两赐之。
那个情节的设想的意义，寡所周知是为了凸起刘备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之高。那么那个情节是罗贯中本身诬捏出来的仍是在汗青上实有其事的呢？
严厉的说，罗贯中的那段描述在汗青上仍是有必然根据的。在后汉期间，人食人的汗青记载其实不鲜见。《三国志#8226;程昱传》注引《世语》记载：“初，太祖乏食，昱略其本县，供三日粮，颇杂以人脯”。《三国志#8226;董卓传》中亦云：“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就连汗青上一贯以“弘毅宽厚”的刘备本身，也曾经在本身的属地发作过人食人的惨状。《三国志#8226;先主传》注引《英雄记》载：“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穷饿侵逼，欲还小沛，遂使吏请降布”。《三国志#8226;武帝纪》注引《魏略》中更是有一段如许令人难以置信的记载：
王忠，扶风人，少为亭长。三辅乱，忠饥乏噉人，随辈南向武关。值娄子伯为荆州遣迎北方客人；忠不欲往，因率等仵逆击之，夺其兵，聚寡千余人以回公。拜忠中郎将，从征讨。五官将知忠尝噉人，因从驾出行，令俳取頉间髑髅系着忠马鞍，认为欢笑。
从以上那四个例子能够发现，在其时粮食匮乏、生灵涂炭的时代，人食人的现象时有发作。罗贯中很可能是参照了汗青上的有关记载，停止了加工革新，把《三国志#8226;先主传》注引《英雄记》中刘备在广陵人食人的史实革新成了猎户刘安“杀妻馈刘”了。
那个情节后来引起了一番议论。起首是毛纶、毛宗岗父子，他们先是把罗贯中所写的那个情节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三国演义》中，然后在第十九回总评中先是说：
易牙杀子以飨君，管仲认为非情面不成近，刘安之事，将毋同乎？曰：差别。牙为利也，安为义也。君非绝食，则易牙之烹其子为不情；君当绝食，则介之推自割其肉不为过也。固然，吕布之恋妻也太愚，刘安之杀妻也太忍，唯玄德为得此中。不能不弃而弃之，何必如兄弟之誓同存亡，固不妥学吕布；得保则保之，又谁云衣服之不及手足，亦不妥学刘安。
毛纶、毛宗岗父子认为刘安此举“杀妻也太忍”。在本回夹评中也提到：“古名将亦有杀妻飨士者。妇人不幸生乱世，遂任务如草菅，哀哉！玄德以老婆比衣服，此人以老婆为饮食，更奇”。
通过那两段评语，我们能够看出毛纶、毛宗岗父子只是对刘安的行径感应震动，而对罗贯中加插那个情节的好坏则没有停止进一步的评判。
清人李渔则认为那段情节描述的十分的不合理。他说：“欲以感切之事描述受之者之益处，不知言之过分，反成惨毒”（见《李渔全集》第十卷《李笠翁批阅三国志》）。李渔算得上是最早对罗贯中的描述表达异议的人了。
到了现代，也有一部门专家、学者对“刘安杀妻”停止了研究和阐发。此中具有代表性的要数孙昌熙先生的《如何阅读〈三国演义〉》一书中的看点了。该书评论到：“做者为了表示刘备爱民的特征，所谓仁义素著，因而遭到广阔人民的强烈热闹拥护时，竟不克不及令人心服地写猎户刘安……做者虽企图死力夸饰玄德，却无意中对人民做了严峻的歪曲的描写，因而也就在必然水平上损害了玄德。做者的那种描写是欠亨情面的，非实在的，是拙劣的”。
其实，关于那个问题到底应该若何对待呢？笔者浅见：象刘安杀妻的那个情节，本来就是罗贯中的一个诬捏，固然是小说家言，但是也代表了做者其时所处的时代性的思维。做者把那个构想写进小说，至少阐了然做者甚至其时的思维对那个问题的立场是赞扬的。类似刘安杀妻的故事，其其实中国汗青上也是有发作的。就算是在后汉期间，不也呈现过臧洪“杀其宠姬以食将士”的故事吗？因而，若何对待刘安杀妻，是要站在其时的时代，用阿谁时代的思维来阐发和考虑。按五、六十年代的话说，就是要根据汗青唯物主义的看点来对待那个问题。笔者认为，刘安杀妻的故事就算是实的发作在后汉三国期间或者是在元末明初的紊乱形式下，都纷歧定是“欠亨情面的，非实在的，是拙劣的”，更何况是在罗贯中反映后汉末年“地广而不得耕，公众而无所食”那段悲苦实在汗青的文学做品中，是为了表示公众对“明君”刘备的恋慕。那个诬捏的情节固然有欠妥之处，但是还不至于会到达“欠亨情面的，非实在的，是拙劣的”的地步。无论是看待汗青，仍是看待汗青小说，都应该站在其时特定的汗青情况下来停止阐发和研究，假设只是站在今人的角度上来对待、阐发前人，那是不客看的，也长短常全面的。鲁地先生曾经对此有过精辟的评论：“那不只与做家的详细的时代感触感染有关，并且往往是做家的世界看的全数冗杂性的反映。因而，每一个形象都不克不及孤登时来理解，而应当与他们四周的其他形象联络起来理解”（见《三国演义论集》一书）。笔者认为那种看点长短常中肯的，值得参照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