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五色土 | 做者 蔡辉
“帅家默是学霸书白痴，不是神经病傻子，张若昀此次有些用力过猛了。”
“通俗轻喜剧，跟原著没什么关系。也是，根据读者想象中的汗青风云纪实来拍的话，对整个剧组都太为难了。有点失看”……
电视剧《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口碑不错，但也有一些责备之声，集中在：
帅家默的形象有些夸饰。
与原著联系关系不大。
深思力度弱化。
显微镜没了，“大明”模糊了……
艺术创做应多元化，各有观点是常态。原著《显微镜下的大明》是汗青漫笔集，共6个故事，丝绢案是此中的《学霸必需死——徽州丝绢案始末》，详述明代隆庆四年（1570年）至万历七年（1579年）间，徽州府因人丁丝绢争议，引发的官民抵触。该案闪现出传统治理与近代转型之间的抵触，惹人深思。
可能是为了易读，原著已加进许多娱乐元素，好比称事务的核心人物帅嘉谟为“学霸”，到电视剧中，改名帅家默，进一步移演成“算白痴”，并加进桑丘式人物丰宝玉、负面人物程仁清等，招致整个故事被各类刻板印象包抄，从民间社会，到士林风气，到家庭生活，到官府规则，到情面交往等，无一不进俗套。“显微镜”只盯典章轨制，无视实在生态，已失思辨意味与空间。
从演人员表看，原著做者也是电视剧的次要编剧，那可能阐了然，讲故事与有设法是两回事，只要设法，不会讲故事，或只会讲娱乐故事，“原汤化原食”也可能走味。
《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剧照
丝绢案是咋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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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隆庆四年（1570年），新安卫人帅嘉谟就人丁丝绢，向徽州府提出申述。
明代行政与军事二元治理，苍生由县治理，军户由卫所治理。明代军户承担重，社会地位低，子弟以脱籍为荣。明代阁臣中，李东阳、万安、刘吉、高拱、张居正、叶向高档，均出自军户。
新安卫在徽州府歙县，但与处所无涉。帅嘉谟翻阅官府账册，发现徽州府每年缴纳税粮中，有一笔人丁丝绢，多达8780匹，由歙县单独承担，其他五县均无。
人丁丝绢属丁税（即生齿税），征于县，《大明会典》中必言明是哪县，征于府，例由各县均摊。在《大明会典》中，人丁丝绢列在徽州府名下，理应六县均摊。
为何酿成歙县独担？
帅嘉谟发现，那笔税最早从徽州府派到歙县时，名为“夏税丝”，收上往后，竟以人丁丝绢名义进账。歙县认为交的是“夏税丝”，其实无此税，徽州府用它抵了人丁丝绢。显然，徽州府书吏曾窜改名目，而书吏均来自另五县，歙县白交了百余年冤枉税。
另五县立即还击，称《大明会典》不记细节，应以黄册为准（但黄册中无相关笔录）。
一番诉讼，帅嘉谟自称遇刺，逃至异乡。6年后，徽州府旧事重提，背后是户部尚书殷正茂以此为打破口，推进“一条鞭法”，即同一冗赋，只与占有地盘量联络，富者多交，穷者少交，实现“赋役均平”。法今天平倒向帅嘉谟。
殷正茂是歙县人，他的干涉引起五县暴怒，士民“一时愤激，蜂拥县衙，连名具告，乞求申达”，以致“寡情汹汹，驰驱唤喊，自暮达旦”。
《徽州府山阜水源总图》(来自弘治《徽州府志》)
因“多事”成了替功羊
为平息民变，徽州府频频腾挪，取缔了歙县不断缴纳的“协济金衢道兵饷银”，另五县未加税，歙县承担得减。可“协济金衢道兵饷银”该不应交，昔时为何加给歙县，就没人干预干与了。
挑动民变的程任卿和原告帅嘉谟成了替功羊，后者功名是“将不干己工作，伪造写词，声言奏告，恫吓得财，计赃满贯”，被“杖一百，流三千里，遣边戍军”。《歙县志》却赞扬他：“以匹夫而尘万乘之览，以一朝而翻百年之案。虽遭谪戍，而歙人视若壮夫侠士。”
丝绢案表露了明朝的窘境：
起首，徽州是靠行政手段构成的府，六县外表是同亲，靠“东南邹鲁”（孟子生于邹，孔子生于鲁，邹鲁是文教昌隆地的代称，墨点是徽州人，故有此称）神话，牵强庇护懦弱的认同感，但那种“以刑辅德”的粗放治理体例，一有利益纷争，因无处理计划，矛盾立即激化，很难有所变化。
其次，用德治取代法治，只论义务，不管权力，争议动辄升至道德层面，永难达成共识。
其三，诸多利益方无代言人，乡儒得以挑动舆情，协商机造失灵。
其四，各利益方黑暗博弈，无法从底子上改动“冗赋”的产生气造。“一条鞭法”治本不治标，只是扩展税基，把问题挈下往。
在大航海冲击下，明朝贸易兴旺，部门地域已起头近代转型，但近代化的关键是生人社会替代熟人社会，个别更需法令庇护，不然会压制活动性，致多元利益主体困在原有的熟人社会中，引发种种抵触，可明朝拿不出处理计划，只好用严惩“多事”的帅嘉谟来敷衍。
算学不等于数学
在原著中，做者对丝绢案有深进根究，在电视剧中，却酿成粗浅的“美化帅嘉谟”。
帅嘉谟实是“算白痴”式的人物吗？据《万历歙志》载，他“少有心计，析进毫芒，熟知巧历。稍稍猎经史诸书，略知梗概。常曰：‘文不克不及冠士，武不克不及冠军，则当以他长见。九章勾股，吾庶几可充算博士乎！’”他攻算学，是为高人一等。
电视剧做者显然漠视了，算学不等于数学，算学是适用手艺，必需与详细行业联络。明代算学的特征是呈现大量顺口溜，如：“古者量田较阔长，全凭绳尺以前量。一形虽有一般法，惟有方田法易详。若见喎（音如歪）斜併凹曲，曲须俾补取其方。却将乘实为田积，二四除之亩数明。”
为测量田亩，明代算学家还创造了“又歌”，用顺口溜提出方田、曲田、勾股、圭田、棱形、圆形、碗田、丘田、环田、梯田、斜形、三广、弧矢、眉形、牛角、二不等、船田、蛇田、四不等田、五不等田之类，共计46种不规则地盘计量办法。
把帅嘉谟塑形成只存眷数字，不存眷人世万物的数学家，是欠缺常识的误读。
闻论理学者李约瑟曾说：“在1550年，欧洲的数学其实不比阿拉伯人从印度人和中国人继续来的发现更为先辈。但在欧洲，紧接着却发作一系列全新的工作。”事实上，恰是在明代，中国数学起头落后于欧洲，原因有二：
一方面，明代国子监废算学，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曾恢复，但很快又中行。
另一方面，明代处所教导完全回并成“为科举办事”，除家学渊源，通俗人很难接触算学。
帅嘉谟不是学霸
明代数学落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误把算学当数学。
李约瑟曾指出，古代中国欠缺严厉求证的思惟，招致形式逻辑无法在中国进一步开展，中国数学家从未自觉地创造任何笔录公式的符号办法，在耶稣会教士进华以前，数学上的陈说次要是用文字写出的。
学者刘树勇、王士平在《明代科学开展的迟滞问题》中指出，明代科技著做的利用性强，却有明显的“重术轻学”倾向。古代中国科技功效中，手艺功效占80%，理论功效仅13%，尝试功效仅7%。
无视那一布景，把帅嘉谟描绘成“专业至上”的现代人，不甚安妥。在马伯庸以往的做品中，常把前人写成被启蒙后、有独立自我的现代人，当然降低了阅读门槛，却传递出“今古近似”的误会，使读者漠视了近代转型的浩荡逾越，对那种只求娱乐效果、舍弃责任的写做，读者应有警惕。
帅嘉谟不是学霸，也难说是算学家，他有出风头的愿看，但五县人称他是“刁军”“歙刁”“卫刁”，也属臭名化，是假拆成“道德责备”的利益博弈。
在电视剧中，专给帅嘉谟配了个类型人物丰宝玉，他好赌、无能，却有附生身份。
附生即附学生。明代儒学官校有人数定额，墨元璋规定府学40人，州学30人，县学20人，称为廪生，国度按月收米。后科举兴旺，官学扩招，新增学生即增生，进学但不像廪米。增生之后，又有附生。廪、增、附成三个品级，合称生员，测验功效好，可逐级升格。
生员只要根底功名，能量却大，被称为“蓝袍大王”，在下层社会中横冲曲碰。
明朝的襕衫
“蓝袍大王”惹不起
生员为何成“蓝袍大王”？
据学者赵毅、武霞的《明代下层士人中的蓝袍大王》，明朝法令规定，生员可参与处所事务，有列席乡饮酒礼、乡约会议之权，凡救灾、赈济、修桥造渠、建书院等，均可与绅耆、里长者共商，学校的明伦堂常做公议之所。
生员涉案时，见县官可免跪、免体罚，即便立功，也能够褫革衣巾代罚。顾炎武在《生员论》中称：“今全国之出进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吏为缘，甚有身自为胥吏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独霸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市者，生员也。”
生员享特权，有钱人不吝重金捐纳，成捐生。明代生员已趋恶棍化，即“大致乡下有一青衿，则一族一家皆倚赖之。一族一家而有事也，本生必不容不出头，谓之撑持门户”。很多生员参与民间诉讼取利。
电视剧中，负面人物程仁清遭谗谄，失往科举资格，成了讼师。讼师汗青悠久，春秋后期郑国人邓析被称为“讼师开山祖师”。在古代，讼师以替身打讼事、写状纸为职业，历来受不放在眼里。
《史记》称邓析是“诈伪之人”，《唐律疏议》制止诉状代笔，《宋会要辑稿》则规定：“教词讼文书，杖一百，许人告；再犯者不以赦前后，邻州编管，从学者各杖八十。”《大明律》亦明白规定，挑讼、唆使、诬告等行为会被处以重功。
前人鄙视讼师，源于儒家的“无讼”思惟，可跟着市场开展，利益日渐分化，“无讼”已无可能。对峙“无讼”，实属掩耳盗铃。
孤本不乏正能量
从文献看，讼师职业最早呈现在南宋，宋代还呈现了培训教材《邓思贤》，又称孤本。宋代对状书要求严厉：字数不得超越两百；一状一诉；与己无关不得代办署理；月底才承受状书；时间、姓名不实者不受理。无专业人员协助，很难完成。
明清对诉状的要求更严，“凡各府州县受词衙口，责令代书人等俱照后式填写，如不合式者，将代书人重责枷号，所告不准准理”。
明代有良多闻名讼师，如宋士杰，按其时法令规定，讼师不得出庭，但他常上庭，清代还呈现了女讼师，如疙瘩老娘（见《小豆棚》，虽属小说，其事或有）。
明代孤本颇多，如《折狱奇编》（云水、乐天子辑）、《法林照天烛》（江湖醒中浪叟辑）、《霹雳手笔》、《鼎刊叶先生精选萧曹正律词讼词锋》（叶氏）、《新刻校正音释词家便览萧曹遗笔》（豫人闲闲子订注）。
坊间视讼师为贪财枉法、无长短看的讼棍，但日本闻论理学者夫马进研究后发现，那些孤本中充满正能量。
好比《珥笔全书》要求：“以善宅心，能攻人之恶，以理律己，治奸宄之徒。”而《词家便览萧曹遗笔》更明白提出：“韩子云凡物不得其平则喊。词讼者人心不服之喊也。凡举笔必需情实理实，然后顺理陈情，不成颠倒黑白，事变是曲，以陷人于非功也。天鉴在兹，不成失慎。”
在现代社会，讼师等本可开展成合理职业，明清时却被臭名，表现了近代转型中，传统文化的浩荡阻力。电视剧延续那一刻板印象，违犯了原著中“显微镜”之旨，怪不得没能看清大明。（责任编纂：沈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