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人世的命运：致巴金》， [日]芹泽光治良著，[日]加藤嘉一译，东方出书社2018年6月版，240页，42.00元
日本做家芹泽光治良（1896-1993）《人世的命运：致巴金》（加藤嘉一译，东方出书社，2018年6月）的中译本出书于前年，我是如今才读到。我相信在今天读与在两年前读的感触感染可能有很大区别。就像俗话说的“世事难料”，两年前绝不会想到会在一幅汗青与现实的蒙太奇式拼图——从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猛然拼接到1941年的珍珠港湾，疫情、灾情与狼烟拼接出水深炽热，还有就是隔着大洋的唤唤、祈求与爱——面前读那本关于战争、命运与爱在人世的书。
1961年春天，在东京出席亚非做家会议的巴金应邀往芹泽光治良的家中做客，芹泽讲了他的履历和一个法国人的故事，巴金很冲动，并定见他写成小说。于是芹泽光治良以一封长信的形式向巴金讲述了那些故事。该书本来副题目是“爱、知、哀痛”，译者与做者女儿和出书社筹议后决定中译版的副题目改为“致巴金”，既有事理，也应该说颇有深意：除了做为致敬的形式，更有逃求与中国读者对话的等待。
故事中的配角法国人和日本人与中国有很深的关系，串联那些故事与关系的语境是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的战争、骚动，是在崇奉、主义、革命、战争、婚恋、国族、都会之间的穿越、拼接。政治崇奉、身份认同以及道路抉择之间的合成与抵触是在那种“人世的命运”中凸显出来的重要议题，现实上就是一部以小我命运为视角的二十世纪汗青微看叙事，可惜的是在浩荡的汗青叙事中随便被漠视。该书讲述了两条主线的故事：一条是法国人雅克·邵克侣（Jacques Reclus,1894-1984）若何从钢琴家改变为社会学家，若何在中国担任大学传授、产生婚恋并撑持中国的解放运动，以及中国青年若何在法国留学、搞文学创做、投身社会革命；另一条是芹泽光治良回忆他与邵可侣一家的结识和漫长的交往过程，以文学家的笔法描述了动乱时代中离合悲欢的命运，并通过本身在巴黎、南京、北京、大同、东京等地的切身履历“传达了对战争与人道，出格是军国主义与共产革命的深入深思。从字里行间不难发现，芹泽先生在写做过程中，一边请巴金先生解惑，即该若何理解中国和中国人，一边与日本人的心里对话。”（该书介绍语）时代记忆中的汗青大势与小我命运的残暴交织，对战争与革命的深思、对人道良善的唤唤，那些议题在今天看来都猛然有了很接地气的现实感。
那封十五万字的“信”其实是带有小说文学特征的手札体回忆录，是为长篇小说三部曲《人世的命运》提早撰写的“附册”，能够说是一部主题明显的前奏曲。据刘柠先生介绍，芹泽光治良的小说《人世的命运》于1963年由新潮社出书，煌煌三部曲（共十四卷），历时五年才出齐。做品以从日俄战争到昭和骚动的日本社会史无前例的大变更为布景，表示在伊豆半岛小渔村出生的仆人公森次郎的自我修炼心路过程。一个贫苦而孤单的少年，在动乱的时代成为一个禁欲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自在思惟家，对社会情况、家国、宗教、科学、文艺等均以思疑的目光从头审阅，有文明责备的思惟色彩，被视为做者的自叙传。
《人世的命运：致巴金》所讲的既是时代与国度的厄运，更是通俗人的磨难命运，是在战火与国族政治灾难中的悲苦国民的命运。例如，中国公众在抗日战争中所履历的磨难，除了有像南京大残杀那样的浩荡灾难之外，更有日常生活中无时不在的痛苦、惧怕与忧伤。他们最根本的诉求是活命，最实在的形态是在战火与饥饿中觅觅保存的时机。就像广东版画家蔡迪收于1945年创做的《桂林告急疏散》（木刻），它再现了1944年9月日本侵略军进攻桂林前夜公众告急疏散的汗青场景：扶老携幼涌向桂林北站等待火车北撤的人群挤得风雨不透，扒窗口进车厢、用绳索拉上车顶……车站一片紊乱。蔡迪收屡次到车站现场目击着那一幕汗青惨剧，并画了速写。画面上的火车像是在出亡公众汇成的海洋中的几座孤岛，浩茫而无言的磨难感比起杀戮的排场更有汗青的悲剧气氛。那种磨难的“人世的命运”是法西斯军国主义间接形成的，也是各类政治看念与国策在猛烈的动乱抵触中招致的最坏成果，所有人都无法逃脱被绑架在战争中的痛薄命运。
但是，《人世的命运》更以感性体味告诉读者，不克不及把一切都回咎于法西斯恶魔。假设没有众多于民间的民粹主义怒潮，假设在大大都国民气目中还存有对自觉与非理性的战争喊嚣的警惕，日本军国主义要随便把国民绑缚在战车上也不是那么随便的，通向珍珠港的道路说到底仍是由那些最末要付出生命代价的日本国民以本身的蒙昧与狂热展砌的。因而，在今天议论汗青与战争的时候，应该回到“人民的磨难史”的汗青语境中，从头根究被绑缚在战车之上的人民的命运、所有通俗人的命运，回绝任何无视通俗公众生命磨难的教义与鼓吹。
回到该书讲述的故事。一个足够国际化、政治化的家族，是世界闻名的无政府主义之家。雅克·邵可侣（1894-1984）的祖父伊利赛·邵可侣是巴黎公社社员，在巴黎公社的巷战中被捕，曾被政府摈除出境；他是闻名无政府主义者、天文学家，曾在伦敦见过孙中山并对中国产生兴致，也曾在家中招待过列宁、克鲁泡特金等人，克鲁泡特金的孙女是那个家庭的养女。关于雅克·邵克侣一家所持的无政府主义立场，芹泽光治良的理解是：“期看人类从粗野形态和权利束缚中解放出来，以理智成立自在城市，并努力于与情投意合的人士连合成来。那一运动颠末俄国革命似乎被证明是资产阶级的梦想”。他也记得雅克组织的穷困者沙龙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胞们。（10页）
一个由实在感情与独立性保持起来的家庭。战争给法国青年雅克·邵可侣带来的手指伤残使他无法再弹钢琴，文雅崇高的无政府主义社会学者克鲁那李桑夫人与雅克相爱并告别了本身的丈夫，雅克在她的恋爱鼓舞下成为了一名社会学者。但是克鲁那李桑夫人和雅克会在家里招待她的丈夫，相互友好相处。克鲁那李桑夫人本身的儿子弗雷德，还有她和邵可侣的养女，四岁的俄国革命家克鲁泡特金的孙女比埃拉，都住在一路。
一个以思惟与文学结缘的伴侣圈。“雅克·邵可侣家的客厅” 现实上是一个思惟交换、文化借鉴的平台，在巴黎留学的日本青年芹泽光治良在雅克家里熟悉中国文青与无政府主义者巴金，邵可侣为巴金翻译的《面包与自在》写过卷首语。1928年5月邵可侣为了逃求革命相信和实现抱负社会，分开法国来到中国，先后在上海劳动大学、南京中心大学、北京大学、抗战期间的云南大学和抗战后的中法大学、燕京大学教书，结识了许多有为的中国青年。
一段以爱、理解和无私搀扶帮助为扶引的两性关系。克鲁那李桑夫人在与芹泽光治良的通信中说，本身因为对雅克的豪情而在巴黎进修中文、在房间里安排中国书画与瓷器，但是也预感雅克可能会爱上中国女人并于之成婚，那时她会抉择退出并祝愿他们幸福安康。（94页）1939年，雅克和他的学生黄淑懿成婚，西南结合大学校长梅贻琦担任证婚人。1947年，雅克·邵可侣带着中国老婆和女儿回到法国，克鲁那李桑夫人兑现了本身的誓言，最初以至变卖收躲品以在经济上接济在香港的邵可侣、黄淑懿和最初留在中国大陆的女儿。
一种以自在息争放为号召的任务感与自我奉献精神。雅克对伴侣陈说往中国的理由：“我熟悉了几个中国青年之后起头爱上那里的人民。那是个古老的国度，现代文明比我们落后。在那个意义上，往阿谁年轻的国度，搀扶帮助他们停止新的建立，哪怕做一点儿事，我也会感应幸福的。”（20页）克鲁那李桑夫人对雅克的理解是：“与其说他喜好上了中国，不如说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认实地考虑若何解放中国群众。当然，从性格来说，他是当不了革命家的，但他似乎坚信可以把解放的思惟渗入给中国青年。解放人世原来就是邵可侣家族的传统，也是抱负。那也活生生地表现在雅克的精神中。他相信那就是他的任务。”（75页）1952年雅克回到法国后没有工做，只能卖文为生，翻译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写过关于中国承平天堂的著做，和夫人一路翻译了中国清代和近代的文学做品。
关于二十世纪的革命的根究，是芹泽光治良的关键主题。那位克鲁那李桑夫人对革命有灵敏的认知，她从克鲁泡特金公爵夫人的来信中要求寄一把梳子过往就想到“俄国革命在内部能否没有胜利呢？”芹泽光治良说即使物资匮乏也不克不及成为揣度革命胜利与否的原则，看一些人写的苏联旅游陈述，觉得革命的抱负正在实现。克鲁那李桑夫人则一方面临那些受苏联邀请往旅游而写出来的旅游陈述的客看实在性表达强烈的量疑，另一方面对峙认为“革命能否胜利，只要看察通俗公众的生活情况才气加以揣度和查验。”（28-29页）那当然是对的。
芹泽光治良在法国熟悉的中国留学生王君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回到上海之后创办了一家只要两台机器、十几小我的消费牙刷的小工场，目标是革命——“先教群众怎么刷牙，搞起生活上的革命。……革命不是什么思惟或看念，而是生活。改动生活，实现幸福，最末必定会发现搞政治革命的需要。但它也不是由少数人搞起来就能胜利的工作。所以，我先从教会刷牙那种根底的工作做起，即便几年以至几十年，也会对峙下往，期看那一天的到来。”（58页）那位王君提出的“生活上的革命”竟然有点像降生于五十年代后期情境主义国际（SI）的味道，鲁尔·瓦纳格姆在他的《日常生活的革命》中说改动生活与改动政治是一回事，并且“改动”就是要付诸动作。但是在二十年代的中国，无论是王君仍是瓦纳格姆的生活革命论都必定要失败。当芹泽光治良在上海的船埠看到一群虚脱似的苦力聚集在冬天的天空下，一旦有乘客从船上下来就像饥饿的野兽一样冲上往——他就想：对那群人一个一个地从赐与牙刷做起，停止革命？王君的小工场能消费几牙刷呢？芹泽很思疑王君的那种好心能否实能被他们理解，“让他们利用牙刷，革新他们，不如让他们对抗压迫苍生和社会的公权利，如许能否更随便呢？王君们试图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起首考虑生活革命，那是受了他们在法国结识的邵可侣家族无政府主义思惟的影响吧……。”（68页）但是雅克曾告诉他，王君是要搞共产革命的，但是对群众说搞共产革命是很困难的，因而只能从生活革命起头。雅克也很思疑其可行性，但也不成能改动王君的自信心。他说他们只能在伴侣面前议论革命，并且只限于讲法语。（64页）如许的革命也实是太小寡、太法度浪漫了。当汽船分开上海船埠，芹泽坐在船面上“不断想着那里的人们，心里充满温热。随后，我也频频根究他们用充满激情的语言所表达的革命的工作，我勤奋测验考试着体味其现实情状，但怎么想都难以对他们的抱负感应乐看，对此，我很痛苦。”（66页）更令他感应繁重的是那么一件事：雅克请了一辆人力车送他回船埠，而且预先付了车资。到了船埠下车的时候，芹泽发现口袋里还有一些中国硬币，带回日本也没用，为了表达谢意就把口袋里还剩的比车资多三倍的硬币递给了车夫。认为他最少会兴奋，没想到他神色突变并大喊，四周的苦力们都冲了过来包抄着他喊喊，似乎要损害他，他狼狈逃开，唤吸都变得很困难。他不断想欠亨那是为什么，最初结论是那位苦力不只没理解他的好心，反而认为从那个日本人身上还能够拿到更多的钱，于是喊同业们过来陆续要钱。（68页）因而他又想到了王君和他的牙刷工场与革命抱负。
其实雅克也和王君一样有着很单纯的革命抱负。1930年他在日本和芹泽碰头，各人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华侵略政策感应愤慨和忧愁，芹泽劝他不要回北京，先回法国。雅克说要回北京，跟中国的青年在一路；“若不跟中国人一路渡过困难，我也无法目击新中国的降生。”芹泽心里想：“新中国的降生？那一刻，我没有问他指的是什么。但回想在上海碰头的王君、季君等人，其实不问也是能够大白的。然而，战乱之后新的中国实会降生？其时的我无法实在感触感染那一点。”（84页）
克鲁那李桑夫人在后来写给芹泽的信中说：每当雅克谈到中国，想到的就是汗青上的灿烂文化、本身教过的学生和私交很好的中国常识分子；然而在她眼里，中国就是在上海见到的苦力、在北京的菜市场里成群的人。那些才是中国的重要场景和中国人。雅克说为领会放他们，让他们过做为人类一般的生活，需要建立新中国，需要革命。克鲁那李桑夫人诘问：一旦革命发作，那些苦力和蒙昧的中国人事实怎么看我们那些外国人，又会把我们怎么样呢？她谈到在抵抗日货很严峻的时候，有些中国人把一些同胞当做“汉奸”，在陌头挖坑，把“汉奸”埋到脖子的位置，并要求路过的行人们拿着刀一点一点地切割那些“汉奸”的脖子。雅克则对她的诘问和所表达的惧怕感应愤慨。（163页）在1949岁尾或1950岁首年月，雅克和他的中国老婆被要求分开中国，但是女儿不克不及分开。在后来，是女儿本身不单不想回法国，并且要与父母隔绝关系。“他不是尽量献身新中国的建立吗？他不是在中国待了四分之一世纪，搀扶帮助了中国从头起航吗？我在那里怎么揣测他们被摈除的理由也仍是想欠亨。”（171页）克鲁那李桑夫人的想欠亨恰是汗青的大哉问。雅克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亲生女儿，改姓孙的女儿以至回绝与父亲通信。憎恶是若何炼成的？憎恶的力量为何可以如斯固化？那也是二十世纪革命叙事中的感情史的重要议题。
1959年，芹泽在巴黎再次见到雅克，一碰头就感应“那些年漫长的不幸从他全身渗入出来，我感应很痛心。”（187页）在扳谈中，芹泽晓得最令雅克和他的中国夫人痛苦的是留在中国的女儿对亲情的决绝立场。“做为父亲，他的痛哭在我心里掀起了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哀思的波涛。”（200页）正因如斯，芹泽挣脱巴金往做他女儿的工做，因而才有了附录中1961年11月中国做协给他的信，信中说他女儿“不肯往法国，其志甚坚。”那封“致巴金”的长信的最初一句话是“我历来没有像在巴黎车厢內的那一霎时，如斯深入地根究事实什么是人生。”那一霎时是指随芹泽来巴黎游览的小女儿告诉他，雅克的夫人把脸靠着她，闭上眼镜，摸着她的头发。（202页）那是“人世的命运”令人动容的一刻，是无数个雅克、无数个雅克的中国女儿的命运。
芹泽在切身履历中对海外中国人的看感也颇有意思。往法国留学之前，他的教师很严厉地劝告他在海外不要跟日本同胞交往，因为很随便会陷进充满内耗的合作，以至有人会歹意地把胜利者拉下来。但是在巴黎他看到的中国留学生却是轮流打工赚膏火、互相搀扶，别的他们关心时事，锋利地颁发看点，充满了激情。那些令他很冲动。
对战争和中国情状的忧愁，促使芹泽在1938年再次来到中国，他要到北京拜候雅克，期看领会战争本相、雅克的生活情况和“他在中国埋下的革命种子是若何在年轻人身上萌生的，以及已经抽芽的种子若何在侵略的狂风下生长。”（93页）可是此次他没能见到雅克，他已经往了云南。芹泽在中国见证了日军的暴行。在北京他看到了在卡车上被挠走的中国粹生，在济南看到三个即将被杀戮的年青人，此中一个“始末看着我，我的灵魂被他大而纯净的眼睛击倒。”（107页）在南京，他在暂时棚屋里看到中国少女残暴而哀痛的命运。他说日本兵“做出了中国人民永久无法忘却的暴行。其行为事实有多残暴，我在南京见证了。”（104页）他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把年轻兵士心里做为人的感情和良知剥除掉，把他们变成野兽，为了打赢战争。承平洋战争发作后，日本军方要差遣芹泽到中国担任宣抚员——“就是说服那些本身的家被烧了、亲人被杀了、工做被褫夺了、快饿死了、丧失了保存乐趣的无数中国人从命日本，而非其他。我能做到吗？”（141页）他顶着各类压力想尽办法回绝了。那是一个文人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治高压下表示的良知与勇气。
加藤嘉一在“译跋文”中问：“中国读者读完本书后会有何感触感染和根究呢？”然后谈了他的根究：“那部做品在逾越时空的前提下实现了情面味和人道化，充满着对战争的深思，探究了人世的命运。对‘日本军国主义’持有根深蒂固的警惕与厌恶的做者冒着生命求助紧急看望法国等欧洲国度，暗藏在抗战期间的中国，躲在战争形态的日本……关于在此过程中所碰着的人物和场景，不论是在巴黎、南京仍是东京，做者始末持有慈善心和同情心，以及做为常识分子的独立根究和责备精神。”（211页）除了对汗青本相与现实情况的客看认知，对人类配合命运的深切关心，对人道良善的相信与坚守，常识分子莫非还有更好的抉择吗？
责任编纂：黄晓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