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问｜杨伯江：国交一般化50年，中日若何重温初心、面向将来？

中新社北京9月20日电 题：国交一般化50年，中日若何重温初心、面向将来？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

中新社记者 张素

本年是中日国交一般化50周年。站在重要汗青节点，中日两国若何罗致两国关系正反两方面经历，鞭策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更好面向将来，遭到各方存眷。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东海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杨伯江近日承受中新社“工具问”专访，解读中日两国应若何重温初心、面向将来、相向而行，将愈加成熟不变、安康强韧的中日关系带入下一个50年。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人常说“五十而知天命”。重温国交一般化“初心”，关于“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有何意义和启迪？

杨伯江：本年是中日关系的重要年份。50年前，两国本着互尊互信和求同存异的精神，克制重重困难实现国交一般化，意义严重。

比力暗斗布景下新中国与其他国度的建交形式，中日国交一般化有其本身特点。两国政府先是在1972年颁发结合声明，然后时隔6年签定经立法机构批准的和平友好公约。可见因为情况特殊，中日国交一般化是分“两步走”的。

1978年10月，邓小平出席《中日和平友好公约》互换批准仪式。钟欣 摄

以史为鉴，更有不雅照现实之义。2021年10月8日，中国国度主席习近平在同日本辅弼岸田文雄通德律风时指出，“中日要认实罗致两国关系正反两方面经历”。我想，那里就包罗着对国交一般化“初心”的再确认。关于在国交一般化之初老一辈指导人就开展两国关系方针、原则等达成的共识，两边应一如既往地遵守下去。在涉及两国关系政治根底的严重原则问题上要重信守诺。

1972年中日结合声明，台湾问题是焦点。半个世纪过去，对照近年来中日关系的现实开展，我们愈加感应“初心”的重要性。早在50年前，中日两国指导人已就若何处置台湾问题达成共识。令人担忧的是，一段期间以来，日方在台湾问题上持续呈现消极意向，给中日关系带来严峻干扰。

中新社记者：面向将来，中日两国应若何“以史为鉴”，更清醒地掌握双边关系开展准确标的目的，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杨伯江：中日地缘附近文化相通，两国关系源远流长，内涵丰硕又非分特别复杂。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必需掌握中日关系本身特点，还要抓住新时代特征。

时代特征，归纳综合来说表现于两个层面——看全球，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国开展新的汗青方位。所谓“契合新时代要求”，意味着中日两边要从本国实正的久远利益、底子利益动身，从造福地域与世界的高度动身，继续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精神开展两国关系，包罗处置彼此间的矛盾不合。

2015年，中国青年艺术家与尾上菊之助(右三)等日本青年艺术家在北京配合演出。潘旭临 摄

做为“搬不走的邻人”，中国与日本在长达2000多年的交往中一定地产生了两方面的成果。一方面，两国之间大到社会小到小我，城市有千丝万缕的联络，许多好的功效和经历已经积淀下来；另一方面，不成制止就会有如许那样的不合和矛盾。

放眼世界上近200个国度，邻国之间存在问题其实不稀有，而是很常见，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思绪和体例处理问题。应该看到，自1972年以来的中日四个政治文件都强调两边互不构成威胁，和平、友好、合做也始末是两边必需牢牢掌握的准确标的目的。中日达成的四个政治文件和一系列重要共识，为处置各类矛盾不合确立了底子遵照，也是确保中日关系行稳致远的底子保障。

中新社记者：在连绵2000多年的持久交往中，中日两国人民曾为亚洲甚至全球文明前进做出奉献。有着类似文化布景的两国今天若何为人类奉献更多聪慧力量？

杨伯江：总体来说是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详细到每一个现实问题的处理，例如，中日两边在应对极端气候等问题上存在配合利益，在某些方面处于不异立场。

以当前颇受存眷的减碳为例。中国能源消耗中，煤炭所占比例较高。日本在履历“3·11”地震以后，核能发电受挫，石化能源利用水平不降反增。因而，中日两边在削减煤炭依赖等问题上能够摸索合做。

另一个层面是中国、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度携起手来，为百年变局下世界的和平与不变进一步奉献东方聪慧。

目前，国际间的诸多尺度、价值、形式等，仍是由西方初创或定义的。理论表白西方的路纷歧定合适亚洲，以及除欧美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域。

瞻望将来，亚洲实正实现复兴，不只在于经济总量的上升，也基于“亚洲价值”能否在国际事务中更多阐扬出应有的感化。做为亚洲次要国度，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与日本在那方面责无旁贷。

2019年，第五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在北京举行。盛佳鹏 摄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有相通的汗青文化渊源，但中日文化其实不彼此等同，相互更需要增加文化、文明的对话与交换。那在理论中也有详细抓手。

中国和日本是当宿世界上仅有的利用汉字的国度。汗青上，日本持久进修中国文化，包罗典章轨制。清代后期以来，中国引进日本典籍，以进修其时先辈的手艺和思惟。在那一过程中，中文从日语中引进了大量汉字词。

近代以来，中日两国走上差别的开展道路，履历了差别的民族命运，关于一些词的解读也渐行渐远。好比“守旧”一词，日语沿用“conservatism”的词义，指相对隆重、稳健(的政策)，不包罗太多价值判断。中文语境下的“守旧”则意味着因循保守、停滞不前，含义偏于负面。当人们讨论暗斗后的变革时，虽然中日两国粹者都认同日本社会在总体守旧化，但相互对“守旧”的感触感染、概念的认定是有所差别的。一词之别，折射出文明交换互鉴的重要性。

中新社记者：在涉台、东海、汗青等议题上，中日应若何管控不合，排除外部因素干扰，为两国关系不变开展“减负排障”？此外，关于所谓“政冷经热”形态，您怎么看？

杨伯江：目前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好比新冠肺炎疫情形成世界范畴内供给链颠簸、人员往来受阻等，又如中美关系变革等，都是中日关系面对的情况因素。在如斯复杂的外部情况中想要实现不变开展，总体思绪在于把中日关系的良性资产部门做大，使得不良资产的占比响应缩小。

进一步来看，关于现存的矛盾不合，我们应认识到，能处理当然更好，但有些问题短期内处理不了，就应停止有效管控。当前中日关系正处于新一轮矛盾高发期，新老问题交错凸显，两边要实在重信守诺，根据四个政治文件原则及有关共识精神，加强风险意识，妥帖处置敏感因素，制止冲击两国关系大局。

“以经促政”“政经别离”，是在战后特殊汗青阶段中日促进关系开展的有效体例。在1972年颁发结合声明之前，两邦交往就是“以民促官”。那一做法的背后逻辑，既因为两边有配合的利益需求，也因大标的目的是明白的，即两边迟早要实现国交一般化。

时至今日，两国间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开展到互为根底，彼此影响。政治关系欠好，经济合做亲近是不成能的。反过来，经济合做不敷，好的政治关系也难以持久维系。“政冷经热”是特殊布景下的现象，不成能做为常态存在。

2020中日(大连)展览会在此间举行。刘德斌 摄

中新社记者：有民调显示，日本的年轻人对华立场与其前辈存在差别。您认为在民间交换方面应若何有针对性地立异变革，厚植中日友好民意根底？

杨伯江：一国公众对另一国的印象往往有着明显的代际差。说到日本公众对华立场，还需按照其年龄细分。相对来说，50岁—60岁那一代日本人对华印象较为欠好，此中一个原因是他们那代人履历了繁荣昌盛期间，又目击日本经济进入下行通道，反不雅中国变革开放以来兴旺开展，不免产生心理落差。

至于若何厚植民意根底，需要按照阶层、业别、年龄层划分，我有两点建议。一方面是面向中老年人，应该出力发掘传统文化配合点，扩大“文化相通”。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前，在经济繁荣布景下，日本人出格想在文化上“寻根”，曲至今日仍然有许多日本人对古代丝绸之路心怀神往、对日本与丝路之缘很感兴趣。两国能够扩大开展上述项目交换。

另一方面是面向年轻人。相较于他们的祖辈、父辈，中日两国年轻人的生长布景更为接近。出格是在互联网时代，他们哪怕不碰头，也能够在收集上交换，讨论配合感兴趣的话题、打同款的网游。应该把他们切磋的话题引向深切。

2019年，“中日青年友好使者沙龙”活动在北京举行。侯宇 摄

总之，可针对差别年龄、差别职业的受寡，设定差别的民间交换主题，让更多日本人领会一个“等身大”“立体”的中国，加深两国民间的彼此理解。(完)

受访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 贾天勇 摄

杨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东海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法人代表)、中国亚洲承平洋学会副会长。曾任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日本国际论坛客座研究员，美国哈佛大膏火正清中心、布鲁金斯学会拜候学者。持久处置大国关系、亚太平安、日本问题等范畴研究。代表性著做包罗《东北亚若何实现与汗青的共生——从大汗青维度思虑中日韩息争合做之道》《日本国度战略转型——认知重构与途径选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