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中的「礼」，自西汉起指《仪礼》，至唐时指「三礼」，明清时指《礼记》（小戴）。
一、何为「三礼」
自从东汉学者郑玄别离为《仪礼》、《周礼》、《礼记》（小戴）做注之后，才有「三礼」那一名称。
1.《仪礼》
《仪礼》为记载冠、婚、丧、祭、饮、射、燕、不雅的详细礼仪仪式之书。
《汉书·艺文志》著录：
「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目前仅存十七篇，仅限于士礼，故有《士礼》之称，旧说认为是秦始皇焚书后的残馀。
2.《礼记》
《礼记》是后儒聚集而成的孔子及其后学传述礼法、论说礼义的著做，内容偏重于阐明礼的感化和意义。
今传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述礼法，一类陈礼说，一类解经（《仪礼》）义。与孔子所定的《仪礼》以及孔子关于礼的言行关系亲近。
据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礼记》和《仪礼》的关系有以下几点：
第一，《礼记》在内容上比《仪礼》的范畴有所扩大，不限于仪节形式，还包罗政教、礼俗，属广义的礼。如《王造》、《月令》、《学记》、《乐记》、《坊记》、《中庸》、《儒行），《大学》等篇已超出《仪礼》内容之外。
第二，《礼记》中解经义的一些篇什等于《仪礼》的传。如《经解》，郑玄《礼记目次》云：「名日《经解》者，以其记六艺政教之得失也」，其实《经解》其实不限于畅谈六艺与政教的关系，而着重在谈礼与政的关系，解释礼的纲目，现实等于《仪礼》的总序。至《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诸篇，则相当于《仪礼》每篇的小序，故郑玄《礼记目次》说：「《仪礼》其事，此记释其义」，「以上诸皆《仪礼》当篇之义，故每篇言义也」。
第三，《礼记》中还记载了些在现实生活中践履礼节的言和事，亦与《仪礼》相内外。
第四，如遵从旧说以感德、戴圣为《礼记》做者，则二人本从后仓受《仪礼》，而自传大、小戴《礼记》，可证《礼记》为《仪礼》之附庸。
3.《周礼》
本名《周官》，通过记述三百多种职官的职务，从而展开对社会政治轨制的设想。周礼序官辨职，涉及田造、兵造、学造、礼节、刑法等方面的大政，包罗着丰硕的政治、经济、文化材料，现实上是一本政书。
《汉书·艺文志》著录《周官经》六篇，颜师古注曰：
即令之《周官礼》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记》充之。《考工记》虽为后人所补，无关大政，但也是先秦古书，是考证古代工艺、器物的重要材料。
三礼中《仪礼》、《周礼》两书编制比力完好，《礼记》则为没有什么编制可言的儒学杂著，通俗来讲能够说是一本论文汇编或进修条记汇编。
二、「三礼」做者及成书年代
现传播的「三礼」皆为儒家学派的重要典籍，其成书与孔子有间接或间接之关系。
1.《仪礼》
据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考，可能为孔子所编定。现将相关文段摘编如下：
《史记·儒林传记》认为《仪礼》传自孔子（留意为「传自孔子」，即做者非孔子而另有其人），其文曰：
「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那么做者为谁？
至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序》、贾公彦《仪礼疏序》认为周公所做。
那种说法当然过于武断且缺乏实证，故后人多疑其非。
清 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据《礼记·杂记下》所云
「恤由之丧，哀公使孺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认为「《士丧礼》之文昉于孔子」，即《仪礼》中的《士丧礼》篇由孔子编写成书。
至邵懿辰《礼经通论》，则明白认为：「《礼》十七篇盖孔子所定。」所据亦是上文崔述所引的《礼记·杂记下》，并认为既然《士丧礼》是由孔子编纂确定的，那么《仪礼》其余十六篇也应当为孔子所定。为加强论据，他认为汉人将《仪礼》尊为经，恰是因为该书是由孔子所定。
皮锡瑞《三礼通论》完全同意此见，认为「邵氏之说犁然有当于人心」。
孙书亦倾向此结论，并举陈公柔《士丧礼、既夕礼中所记载的丧葬轨制》一文（载《考古学报》1956年4期）为证：
文中把《仪礼》的《士丧礼》、《今夕礼》所记的随葬器物的组合形式，跟考古发现墓葬中的现实情况比照，认为《仪礼》反映的大约是战国初期的情况。而战国初期离孔子生世甚近，礼法不会发作多大变革。2.《礼记》
旧时多认为西汉礼学家感德、戴圣编定。近代学者深切研究，认为大戴礼记、小戴礼记皆成书于东汉中期。
第一，礼记的各篇章做者非一人，是孔子门徒及其后学各自撰写的关于礼（尤其是《仪礼》）的文章，是一本论文集。
如《汉书·艺文志》著录：
「《记》百三十一篇」，自注：「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典范释文·叙录》云：
「《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认为此记，后人通儒各有损益。」先秦儒家在传习《仪礼》的同时，都附带传习一些参考材料，那种材料叫做「记」，即对经文的解释、申明和弥补。那种记累世相传，不是一时一人之做。例如，大戴、小戴礼记中有浩瀚篇幅中的文章皆采自《荀子》，详细如下：
图片翻拍自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
第二、那些关于礼的传述和论说，在先秦多以单篇散章的形式传播，后被聚集、补撰成书。
西汉礼学家在教授《仪礼》的时候，也各自选编一些自先秦儒家所传之「记」，做为辅助质料。其配合特点是：1.都是用其时通行的隶书誊写的；2.附《仪礼》而传习，没有独立成书；3.因为是附带传习的质料，即便是一个较好的选辑本，它的篇数、编次也没有绝对的固定性。
旧说认为约在西汉前期，那些「记」已由感德、戴圣别离编定为篇数差别的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
如孔颖达《礼记正义》于「礼记」题下引郑玄《六艺论》云：：
「案《汉书·艺文志》、《儒林传》云：传《礼》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传门生感德、戴圣名在也。」
「今《礼》行于世者，感德、戴圣之学也。」
「感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近人认为《礼记》成书年代当为东汉中期，原因如下：
一是西汉经学家多纯为今文学派且家法森严，二是西汉时古文经多藏在皇家秘府，一般人不得观看，故而西汉礼学家各自选编的「记」，不会也不成能搜集他们所排挤的且其时尚未行世的古文经记。可是今传《礼记》中就掺进了古文学派的文字。好比《奔丧》、《投壶》，就是《逸礼》中的两篇。故其成书不妥在西汉初期。
王莽当政，立古文经为官学，鼎力推行古文经学二十多年。东汉成立后，立经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固然如斯，因为古文经学已经大兴于世，且因古文经学本身优势，今文古文两个学派日趋混淆，学者在材料的编纂上也趋势于兼收并蓄。因而西汉经师们选编传抄下来的各类选辑本，经东汉经师之手，天然免不了掺进一些已经行世的古文。
到东汉中期，大大都选辑本先后被裁减，而构成和保留了八十五篇本和四十九篇本。篇数多者命为大戴礼记，篇数少者为小戴礼记，那两书皆非感德、戴圣选辑本的原貌。
某认为大戴、小戴礼记当为感德、戴圣所选辑，只是最初独立成书，构成固定篇目则在东汉中期。
3.《周礼》
关于《周礼》做者，一说与周公有关：
《后汉书·马融传》谓之为反映周公致承平之书，《周礼》郑玄注则径谓之为周公所做，此二说汉时已有人反对。
唐贾公彦《周礼疏·序周礼废兴》说：
「《周礼》起于成帝刘鑫，而成于郑玄，附离之者大半，故林孝存认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经之书，故做十论七难以排弃之。何休亦认为六国阴谋之书。」
二说为刘欣伪做：
始于宋洪迈《容斋续笔》卷十六「《周礼》非周公书」条：
「《周礼》一书，世谓周公所做而非也。昔贤认为战国阴谋之书，考其实，盖出于刘之手。《汉书·儒林传》尽载诸经专门师授，此独无传。至王莽时歆为国师，始成立《周官经》认为《周礼》，且置博士。面河南杜子春受业于欲，还家以教门徒。勤学之士郑兴及其子寡往师之，此书遂行。」颠末古今很多学者的考证，认为《周礼》成书于战国时代：
《周礼》成书于战国时代，其有汗青根据，决非凭空臆造，但不限于反映西周一代的现实，而是综合了西周至战国的情况，而且包罗编辑者抱负化的成分在内，正如张心微《伪书通考》所说：「采西周及春秋时轨制参以己意面成。」《周礼》表现了礼治的思惟，表示出对周造的神驰，此中也经常提到“法”，但是指“法例”或“办法”，与法家之法无关。因而《周礼》出自儒家无疑，但与孔子的关系较为疏远。（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三、「三礼」地位变革简述
「三礼」地位的变革次要是指《仪礼》和《小戴礼记》在儒家典范中的地位变革。
从汉到明清，《礼记》的地位越来越高，《仪礼》日渐式微。《礼记》关于社会、人们的思惟的影响远远大于《仪礼》、《周礼》。
先看一张两汉时「三礼」传承谱系，翻拍自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
《仪礼》在西汉便已被列为「经」，彼时《礼记》尚未独立成书，仅为《仪礼》的隶属性材料。
王莽执政，尽废今文经学，将《周礼》列为官学，视为典范。
东汉王朝成立，礼学立大戴、小戴为官学，《周礼》被排除于官学之外，但已传习于世。
东汉中期大戴礼记、小戴礼记独立成书，成为定本。
东汉郑玄对《小戴礼记》做注，垂垂得到一般士人的尊信和传习，地位起头上升。《大戴礼记》则式微。
唐朝设科取士，《小戴礼记》、《周礼》被列为典范，《礼记》被列为大经，《周礼》、《仪礼》为中经。固然《礼记》字数为《仪礼》的一倍之多，但是攻习《礼记》的人数仍然多于《仪礼》。
明朝，《礼记》代替《仪礼》，成为五经中的「礼」。
四、「三礼」地位变革原因
《礼记》之所以可以获得如许的地位并对我国社会轨制、人民思惟产生如斯之巨的影响，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1.内容差别。《仪礼》不外是礼仪票据，《周礼》也不外是官位清单，而《礼记》则次要阐述了各类仪式的意义和造礼做乐的精神，透辟地表述了儒家学说的大旨。
《仪礼》、《周礼》恰似考古陈述，跟着社会的开展，此中所说的内容一定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而《礼记》所论述的笼统理论则可以为历代治国理政之辈借鉴并运用。好比三年之丧未必能通行于现代，但是能够师法其意，按照社会现实停止具有现代特色礼节立异。
2.文字流利度差别。《仪礼》、《周礼》等礼仪票据、官位清单几乎没有什么文学性可言，极度枯燥乏味，且遣词造句多用古语，难读难懂，天然鲜有人问津。反不雅《礼记》则名篇迭出，如《大学》、《中庸》、《礼运》等。
3.《礼记》为儒家所「做」，是儒家思惟实正凝聚处。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说道，儒家的「述而不做」现实上是「以述为做」，「此种精神，此种倾向，传之于后来儒家，孟子荀子及所谓七十子后学，各人勤奋于以述为做，方构成儒家思惟之整个系统。」
他说：
《易》是本有，是儒家所述，而《系辞》、《文言》等，则儒家所做，而《易》在思惟史上的价值，亦即在《系辞》、《文言》等。《春秋》是本有，是儒家所述，而《公羊传》等则是儒家所做，而《春秋》在思惟史上的价值，亦即在《公羊传》等。《仪礼》是本有，是儒家所述，而《礼记》则儒家所做，而《礼记》在思惟史上的价值，则又远在《仪礼》之上。
若使《周易》分开《系辞》、《文言》等，不外是卜筮之书;《春秋》分开《公羊传》等，不外是「断烂朝报」;《仪礼》分开《礼记》，不外是一礼单;此等书即不克不及有其在二千年间已有之影响。学养不敷，仅能踵习前人之见，难免纰缪，还请贤君子斧正。
次要参考册本
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
王文锦《礼记译解》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