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若何写就“全国第一”的墓志铭？——读《柳子厚墓志铭》
819年十一月初八，柳州刺史柳宗元在柳州因病逝世，享年47岁。柳宗元老友刘禹锡在不久前已经失去母亲，现在又失去挚友。在衡阳接到柳宗元的遗书与讣告后，刘禹锡声泪俱下，绝望而哭嚎着。
在《祭柳员外文》中，他写道：“呜呼痛哉！嗟余不天，甫遭闵凶。未离所部，三使来吊。忧我衰病，谕以苦言。情深礼至，款密反复。期以中路，更申愿言。途次衡阳，云有柳使。谓复前约，忽承讣书。惊号大哭，如得狂病。好久问故，百哀攻中。涕洟迸落，灵魂震越……“
那篇文字中还写了一段话：“退之承命，改牧宜阳。亦驰一函，候于便道。勒石垂后，属于伊人。”内容是韩愈已经前去袁州（今江西宜春）担任刺史。刘禹锡给韩愈写了一封快信，把那件事告诉他。而且把给柳宗元写墓志铭的使命嘱托给韩愈。
韩愈、柳宗元、刘禹锡那三位文豪是存亡相依的老友。好比，柳宗元死前特意把本身的子女拜托给刘禹锡、韩愈，以及宰相崔群。此外，唐朝流行墓志铭。而韩愈是该范畴绝对的各人，为人写墓志铭大约80篇，而且收入不菲。当然史家的实录精神是不减的。刘禹锡把那一使命交给韩愈是能够理解的。
但三人的关系是复杂的。现在把韩愈、柳宗元列为唐朝古文运动的两位主将。但详细来说：柳宗元与刘禹锡是出名的政治运动永贞改革的战友，次要的干将“二王八司马”中的两司马，政治关系以及思惟不雅念都更慎密，而韩愈没有参与此中，并且必然水平是量疑永贞改革的，且常常与此二人在哲学不雅等问题有着比力锋利的辩说。从柳宗元《天说》、刘禹锡《祭韩吏部文》等做，都是能够看到的。
那么，韩愈若何来完成那篇文章呢？
从《古文不雅行》来看，在韩愈的诸多墓志铭中独选此文。加之清代学人储欣《唐宋八各人类选》卷十三有言：“昌黎墓志第一，亦占今墓志第一。”大致得到世人的承认。能够认为韩愈同时掌握到了柳宗元的核心的品量。
1、
墓志铭一般包罗志与铭两个部门。志为记叙布景和事迹，铭为评价。韩愈此文颇为全面。
文章开头的两个段落描写了一个颇有文化传承的家庭，柳家父辈祖辈的特点为“不媚显贵”“刚曲”。柳宗元就是如许一个家庭身世的“豪杰廉悍”之才，比韩愈小5岁的柳宗元，在798年26岁之际，考中他此前三年不中的“博学宏词”科，仕途颇为顺利，年少便风光无限。那前后显然有暗合照应之处，衬着了柳宗元的家族传统与柳宗元的年少成名是慎密相连的。
即“子厚，讳宗元。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奭，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俱得功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讳镇，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其后以不克不及媚显贵，失御史。显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号为刚曲，所与游皆当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无欠亨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寡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蓝田尉。豪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收支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柳子厚墓志铭》）
韩愈是若何写柳宗元的家庭布景，那是值得揣测。他选了做过北魏的侍中的七世祖柳庆、高伯祖、唐宰相柳奭、父亲柳镇那三个典型，那七世祖柳庆应是代表柳家较早有着仕进的传统，以便引出后面柳氏为管者，包罗柳宗元。但是，韩愈第二个写的是当宰相的高伯祖柳奭，但他其实不算曲系亲戚，次要做应为强调柳家有着“不媚显贵”的传统。
继而引出父亲柳镇，也强调刚曲而受推崇、孝等特点，如斯显得瓜熟蒂落。韩愈的评价和柳宗元在关于父亲的列传做品《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中——对父亲的记述和评价的内容是类似的，韩愈或是有着间接借鉴的。
由此逐步放大至柳宗元的“少精敏”“豪杰廉悍”等特点，文辞越加铺张。如斯一来，柳宗元的才调有了堂堂正正的泉源，开头富有说服力和传染力，令人想起屈原《离骚》的开头写法。
由柳宗元、柳镇的特点拔取特点附近的更早的两个祖先，以构成一个家庭的文化传统的脉络，那或许韩愈的考量。
另一方面，792年，柳宗元参与进士科测验。793年进士及第。798年考中博学宏词科。801年，柳宗元被录用为蓝田尉。803年，任监察御史（正八品下）。比照来看，韩愈787年起头参与进士科测验，三次进士科才中，三次博学宏词科不中，803年，韩愈任监察御史。也就是说，柳宗元用了11年时间就根本到达了韩愈16年的成就，况且柳宗元还守丧三年，而韩愈还超出跨越5岁。
并且，柳宗元很快又升为礼部员外郎（从六品上），根本进入了其时的权利核心集团。即韩愈所述：“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而被韩愈则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据此也能够揣度，韩愈对柳宗元的少年成名应该是较为慨叹的。
2、
但形势很快急转曲下。据《新唐书·柳宗元》记载，“顺宗继位，王叔文、韦执谊用事，尤奇待宗元。与监察吕温密引禁中，与之图事。转尚书礼部员外郎。叔文欲大用之，会居位不久，叔文败，与平辈七人俱贬。”
那是汗青出名的“永贞改革”，805年，唐顺宗即位，颇有改革之心。于是太子侍读王树文掌权，以韦执谊为宰相，而且撮合和提拔柳宗元等天之宠儿。柳宗元、刘禹锡于是参加此中。但持续100多天就以失败了结。于是，王树文被杀，另一主将左散骑常侍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最末被贬为边远八州司马如许的闲差。史称“二王八司马”事务。
从今天的官方的汗青不雅来看，那是“权要士医生以冲击宦官权力、清除政治积弊为次要目标的变革”。但在韩愈的眼里，显然是不认为然的。他在柳宗元的墓志铭中轻描淡写地写了一句话，略略带过：
即“遇用事者得功，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柳子厚墓志铭》）
说的内容是，逢遇当权人获功，被贬出京城当刺史，最初又被依例贬为永州司马。那当权人天然是指王叔文等人。
韩愈在《永贞行》关于那场变革呈现的诸多问题颇有不满。好比，认为他们在夺权。即“北军百万虎与貔，天子自将非他师。一朝夺印付私党，懔懔朝士何能为？”，有夺权后私授官位的嫌疑，即“狐鸣枭噪争署置……夜做诏书朝拜官。”还有行贿现象，即“公开白天受行贿……元臣故老不敢语。”等。
应该说，那是任何一场变革或者革射中都可能呈现的乱象。但韩愈在墓志铭中也有保留，未间接评价。显然，他认为那一事务其实不能当成柳宗元人生中的重要构成部门。在后文中，他也写道如许的话：“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籍，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柳子厚墓志铭》）认为参与永贞改革不外是柳宗元的少年激动，勇气可嘉，但不免难免过于急功近利。那又何尝不是汗青上许多变革或者革命的教训。
当然，尔后失意窘迫二十年的柳宗元关于此次变革能够说是不断没有否认的。
3、
韩愈将次要的翰墨用在韩愈在永州司马、柳州刺史任上的不测之收成以及传世之政绩上。
好比韩愈在永州司马任上的10年时间：“居闲，益自吃苦，务记览，为词章，众多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川间。”（《柳子厚墓志铭》）在永州，柳宗元留下“永州八记”等传世之做，其著做《柳河东全集》的540多篇诗文中有317篇创做于永州。
815年1月， 柳宗元接到诏书回京，或被升引。但是因为此前遭遇此前王叔文涉及罢职，现在的唐朝宰相武元衡等人打压，未能大用，被任用为柳州刺史。值得一提，没多久武元衡被割据权力派出的杀名片杀身亡。那一偶尔现象似乎冥冥中必定了柳宗元尔后命运再无改动时机。或有如斯，柳宗元试图积极为官。
韩愈在文章重点写了韩愈在柳州刺史任上的政绩：
即“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敷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量钱，约不时赎，子底细侔，则没为奴仆。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克不及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量。察看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不雅。”（《柳子厚墓志铭》）
次要是造定政策，解放奴仆。本来，柳州有一种风俗：欠钱不还要沦为奴仆。柳宗元造定了一套法子，规定已经沦为奴仆的，都能够按劳动时间折算工钱。工钱抵完债后即可以恢复人身自在。最末大获胜利，一年后解放的奴仆到达千人。名气变大后，还有很多衡湘（湖南区域）以南的学子都把柳宗元当教师，来造访他和向他进修文章之道。
值得一提，后来韩愈在前文提到的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任上，也运用类似如许的办法，大获胜利。据《旧唐书·韩愈传》记载：“袁州之俗，男女隶于人者，逾约则没入出钱之家。愈至，设法赎其所没男女，归其父母。仍削其俗法，不准隶人。”所以，韩愈写那个典型故事，有切身体验的。
4、
以上次要是志的部门，接下来是铭的部门。
韩愈次要强调了柳宗元身上的优良品量，次要是对伴侣之义气。所谓“士穷乃见节义”，韩愈鼎力赞颂了柳宗元对刘禹锡的伴侣友情。
即“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功，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呜呼！士穷乃见节义。”（《柳子厚墓志铭》）
说的是，815年，同为八司马之一的刘禹锡也和柳宗元一样承受诏书回京，但是816年，刘禹锡写下了出名《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此中写道：“玄都不雅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以挖苦当权者。成果被贬谪到其时偏僻的播州（今贵州播州区）去当刺史，在此之前他在朗州（今湖南常德）为司马，同样长达十年之久。柳宗元不忍老友前去如斯偏僻地域，且刘禹锡还有母亲需要侍奉，于是向朝廷恳求拿柳州换播州，即便获功，死也无憾。加之御史中丞裴度帮忙，刘禹锡改任连州（今广东连州市）。
韩愈对此还用了一段表露其时虚情假意、背弃忘义的社会风气来做为比照。即“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零，誓存亡不相背负，实若可信；一旦临小短长，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了解。落陷穽，纷歧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蛮夷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认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能够少愧矣。”（《柳子厚墓志铭》）
事实上，韩愈本人也是重情意之人，那应该是韩愈颇为共识的部门。行为至此，似乎能够发现韩愈写的柳宗元身上的诸多部门或者元素，都是其有深切领会，且与他的人保存在亲近之共振的内容。
接下来那一部门更是如斯：
即“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籍，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力量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可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克不及自力，以致必传于后现在，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柳子厚墓志铭》）
柳宗元少年得志，但因为政治运动失败，仕途时机从此隔绝，政治理想无法施展，又“塞翁失马”似的在文学上获得了庞大的成就。如许的人生之盘曲让韩愈不由试图去揣度柳宗元人生的各类可能性。好比若是柳宗元没有参与政治运动，应该就不会被贬谪。好比，若是有人在柳宗元贬官选举他，他应该会被任用。又好比，柳宗元的人生若是不到如许的窘迫之境，又怎么可能在文学辞章上下庞大功夫呢？天然也不是不成能的。韩愈对那些可能性没有下非此即彼的判断。而是留给读者思虑，即“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那显然是属于唐朝文人的一个明显时代性的命题，有太多人因为仕途不顺，而在文学上有庞大成就，而那些功成名就的贵爵将相们中间似乎少有文采风流之人。就韩愈古文方面的成就来说，他的典范文章多出自仕途不顺的期间。所以，韩愈借柳宗元向后人凸显如许一个现象，留人以意犹未尽之感。
余下即是一些料理相关后事的内容做为弥补，好比柳宗元逝世的日子、年纪、以及埋葬时间和地点。还有柳宗元的一对儿子和一对女儿的根本情况。而且点名表彰了出钱帮忙运送柳宗元回乡埋葬的河东人裴行立，还有参与料理的柳宗元表弟卢遵。那些有助于抚慰亲友老友，还有那些同情柳宗元的人们，告诉他们后事的有关情况和负责人。
即“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祖先墓侧。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察看使河东裴君行立。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遵，涿人，性隆重，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末者。”（《柳子厚墓志铭》）
最初“铭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强调了柳宗元之墓安稳又安逸，而且利于后人，虽然不晓得是何利，又照应了开头柳氏延续传承的话题。
此墓志铭论述详备，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充满思辨，把柳宗元青年期间一帆风顺的风流光景和中年低谷期间的担任和做为用精炼而漂亮的文字呈现了出来。且不至于写柳宗元，必然水平也反响韩愈本身的感情。而韩愈略去了柳宗元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动作，似乎也是能够理解的，相较于沸腾着热血的青年期间和中年的充满无限的沉思的人生面前，它似乎也没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