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文景》2009年11月号）
《聊斋志异》里有个故事（《鸽异》）讲某令郎用赏识鸽贡献晚辈。几天后令郎问：“鸽子怎么样？”晚辈说：“还挺肥。”令郎大惊，不由得说起鸽子的妙处。晚辈说：“食起来倒没觉得纷歧样。” 读到此处已令人莞尔。然而蒲松龄意犹未尽，又说灵隐寺某僧人精心为贵客烹茶，换来的却是淡然。僧人急了，痛快问：“茶若何？”贵客回礼：“还挺烫。” 以上面故事为引子是为了指出，类似的错位也发作在文学责备中，好比阿英先生对晚清吴趼人所写小说《新石头记》（1905）的否认。
《新石头记》写了贾宝玉在晚清再度进世并游历“文明境域”的颠末。他又踏进了社会，参看江南造造局，进修英文、研读西学，履历了庚子国变和高官谗谄，对现实再次破灭，却偶尔进进了一个昌明的“文明境域”，体验陆军和海军的精良，感触感染人造四时。“文明境域”在政治上也开展出了“文明专造”，晚清的种种痼疾似乎在那一“文明境域”中扫荡一清。阿英先生以其学养和布景，有足够的理由厌恶那类小说。起首，他对旧小说续写（他称之为“拟旧小说”）是很恶感的：“窥其内容，实无一足看者。”（《晚清小说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70页；见第十三章“晚清小说之末流”）他指控《新石头记》“何肯定要操纵旧书名旧人物呢？从地坎里掘出死人，来阐明新思惟与新智识，不单失掉事实的严厉性，也会使读者感应无聊，那效果又在什么处所？”（第270页）…… “明知如斯，却偏偏要做，那能够说是在文学生命上的一种他杀行为。”（第270页）
下面先将阿英先生的责备放在一边，进进细读——细细地赏鸽、品茶，看看《新石头记》是不是实地好像“从地坎里掘出死人”，是不是“文学生命上的一种他杀行为”。
先从小说标题问题读起，能够读出两个偏正构造：“新的石头记”或“新石头的记”。对前者能够诘问：“新”《石头记》和旧《石头记》有何差别？对后者能够诘问：新的“石头”和旧的“石头”有何差别？要想全面解答，应该以读完全数小说为前提。限于篇幅，就运用奥尔巴赫在《模仿论》中的办法——通过对有限篇幅的阅读——来求解。下面是第一回中大约两百字的一个叙事段落：
……从此又不知过了几世，历了几劫，老是心如槁木死灰，视千百年如一日。那一天，贾宝玉突然想起，当日女娲氏炼出五色石来，本是备做补天之用，那三万六千五百块都用了，单单遗下我未用。后来固然通了灵，却只和那些女孩子鬼混了几年，不曾酬我那补天之愿，怎可以完了那个志向，我就化灰化烟，也是无怨的了。如斯凡心一动，不觉心血来潮，渐渐的就热念如焚起来，把那前因后果都忘了……（第一回“逢旧仆往事怪迷离，睹新闻关心惊岁月”）
想象若“脂砚斋”再世，必然会批那“突然”两字来得高耸，因为不管第三人称叙事者仍是宝玉的心里独白，都没有对那个突然性供给阐明。在那个叙事单位里，与“突然想起”对应的紧要之处是“忘”——“把那前因后果都忘了”。还有，“前因后果”也是个关键之处，因为新的《石头记》”或“新石头的记”一定要与旧“记”、旧“石头”有千丝万缕的“前因后果”。那一点，做者吴趼人不会不知，所以那“忘”字其实是敷衍。遗忘老是有抉择性的。其实到底遗忘了什么，持续了什么，确实不该该由小说家本身爽快，而应当通细致读往诘问。新与旧的关系就游移在“想”和“忘”之间的“前因后果”里。
由“突然”而“想起”的成果是“热”——“热念如焚”。“脂砚斋”也该不会放过那个再次呈现的“热”字。在《红楼梦》本来里，薛宝钗有“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 。不问可知，薛宝钗的内热即她深躲的欲看。此时宝玉热念如焚，也是欲看在捣蛋。宝玉的“玉”与同音之“欲”的联想，已经起首被王国维在其《红楼梦评论》（1904）中提出了：“所谓玉者，不外生活之欲之代表罢了矣。”不管那一联系关系能否出自曹雪芹本意，“玉”、“欲”两者的冗杂关系在那位宝令郎身上表现得很戏剧性。“欲”不是小我所能掌握得了的。貌似完人之宝钗，尚也不克不及肃除其“内热”，遑论衔“玉”而生的宝玉了。衔“玉”而生的宝玉又是顽石，虽具天资，却无所用于君父。
以上对“热”、“玉/欲”、“玉/石”等的梳理，不是出于什么“索隐”癖好，而是因为那些“冗杂词”（complex words）很关键。燕卜荪（William Empson，1906-1984）所谓的“冗杂词”是指在文学做品里某些词语里面包罗着冗杂以至矛盾的含义，是参透做品的要紧之处。像“热”、“玉/欲”、“玉/石”如许的“冗杂词”是吴趼人塑造新宝玉，新石头时候不成能“忘”的意象关键；阿英先生一句“文学生命上的一种他杀行为”委实不敷以穷尽文本里面的微妙。保罗·德·曼（Paul de Man，1919-1983）也曾提出“中心意象”（central figure）是衍生意义与叙事的十字路口。精湛的文学叙事如《红楼梦》离不开如许的关隘。只要操纵起来那些关隘，《新石头记》才气获得宽广的再叙事空间，而不像阿英先生所说，“拟旧”便招致文学的“他杀”。
阐发了上述“冗杂词”，就能够回到前面阿谁两百字中往深究“发热”的原因了。宝钗要从根子上往热，就要实现她的欲看，而不是往食“冷香丸”。《新石头记》里宝玉要想从根子上往热，仍是要往补天，而不是再往“和那些女孩子鬼混”。从那个角度上理解，无涉闺闱情趣的《新石头记》底子不是一部狗尾续貂的“拟旧”。相反，它回溯到《石头记》的第一回重头再来，其实是“立异”。也能够说，《新石头记》的创做动机是成立在“矫正”旧《石头记》偏离补上帝旨的根底上。那一点，晚清人看得很逼真，好比有时人评道：
……旧石头使阅者泪承睫。新石头使阅者喜上眉。旧石头浪子欢送。新石头国民崇敬。旧石头如昙花也。故富贵富贵一现即杳。新石头如泰岳也。故运营感化亘古长存。……（《月月小说》1.6 ，1907， 第 229-230页.）
该评论签名“报癖”。不管此位“报癖”是不是吴趼人的“托儿”，他的话完全差别于日后阿英先生“地坎里掘出死人”的贬损，更不认为它“会使读者感应无聊”。其实王国维的现代红学创始之做《红楼梦评论》只比吴趼人的《新石头记》早了一年。所以说，晚清的“新”和“旧”是相辅相成的。就算吴趼人用《新石头记》来“他杀”，也是他杀在新红学降生的那一刻。那么晚清报酬什么会在内忧外患的境况下“突然”又让《石头记》“热”起来？借用阿英先生的设问：“那效果又在什么处所？”
那就应该对“天”那个词做一番阐发了。在旧《石头记》里，女娲所补之天表示传统政治与道德次序。既然天已经被补，此石之呈现便纯属余外，其吊儿郎当实属一定。然而做为一个“中心意象”，那个天不断隐含着“解构”的可能。二百年之后到了晚清，解构的时机到了。天已经不是皇天后土的天，而是《天演论》所说“物竞天择，适者保存”的天，不要说君父，就连家都城将不保。宝玉在此时幡然抖擞于经济实业，也即可以阐明为新汗青前提下的补天术了。把“天”的含义搞通后，宝玉的“发热”也就能够理解成又一个“炼”石的过程；前番是被动地由女娲所炼，那回是自我加温。假设把前面阐发的连续串“冗杂词”或曰“中心意象”，好比“热”、“欲”、“石”、“天”逐个审阅，就会发现它们均已经解构了旧《石头记》里的意识形态，足能够撑起一个新的故事了。
第一回还有大约两千字。宝玉已经决意出家，离了青埂峰。在一个破庙避雨时他碰着一个熟睡之人竟是旧仆焙茗。焙茗对本身为何睡在那里，睡了多长时间也不甚大白。该庙中本有个道人在煮粥，那时也已闪开了。那段情节里面的意象：粥、破庙、道人，揣度起来，似乎与旧《石头记》的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里的一个叙事单位又扣上了。此中，革员贾雨村做了林如海家西塾，偶至郭外，见到一座破庙“智通寺”，内有一个老僧人在煮粥，又聋又昏，答非所问。此粥、此庙、此僧，又与更早些的《枕中记》、《邯郸记》等成立了联系关系，其原型又能够逃溯到唐传奇《黄粱梦》。把那些“前因后果”串起来，寓意就出来了：宝玉小我甚至近现代中国人的“摩登”之旅最末可能是“黄粱梦”一场也未可知；就好像贾雨村的平步青云，到头来仍是一场空。那一警示，似乎把近现代和现代的好几代中国人的开展史看都给“解构”在那个黄粱梦里了。晚清小说的汗青穿透力不成小瞧。
第一回的结尾是如许的：
宝玉来到里间，只见窗下放着一个书桌，桌上横七竖八摆了几本书，就坐在旁边，随手取过一本书来，要想坐着看书解闷。打开来一看，是一本《封神榜》。放过不看，又取过一本，却是《绿野仙踪》，那些书都没有看头。又见那边用字纸包着几本书，取过翻开一看，却是些经卷。觉得包书的字纸，甚是离奇，摊开一看，上面横列着“新闻”两个字。闻字旁边破了一个洞穴，似乎还有一个字，却不知他应该是个什么字了。底下却是些小字，细细看往，是一篇论说。看到后面，又列着许多新闻时事，不觉悄悄纳闷。拿了那张纸，翻来覆往的看了又看，也有可解的， 也有不成解的，再翻回来，猛看见第一行上，是：大清光绪二十六年X月X日，即西历1901年X月X日，礼拜日。不觉食了一大惊。要知惊的是什么？且听下回合成。
那一段，与旧《石头记》贾雨村分开智通寺后的工作仍然有联系关系。贾雨村踱进村肆，碰着骨董商人冷子兴，便问：“近日都中可有新闻没有？”由此便引出了“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对处心积虑的贾雨村来说，不啻是极有价值的新闻。在《新石头记》所反映的时代里，获取新闻的路子没必要靠冷子兴，能够通过阅读新式报纸获取。那对重生的宝玉来说不啻是很别致的信息源。他的立场也象征性地代表了晚清新小说家的求新姿势。做为晚清一部“新小说”里的配角，他觉得《封神榜》、《绿野仙踪》等旧小说和佛经 “都没有看头”。与此相比照，宝玉感兴致的是包拆纸——他所没见过的新式报纸。显然，新式报纸无论从形式仍是到内容来看，都是与旧日的邸报、阁抄大纷歧样的媒体。
如斯重振补天之志，热念如焚的宝玉，迫不及待地阅读新报纸，其大志不亚于昔时的贾雨村。那仅仅是《新石头记》的开头罢了。那些个行为莫非还不敷“新”么？那些个行为，必需由贾宝玉——从“地坎”里掘出的“死人”——来做，才愈发显得新。孔子说，温故而知新。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1912 -1991）也从差别的文化传统里说出了类似的话。晚清人对将来的论述一定是对中国传统故事的再操纵与再创造。假设起吴趼人于地下，听到说他写《新石头记》是“文学生命上的一种他杀行为”，那份失落，恐怕比那献鸽子的令郎更甚。开门见山说，文学永久都是在干着“从地坎里掘出死人”的勾当，因为文学必需以此来滋养其千年不坏之身。想象假设文学与旧传统实的分裂了——起头“大变活人”——笔者认为那才必然是“文学生命上的一种他杀行为”。公允地说，《新石头记》的新，必需要有旧《石头记》做根柢：没有旧，新就无从谈起。其实，文学责备不也是“从地坎里掘出死人”的勾当么？新的责备也要不竭地以过往的责备为敌、为师、为友，以此来滋养文学责备的千年不坏之身。
有趣的是，王德威对新与旧的阐明，与阿英正好相反。阿英以“五四”新文学为新，晚清的“拟旧”为旧；而王德威则认为晚清《新石头记》如许的小说饱含着为被后来“五四”所“压造”下往的“现代性”，大谈其新，认为比“五四”横插一杠子的“感时忧国”传统更“新”。如斯逐鹿于现代文学之野的攻防，假设欠亨过对文本的细读来步步为营，那实成了“乱哄哄你方唱罢我退场，反认异乡是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