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黄秋岳的旧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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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馨楼主索看,痛快贴出来。写于六年前当地晚报,其时所见材料很少。不只《聆风移诗》没有,连《花随人圣庵摭忆》也未见,就应约写文章了。文有乱码,抱愧。

  黄秋岳案另有疑问,黄秋岳号“花随人圣”亦有未解。附上我《陈寅恪诗笺释》的片段,祈指证。全诗的笺释有六千多字,其实太长了。

  才如江海命如丝

                ──记黄秋岳

    翻阅新出的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纪年事辑》(增订本),偶见1947年陈寅恪有七律《丁亥春日阅(黄 )花随人圣庵条记深赏其游 台山看杏花诗因题一律》,诗云:

  昔时闻祸费疑猜,今日开篇惜此才。世乱佳人还做贼,劫末残帙幸余灰。荒山久绝前游盛,断句犹牵后死哀。见说 台花又发,诗魂应悔不多来。

  检《冷柳堂集.陈寅恪诗存》、《陈寅恪诗集》,此诗皆已收进;《诗集》并附有吴宓抄存的异稿,题做《题花随人圣庵摭忆后》,文字颇有差别。

    据《纪年事辑》,陈的夫人唐 在此诗诗稿上原注有“删”及“不抄”字样。诗其实不算差,何以要删往?恐怕是碍于此诗所咏的人。

    此人名黄 (1891─1937),字秋岳,号哲维,室名花随人圣庵。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少年时即以诗名,17岁结业于京师译学馆,任七品小京官。李肖聃《星庐条记》载:“梁任公(启超)回自日本,诸报撰文欢送。梁见秋岳文,赞其深妙,认为老宿。及相见,乃方弱冠。用是梁奇爱而痛誉之。秋岳亦昵就梁……及梁为财务总长,乃任为秘书。”1924年任国务院参议。后汪精卫召住南京行政院任秘书。1937年以汉奸功被处决。

    关于黄秋岳生平,可见的素材少少,对其死更是语焉不详。我只找到一本台湾出书的《近世学者与文人群像》(庄练著),对此有所论述:1937年抗战之初,中方拟定江阴封锁方案,欲将游弋于长江的日舰一网打尽,可是谍报泄露,日舰一夜之间尽数逃出长江。经查询拜访,泄密的是在军事会议中负责笔录的黄秋岳。此系抗战时发作的第一桩汉奸叛国案,其时极为颤动。黄的友人梁鸿志(与黄同是福建籍,同是名诗人,同是陈衍门生,1938年也落水亲日,先后任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政府监察院长,1946年被枪决)曾做诗哭之,为其喊不服,但黄在法庭上认可因家累甚重,而为巨款出卖谍报。陈寅恪诗所谓“昔时闻祸费疑猜”、“世乱佳人还做贼”如此,就是说此案的。陈诗称“今日开编惜此才”,对汉奸表同情,难怪夫人要删往。

    至于《花随人圣庵摭忆》,则是黄所做的掌故名著,原连载于南京《中心日报》,黄身后瞿兑之编辑成单行本,因纸张奇缺,仅印一百部。后来香港高伯雨重刊,八十年代上海书店又影印出书,台湾小说家高阳也编有《花随人圣庵摭忆全编》。此书所记次要是清末民初的人与事,引录史料甚多,更兼文摘斐然,一时到处颂扬。陈寅恪的学生石泉回忆:他在1946年得到《摭忆》崐一书,并多有称引,有人不认为然,说汉奸的做品岂可引用?!陈寅恪得知后表达,只要有史料价值,什么素材都能够用。前述陈寅恪诗做于1947年,则陈其时所看的《摭忆》,恐怕也是得之于石泉的。到1962年,陈还托人向石泉借用《摭忆》,认为写《冷柳堂记梦》的参考。《冷柳堂记梦不决稿》现仅存残稿,此中述黄秋岳其人其书云:“……重返清华园,始得读秋岳之书,深赏其 台山看杏花诗‘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留待后来人’之句,感赋一律云……秋岳坐汉奸功死,世人皆曰可杀。然今日取其书看之,则援引博识,论断切确,近来谈清代掌故诸著做中,实称上品,未能够人废言也。”那些话正可做为陈诗的自注。

    除了《摭忆》,黄秋岳最出名的天然仍是诗。清亡时黄年仅弱冠,可他在此以前即已成名立万。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评语云:“秋岳诗工甚深,天才学力,皆能相辅而出。有杜、韩之骨干,兼苏、黄之诙诡。其沈著隐秀之做,一时名辈,无以易之。”黄是近世诗界名人陈衍(就是在《石语》中与钱崐钟书一唱一和,讥损当世文人的那位石遗白叟)的门生,而钱仲联《梦苕庵诗话》则说:“石遗门人黄秋岳、梁寡异(即梁鸿志)二家诗,皆后来居上,秋岳所造尤深邃。”1941年,闻一多在昆明西南联大,针对当时重庆写旧诗成风,曾有惊人之论:“在今天抗日战争期间,谁还热心倡议写旧诗,他就是筹办做汉奸!汪精卫、郑孝胥、黄秋岳,哪一个不是写旧诗的赫赫名家?”由此背面的责备,更可见黄的诗名之盛。

    除了诗,黄又肆力于四六文,陈衍誉为“集清代之大成”。

    除了诗文,黄的书法亦精。他喜集宋词为对联,据说写成五百副之多──陈衡恪(字师曾,即陈寅恪的长兄)喜集宋姜夔(白石)词为联,梁启超受其影响,也集过二三百副,部门收进《苦痛中的小玩意儿》;黄当系受了陈、梁的影响。手头有一本上海书店出的《博古斋躲楹联集》,收有黄所书的一副集姜白石词联,是楷书,秀美不俗,录辞如下:

  秦碑越殿,唤唤登临,最可惜一片山河,南往北来,漫博得幽怀难写;

    象笔鸾笺,老来受用,问谁是六朝歌舞,空城晓角,算而今重到须惊。

   对黄秋岳,我,还有我的伴侣,所知的就只要那么多了。黄秋岳诗文的流布历来少少,现实上,黄的诗我并没有看过几首,《花随人圣庵摭忆》曾因一念之差,失之交臂,也未读过。那不只是因为我辈浅学,其实也因为我们的集体记忆被清洗、被封存的内容已太多了。汗青需要记忆,政治需要遗忘。为了如今时的政治,“准确”的汗青需要浓妆艳抹,“错误”的汗青则需要轻描淡写,甚至彻底抹成空白。而黄秋岳,出格是他的生平,就需要被遗忘。──以上面引用过的《光宣诗坛点将录》为例,它以《水浒传》一百单八将相比清末诗人,其原刊本将梁鸿志拟为地佐星小温侯吕方,将黄秋岳拟为地佑星赛仁贵崐郭盛,推重备至;可在四十年代以后修改正的定本中,近世诗坛绝不成少的梁、崐黄两人竟踪迹全无了,代替其位置的,却是无籍籍名的袁思亮、陈祖壬。

    黄秋岳负一代才名,只落得个黯然收场,并且死后萧条一至于此,实是才如江海命如丝!

  [昔时闻祸费疑猜]

    关于黄氏之死,一般的说法大致是:1937年芦沟桥事情后,蒋介石政府认为全面抗战已不成制止;八一三淞沪抗战前,中方方案在长江下流江面最狭隘的江阴水域摆设封锁,既阻遏日本海军溯江西上,同时掳获仍在长江水域内的日本商轮及舰只;但因方案外泄未果,大都日轮一夜之间逃出江阴封锁线之外。过后查出泄密者是任行政秘书的黄(氵睿)及供职外交部的黄晟父子,遂以汉奸功在此年8月26日一同处死。(21)那是抗战期间第一宗汉奸案,曾颤动一时。(22)

    但曹聚仁量疑此说。他认为黄氏曾经向日本方面供给谍报是实,但他早在1935年春就因遭到思疑而被调离中心政治会议秘书职位,因而已无法参与更高军事会议;故江阴封锁方案的失败与其无关。(23)其友梁鸿志其时有挽诗四首,亦对其案不认为然。(24)而其时报刊所披露的黄氏罪行,似亦仅指其向某国供给谍报。(25)

    陈君葆1937年9月13日日志:“……黄(睿)父子实死不足惜,只以八十万的代价便卖出了我欲封锁扬子江敌舰的方案。”(26)但他稍前的8月21日日志又曾记:“日撤离汉口侨民前,我当局本方案在告急时将长江封锁然后把扬子三十余日舰一一处理。熊斌到北日常平凡举中心整个方案语宋哲元,宋哲元因对手下宣示,不意张自忠甜为汉奸举以告日本,继此遂有日本突将长江各地日侨全数撤离并将汉口租界交还之事。”(27)可见关于江阴封锁方案泄密一事早有其他传说风闻。故曹聚仁的思疑自有理据,黄氏泄露江阴封锁方案一事尚可存疑。疑此公案的构成,是因为江阴封锁方案失败,当局乃在其后处决包罗黄氏父子在内的18名曾向日方供给谍报的间谍,实有泄愤塞责、转移视线之意;而言论、民情受此表示,遂多认为江阴封锁方案泄密与黄氏父子有关。则陈诗所谓“费疑猜”,自是隆重的汗青立场。

    又,夏承焘1936年8月28日日志:“黄秋岳、黄晟父子与其他汉奸共十八人,以二十六日晨枪决。午后(幺番)《石遗室续诗话》,读黄各诗,诚极工,此人可惜可恨。顾宁人(按:顾炎武)谓‘士医生无耻,是为国耻’,此尤不单无耻罢了。拟抄其好诗印为一册,曰黄汉奸诗抄,以伯衡所躲秦桧墨迹冠其封面,骂此等人,使此等人遗臭千古,是忠厚之道,浑非刻薄。”次日又记:“……于报纸见秋岳死前半月所为花随人圣庵摭忆,有一条论日本在元时已用汉奸探敌情,‘我人当认为炯戒’如此,文人言行相背至此,实堪咬牙切齿也。”(28)可见黄氏一案在其时常识阶层中的反响。

  [今日开编惜此才]

    黄氏以诗人名,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秋岳诗工甚深,天才学力,皆能相辅而出。有杜、韩之骨干,兼苏、黄之诙诡。其沈著隐秀之做,一时名辈,无以易之。近服膺散原,气体益苍秀矣。”(29)亦工骈文,其师陈衍称为“能集清代之大成”。(30)

    上海藏书楼躲《聆风(竹移)诗》有叶景葵(字揆初)跋语:“比事精切,属辞安雅,诚为美才。竟以不谨,躬蹈刑辟,惜哉!”同有惜才之意。

    又,钱钟书1943年《题新刊聆风(竹移)诗集》亦有“性毒文章不掩工”句。

  [世乱佳人还做贼]

    用成语“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劫末残帙幸余灰]

    指《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此书各篇原连载于南京报纸,黄氏身后,其友人瞿兑之受黄氏家属所托,整理刊行单行本,以纸张奇缺,仅印百部,标价特昂。(31)此即陈氏所见之本。晚近香港、上海皆有重刊,此书才渐通行。

    吴宓抄稿此句做“随花圣解幸余灰”,另一稿又做“花随人圣有余灰”,亦同样指《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得以存留于世。

    按:花随人圣庵为黄氏室名,故黄氏条记在报纸上连载时以“花随人圣庵摭忆”名其专栏,后成书亦沿用此名。黄氏之所以取此室名未详;宋代曾觌词《蓦山溪•坤宁殿得旨次韵赋照水梅花》:“花随人圣,须信世无双,腾凤吹,驻銮舆,堪与仙境亚。”黄氏室名或与此有关。又,王安石《寓言三首》之一:“若见桃花生圣解,不疑还自有疑心。”(32)清代李慈铭别名桃花圣解庵,有《桃花圣解庵乐府》,其《越缦堂日志》中部门别名为《桃花圣解庵日志》,李氏在日志中自称:“……爰取东坡(按:此似误将王安石误记做苏轼)‘若见桃花生圣解’之语以名其庵,并题其日志为《桃花圣解庵日志》以续《息荼庵》之后。”(33)此处“桃花圣解”之语,似与上述“随花人圣”(咏梅花)辞近而有异,陈氏可能误将二者混为一事,故又以“随花圣解”指代“花随人圣”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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