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谔书工整肃静严厉，即其录自做诗送人，也写得格局谨严，如在科举场上，亦如抄录佛经。《送士龙诗》即为一例。而其体势、笔法例与其时大多书家有别，次要取法李北海，并上溯二王及王僧虔等人的早年法古之做，即属于钟系旧体类型的体貌。故其书体形偏扁，笔势多横向运行，点画肥厚，用笔含有隶意。宋米芾《书史》中说：“本朝公卿，悉学钟王。至李宗谔主文既久，士子始皆学其书，肥褊朴拙，以投其好，用取科第，自是唯趋时贵书。”自他以后，走此书路者确实较多，但有灵性者又各有改变。如欧阳修趋于纵容，重“意”而不拘于法；韩绎、韩缜和裴煜、吕大防等稍有改变；司马光更强化其拙趣，而至钱勰、曾布和苏东坡等人，已距李宗谔数十年后。在统一书路上，前二人也颇有风摘，但末不如苏东坡风气强烈、改变丰富而富有新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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