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的传说和现实
在中国会面家的典范著做《尚书》中有一篇《禹贡》，一起头就写道：“禹展土，随山 刊木，奠高山、大川。”意思是说，在洪水横流以后，大禹一面规划治水，一面根据名山大川的散布从头规定区域。接着列出的九个单元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那就是九州。
在另一篇《舜典》中，又提到在尧、舜时，“肇十有二州”。“肇”是起头的意思。对 那句话，西汉的学者谷永和东汉初的学者班固阐明为：在尧的时候遭到洪水，全国被大水分 割为十二部门。但东汉末年的马融的说法是：舜在大禹治水之后，从禹所划分的九州中又分出幽州、并州、和营州三个单元，因而总共有了十二个州。
那一说法获得后世大都学者的附和。
从未实行过的九州造
因为那些记载都出于儒家典范，又得到后世浩瀚学者的必定，所以从西汉以来就成为不成摆荡的定论，几乎没有人表达思疑。人们一般都认为，从大禹治水起头就有了九州如许的政区，以后又演变成十二州。
曲到如今，一些在论述一个处所行政区域的汗青时，往往还要从九州讲起，似乎那是汗青事实。
因为全国就分为九州，所以九州又不断被当做全国、“全国”的代名词。如南宋诗人陆 游《示儿》诗中的名句“死往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就是取如许的意图；晚清诗人龚自珍“九州生气恃风雷”一句也是如斯。
五四运动以后，学者们向儒家典范提出了挑战。颠末频频的争论和研究，汗青学界已经把那传统的九州说推翻了。本来，《禹贡》中的记载并非汗青事实，九州也不是中国最早的行政区划。
《禹贡》固然托名为大禹所做，其实却是战国后期人的做品。详细的证据良多，最次要 的理由是《禹贡》中所记的很多天文情况都是战国时的现象，有的地名和水名以至要到战国 后期才呈现，假设实是大禹所做，他岂能未卜先知？并且在《尚书》各篇中，《禹贡》的语言照理应比呈现在它以后的《盘庚》（笔录商朝中期的君主盘庚迁都事）等篇难懂，事实恰好相反；那也只能阐明《禹贡》问世的时间较晚。
《禹贡》所讲的内容不契合汗青事实，至多只要传说的价值。到目前为行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功效，还只能证明商朝的汗青。近年来在河南等地发现的一些文化址，一些学者认为就是属于夏朝。假设那一看点得到进一步的证明和普及的认可，那末夏朝的次要统治区应该在今河南一带，与文献记载传说中的夏都不超出今山西南部、山工具部和河南的范畴是一致的。
而《禹贡》所论述的九州的范畴，北至燕山山脉和渤海湾，南至南岭一带，西至陇东高原；至于详细涉及的理内容更广；当然不成能是夏朝的事实。
现有的研究功效足以证明，不只传说中的大禹时代还不成能有什么行政区划，就是商朝和更后的西周时代也还没有呈现行政区划。
既然《禹贡》是战国后期的产品，那么九州造是不是其时的轨制呢？也不是。各人晓得，到战国后期，周天子的权利早已荡然无存，而秦始皇还没有同一六国，七个次要的诸侯国各自为政，又有谁有如许的权势巨子能造定而且实行包罗列国的边境在内的行政区划呢？
可见，九州造只是其时学者对将来同一国度的一种规划，反映了他们一种政治抱负。
秦始皇在全国推行了郡县造，却没有在郡以上设立州。到了公元前二世末，也就是在《禹贡》问世的一二百年以后的西汉元封五年（前１０６年），汉武帝将全国除首都四周的七个郡级单元以外政区分属于十三部，即豫州、兖州、青州、徐州、冀州、幽州、并州、凉州、益州、荆州、扬州、交趾、朔方；每部设刺史一人，负责巡察境内的父母官和豪强田主；称为十三刺史部， 简称十三部或十三州。
但那时的州仍是一种监察区，并且那十一个以州定名的单元中没有《禹贡》九州中的梁州和雍州，增加了凉州、益州、并州和幽州。在公元１世纪后的东汉，州才成为更高一级的行政区域。朔方并进了并州，加上管辖首都一带的司隶校尉部，总数仍为十三。因为交趾改称交州，以州定名的单元就有了十二个，也不是九个。
东汉末年曹操曾想按九州来重划政区，却没有胜利；从此再也没有人做过如许的测验考试。从那一角度来讲，九州历来没有成为中国的现实。
中国古代的“九州”：中国古代以北山水为标记，将全国分为冀、兖、青、徐、扬、荆、
豫、梁、雍九州。
1 、古济水、黄河之间为兖洲；
2 、渤海，泰山之间为青洲；
3 、黄海、泰山、淮河之间为徐州；
4 、淮河以南、大海以西为扬州；
5 、荆山以南、衡山以北为荆州；
6 、荆山以北、黄河以南为豫州；
7 、华山以南、怒江以东为汉中、四川盆地为梁州；
8 、西河以西黑水以东为雍州；
9 、西河以东、东河以西为冀州。
古代分全国为九州，即兖州、冀州、青州、徐州、豫州、荆州、杨州、梁州、雍州。
晨曦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