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伴侣家里。他雅兴大发，要写两篇字，一时之间不晓得写什么。中国古诗词讲辞旧迎新的良多，但那都是夏历新年。有人说王安石《元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是元旦，但其实“元旦”二字，曲到辛亥革命指的都是夏历大岁首年月一。
辛亥革命之初，孙中山提出拔除夏历、改用公历，公历一月一日改叫元旦。南京临时参议院决议1912年1月1日命名元旦，但以那会的政府治理才能，至多发几封通电，底子不成能改动民间传播几千年的历法。
袁世凯当权之后，采纳了一种折中的体例，他没有再改元旦的定义，而是把夏历大岁首年月一改叫春节（在更早的时候，春节指的是立春），元旦和春节都做为国定假日，都放假。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给两个节日命名，公历新年叫元旦，夏历新年叫春节，不断延续到今天。
如今在网上找民国期间关于公历元旦的诗词，良多都与那段汗青有关。好比墨权的《农历元旦有感》：
新年甫度旧年临，佳节重逢感不由。爆仗声停忘腊尽，桃符瑞蔼恍春深。帝宫揖让无离黍，民国更张若治琴。愿合五洲联一体，雍雍怀我共和音。那首诗大要说的是，乡下公历元旦过完了， 马上又要过夏历春节。持续过两次新年，清朝到民国没有亡国之痛，民国就是如许用礼乐教化人民。我读起来是阴阳怪气的成分居多。
《申报》颁发过一首《新元旦》，我暂未能找到全文，能看到的那两句，根本上是民国初年颂圣诗的样板：
不待梅枝报初春，汉家日月又从头……碰杯且饮椒花酒，醒里今朝说贺晨。那里讲的“不待梅枝报初春”，说的应是元旦的日期比立春更早；“汉家日月又从头”，既说的是新的一年起头，同时也是推翻了满清，恢复了汉人山河。政治意味相当浓重。
六十年代初，聂绀弩经常在元旦写诗，好比《六二年元旦寄怀慎之香港》《六三元旦柬慎之》，那里的元旦单纯只是个时间符号了，没有在诗里呈现。六三年的那首还颇有几分兴趣：
臣居北海君南海，岂少中浮万里槎。却将秋心托明月，化为诗意寄海角。拍拖有女英皇道，艳福本年处士家。蛮语谈情何不成，多谈几句顶瓜瓜。民国诗人写元旦的诗里，良多人仍然延续过去的习惯，把夏历新年叫做元旦，很难分辨他们说的元旦到底是公历新年仍是夏历新年。姚华的那首《浣溪沙 腊月六日寿内五十 明日新历明年元辰》，是罕见能够确认写的是公历元旦的诗做：
喜见诸男进一瓯。闺中五十已平头。今朝有酒不须愁。劫后沧波清更浅，腊前绿萼雪初稠。明年明日更添筹。第一枝头见初春。明年子做玉厨珍。喜神今日最精神。更是新正兼旧腊，元辰竞道值生辰。妇随姑后自相循。做者是腊月六日生日，同时当天又是公历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明年明日更添筹”，“更是新正兼旧腊”那句，恰是写出了新旧两个历法互相堆叠的妙处。
清末诗人许南英的《沪上元旦》据其生平大要是写于民国年间，但他说的到底是公历元旦仍是夏历新年，我暂时也无从确证：
笙歌黄歇浦，孤客此迎春！风雪停中道，烟花自隔邻。笑书「恭喜」字，自祝苦吟身。闻道垂杨柳，柔条解系人。许南英的履历十分有时代特色。他是台湾省的第二十五个进士，考中后回到家乡台南，在甲午战争后协助刘永福抗击日本侵略，后来逃到广州，当过清朝的县令、又当过民国的局长，但都做不长。晚年家境困顿，接了一份苏门答腊的差事，成果客死荷属东印度。
除了中国的诗词之外，还有一类描写公历元旦的古诗词：日本的汉诗。
日本自1873年明治维新时起拔除了夏历，完全改用公历编年。自此之后，他们所说的元旦，当然指的就是公历元旦。但日本的汉诗有个问题，因为日本汉字的读音和中文完全差别，含义也有微妙的不同。他们写出来的汉诗，往往有点奇异——
好比福泽谕吉（就是印在一万元日元上面的那位）写过那首《丁酉元旦》：
成家三十七回春，九子九孙献寿人。岁酒无妨碰杯迟，却夸老健一番新。德富苏峰有过一首《壬辰新年》：
蚊蚋负山志可怜，那将成败问苍天。半宵清籁惊残梦，一瞬星霜九十年。今天的中国人要庆贺元旦，要去引用日本人的汉诗不管若何是说不外去的。但在中国，公历元旦那个概念自其降生以来就是高度政治化的，它代表着新的政府、新的轨制、新的历法、新的思维体例，历来不是单纯的新年。
好比康有为在1918年写过几首元日的诗，我不需要（懒得）继续查材料，就晓得他过的十之八九仍是夏历新年，而不是公历元旦。
我们今天能够把公历元旦当做一个单纯的节日，只庆贺它辞旧迎新的含义，而不需要考虑它背后的政治意涵，那也代表着阿谁大变化的时代彻底过去了。
附：我对诗文研究不多，此次简单的检索势必挂一漏万，欢送列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