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
2014年第11期 炎黄春秋杂志
正像《炎黄春秋》2014年第8期中我所描述的，文革中的武斗初级阶段，多半是以乡间的农人为一方，以城里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为另一方，呈农村包抄城市之势。固然1966年8月有《中共中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下达，简称《十六条》，明文宣示“要搞文斗，不搞武斗”，农人们却很少买账。赶上围城的农人，我们红卫兵跟他们争论，说“《十六条》规定若何若何……”，农人会把大嘴一撇：“你们有《十六条》，老子有扁担一条！”被扁担一条屡次教训过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天然不甜心于赤手空拳闹革命的高雅体例，但是不管我们如何地想方设法，老是比对方差了一大截。在武斗的军备竞赛中相对守旧的一方（俗称“老保”即“保皇派”）比激进的一方享有凸起的优势，其中原因不难阐明。比力守旧的那方背地里对走资派很温暖，走资派背地里对他们就很赐顾帮衬。走资派当权多年，手里的有形无形的资本并没有一夜间都给褫夺清洁，关键时刻点拨一下，成果便大纷歧样。待到我们激进派紧随老保们，也用木棒、铁棍、大刀、长矛之类便宜的刀兵武拆起来，武斗的军备竞赛就不成制止地与时俱进，跨上一个崭新的台阶——实枪实弹。在我们那里，那个新台阶大约是1967年的秋季攀登上的。老保那一派得了人武部系统的内部指点，把民兵的军械库给夺了，那当然是明夺暗送。民兵的军械库本来是分离到人民公社和镇一级保管的，武斗一开打，就集中保管了，保管的地点和军械的品种都是极奥秘的，非人武部的指导干部无缘晓得。可我们那儿的老保们一夺就夺了个准，短枪、蛇矛、机关枪、枪弹、刺刀、手榴弹都成龙配套地放在一处，夺来就能分发下往用于实战。而我们一派的人到人武部往夺枪，夺到的都是些没有枪栓的三八大盖或者铁锈丰富的裂牙刺刀，连颗完全的手榴弹都没夺着。你想想看，当敌对一方已经用实枪实弹全部武拆起来，而本身一方却仍是手持粗木棍和尖铁矛，心里哪能不打鼓？我们那时候又没有得高人指点，没揣摩出来“非对称战术战术”，因而成天急得团团转。那期间我们一派的批示部为着保留实力，也曾连夜把少数骨干人员奥秘运送到南京往暂时出亡。那是我第一次有幸在狭隘的卡车车厢里，与颇为倾心的一位同姓差别性的红卫兵指导相对而坐，总期看那出亡之旅越长越好。江苏那时全省分红两大派，一派称“好派”，一派称“屁派”，源于对一次全省范畴内向江苏省原省委及省政府夺权的大行为，是持“好得狠！”仍是“好个屁！”的正反立场。希罕的是，那两大派在本省内打得不成开交，却对安徽省的场面地步持完全一致的立场，通盘站在我们激进造反派的一边。在南京短暂出亡返皖以后，我们就揣摩从哪里弄到多量军械自我武拆。“多量”的意思是成千上万，因为那时候的本派骨干分子已经装备了实枪实弹。我本人做为“文攻队”的主将，即使没有上阵杀敌的荣耀使命，也拥有一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造的驳壳枪，俗称“盒子炮”。年纪固然大了一点，却能力十足，扳机一扣，霹雷如雷，凭我的手劲，底子稳不住它；你明明对准着正前方，枪口会震偏到三十度开外，把摆布并肩的战友吓得鼠窜。好在我分得的枪弹少少，不敷二十发，难以每日开火威胁到战友们的平安。至于那批枪收从何处弄来，却是本派的更高奥秘，似乎是一位很同情我方的民兵干部，怕我们全都亡命于对方绝对优势的武力之下，悄悄通气，半偷半送地让我们得了几十收老爷枪械护身。处理枪荒的目标很快落实到南京军区驻宣城南门造高点的通信站大院里，那通信站就在我们宣城中学的隔邻，它的后部又与一间军用被服厂大院相毗连，范畴极广阔。通信站大院里有几排大平房盖成的军用物资仓库，神异兮兮的军事单元，与学校的男女茅厕只要一墙之隔，固然我们天天上学下学都要路过它的大门口，它却从不露里面本相。本派“革命造反结合批示部”——简称“联指”，对方一派称其为“脸紫”，意思是我们都快要死了——准确得知那几排平房仓库里躲有多量军火，不成能没有内线的传递。那间被服厂里有数百名军人家属做职工，不算是正式的兵士，栖身在县城的布衣社区，十有八九是她们中间某几小我给“联指”的头头们通风报了信。不外“联指”的核心指导层没敢大意，安放了至少一路奥秘核实的操做，传闻是先把通信站的茅厕下水道堵住，接着派人扮做淘大粪的农人，混进通信站大院里，把那几排军用仓库观察得仔认真细。所以当我们接到夺枪的动作号令的同时，也都接到详尽的地形方位介绍，告诉每一小我冲进通信站大院后，应该朝什么标的目的怎么跑、跑多远、怎么进室、怎么撤离。冲击军事禁地——通信站乃属戎行的神经系统，其重要性不言自明——是要冒极大风险的。时至1967年的岁尾，固然已经有江青一帮喊出标语“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打垮带枪的刘邓道路！”“文攻武卫！”等等，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心里仍是没有底。阿谁岁首是章法全乱的时代，也没有任何文件正式公布“严禁冲击军事要地，违者镇压！”的法令不再有效。我们在南京出亡的时候，就亲眼目击包抄着南京军区大院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不敢朝里冲，因为军区司令许世友发了狠话：南京军区担任对台湾和美国第七舰队做战的重任，谁敢冲击他的批示部禁地，格杀勿论！我们宣城的军事通信站，是南京军区管辖，万一那位少林僧人身世的许司令发了毛命令开火怎么办？那许僧人在我们那一带是极有威慑力的，传说他制止任何人不经陈述跨进他的办公室，违者丢下小命。他的老婆有天忘了那条禁令，被他手起一枪击毙；他其时坐在办公桌前，背都没有转过来，手枪是由腋下反腕射击的，可见枪法之准。又传说某次毛泽东也没经陈述走进他的办公室，被他打了一个耳光：“你要不是我的 ，今天也没命了。不外军令不克不及当儿戏，姑且以一巴掌充罚。”可见他治军之严。那类传说的准确性，老苍生无缘求证，但它们的心理效劳，却十足其实，因而“联指”头头们要把高风险因素，纳停止动方案之中。其时最能为我们壮胆的，是林彪和江青的有关讲话，劝戒红卫兵小将不要随意冲击队伍驻地，同时劝戒兵士们万一被小将们冲击，要持胁制立场，多做说服教诲工做。“联指”指导层的摆设由此而定为：让红卫兵做夺枪的前锋，假设队伍不开枪，其他的造反派（他们都是成年人）就跟上往。事实上被当做炮灰使的我们，却觉得遭到极高的重视而扬扬自得；我原来不在夺枪前锋队之列，哇哇喊抗议了一通，才被采用参与。阿谁日曜日早晨8点半钟摆布——拔取那个时刻是要趁队伍兵士歇息日食过早饭正忙于洗衣服之机——我们参军事通信站的侧面倡议突然袭击。五六百名中学生红卫兵的一小部门从侧大门往里强行进进，引得所有值班的兵士全都集中到大门口排成步队阻挠，大部门红卫兵却暗藏在宣城中学围墙的内侧，见势便一拥而上，一人肩头托一人从围墙上翻身而进军营。慌忙之中兵士们跑过来拦截，正中了我方的计谋，势单力薄的大门立时被碰开，紧跟着红卫兵的造反派大步队簇拥而来，军营里立即乱了套。面临着数千名有备而来的夺枪人员，百把名流兵只能高唤毛 语录，秀才碰着兵地做无为的宣导。不外那里的“秀才”其实是兵，那里的“兵”反倒成了秀才。我置身于红卫兵步队里，被动地卷进夺枪的第一波大水，曲扑大平房军械仓库。几百人的冲刺下，仓库门窗登时灰飞烟灭，我还没有醒悟过来，就已经滚到了放满手枪的柜头。我本能地伸手、本能地缩手，把闪着蓝光的崭新的“五四式”手枪一收又一收地塞进外套的口袋、内衣的口袋和所有能插进手枪的裤腰带空隙处。曲到我被压得再也透不外气的当口——四周满是人挤人、人压人、人叠着人，一片挣扎声、号喊声和汗臭味——才从人堆裂缝里爬出来，朝事先“联指”头头们摆设的标的目的撤离。那时候军营里已经是尘埃落定，场面地步清楚。大兵们从最后的慌忙中清醒过来，断定他们人单势薄，无法层层设防、稳扎稳打，于是摘用林彪在东北战场上理论的“三三造”，也就是三个兵士结成一组，围歼一名仇敌。他们集中守在侧门口和围墙的低矮处，见到有不穿戎服的人往外跑，就三对一地围攻上来，先缴械后放人。红卫兵小孩们夺到枪后，多半是谁到手谁先跑，已成散兵游勇。收成丰富的我，气喘吁吁地曲奔围墙，一看那高度，再看无人肩托，就傻了眼：那墙壁千万不是我辈能够纵身而过的；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闯侧大门。守在那儿的几组兵士们一看我，三面合围，把我从空中曲提起来，双脚落空，裤腰带周边的手枪纷繁掉下；然后他们把手伸进我的口袋，又有一番收成——总共缴到七收手枪。我高声抗议，高声号喊，高声骂街，高声威胁，一点用也没有。几个身强力壮的大兵看着我那个不到他们肩头高的男孩在那里口出大言，反倒觉得是一种消遣；无法的我只好满口吐沫星子地被扔出了军营侧门。我的愤怒其实次要不在那七收手枪中的六收，而在此中的一收。我往夺枪的时候，随身带往了那收德国造的“盒子炮”；大兵们不问三七二十一，把它也给收缴了。我回往怎么向组织上交代呢？我们一派那么缺枪，组织上那么垂青我，分给我一把手枪侵占，我却把它给丢了！羞耻啊羞耻！他人往夺枪，要么是夺到的多，要么是夺到的少，最差的也就是白手而回罢了，而我夺到的却是负数。“你是独一的一个往夺解放军的枪反被解放军夺了枪的小将。”我们那派红卫兵的武卫头头“大肚子”跟我说，“你哪算是革命小将，顶多算是芝麻酱，蚕豆酱，酸辣酱。”（全文1万余字） ...[ 以上文字节选自炎黄春秋杂志，阅读全文请订阅本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