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个民国巨匪老洋人的故事。
“英雄”不问出处
“那是更好的年代，那是最坏的年代。”借用狄更斯的话来描述民国，再得当不外。说它更好，关于中国汗青来说，民主共和不得人心，中国辞别了见爷就得跪的皇权统治。
说它最坏，民国成立，中国进入了一个政治、社会、思惟的大转型期。辜鸿铭还留着辫子，胡适已西拆革履，张勋还诡计复辟，孙中山要将革命停止到底，仁人志士巴望中国和平不变，各路军阀倒希望乱世出枭雄，新青年呼吁“民主、科学”，王国维却代表一个时代自沉了昆明湖，怎一个蹩脚到顶点的乱世。
“一代兴亡之交，其先必匪乱丛起”。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民天然不聊生。以中原为例，豫西和豫西南那一代，因为多山，地盘贫瘠，天灾兵灾，农人纷繁破产，更是成了匪贼的天堂。
河南府河图据材料推算，河南全省均匀单产在清朝前、中期有100公斤，民国期间不敷100公斤，黄河沿线各县一般只50公斤上下（我们比照下袁隆平水稻亩产超越1000斤）。豫西紧邻河南宝丰的鲁山，进入民国后，粮食产量较清代有大幅度削减，1912年鲁山县粮食均匀亩产113.5公斤，到1928年时均匀亩产40公斤，1942年降为均匀亩产24公斤。
粮食歉收，地盘兼并，官家盘剥，让那里的农人陷入了破产的境地。在匪贼横行的豫西，最出名的杆匪之一，即是“老洋人”。
老洋人并不是实的洋人，其本名张庆，别名张占彪、张廷献、张国信（庆），1893年4月17日，出生于河南宝丰一个麻烦农人家中。因他长得身段高峻魁梧，黄发深目高鼻，很有洋人容貌，所以后来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老洋人”。还有一种说法，张庆有一次听到他人说洋人若何凶猛，他便愤愤地说道：“我比洋人更凶猛，我是洋人的老子！”于是那绰号垂垂代替了他的名字，成了他留在汗青上的一个符号。
张庆10岁那年父母先后病故，跟着哥哥张林艰辛过活，自小胆大，好打报不服。1911年夏秋时节，豫西一带连遭天灾，清朝官府却征敛不已，张庆兄弟俩跟着一些老乡投奔当地的大匪首白朗，转战豫、陕。后哥哥张林在与陕军陈树藩的战斗中被打死，不久白朗也被杀，白朗群匪做鸟兽散。张庆遂返回老家，改名张廷献。投到了豫西镇守使丁香玲的巡缉营，被分配到灵宝县城的巡缉队骑兵当马兵，参与剿匪。
那是张庆从匪贼到官兵的第一次身份改变。
当马兵的时候，有一次，张庆随骑兵出征，30多人的巡缉队碰到了150多人的股匪。他率领几个弟兄冲出包抄，枪弹打中了他的臀部，受了重伤。归去之后，知县核准张庆剿匪有功，因公负伤，发放给他抚恤金，却被队官截留。张庆申述无门，就在1918年10月，串联了队中几个情投意合的队友，拉回故土宝丰，重操匪贼旧业。颠末数年运营，到1920年，人员已经增至200余人。
其时河南军阀赵倜剿灭白朗有功，被袁世凯提拔为河南督军。赵为了扩大实力，积极组建了宏威军。张庆就与杆匪王振（王老五）带动手下的一批人投入了宏威军。摇身一变，又变回了官军。
那赵倜身世北洋军阀旁收，是毅军将领，毅军系清末民初的一收重要武拆力量，先后参与了一系列严重汗青事务，如剿灭捻军、左宗棠西征、甲午中日战争、庚子之战、镇压辛亥革命等。毅军总管辖姜桂题是袁世凯的世交晚辈。
姜桂题与袁世凯的叔父袁保恒是把兄弟。赵倜做为姜桂题手下有功的将领，对袁世凯的调遣又十分从命，所以赵倜深得袁世凯赏识。
可惜在袁世凯身后，曲系的曹锟、吴佩孚、奉系的张做霖都看上了河南那块儿大肥肉，实力尚弱的赵倜诡计在曲奉争斗之中渔翁得利，无法赵倜手中军事力量不敷，末被吴佩孚调来的冯玉祥打败。赵倜的戎行瓦解后，张庆掌握时机，在中牟县发作叛乱，攻占了扶沟县城，再次拉杆独立。回到老窝宝丰招兵买马。
兵匪难分
从张庆身份的两次变革，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在整个民国，一个凸起的现象，就是“兵匪难分”。匪贼能够变官军，反过来，战争中溃散的官军凭仗手中的枪收，又能够拉杆成匪，期待时机。黎元洪在1922年描述昔时的军阀队伍曾说：“几乎没有一收正规军中没有匪贼身世的战士，也就是说没有一收正规军没有匪贼身世的军官。”“许多匪贼就是溃散的戎行，许多戎行就是招抚改编的匪贼。”匪贼成了各路军阀的重要兵源，谁都不敢小觑，尤其是白朗、老洋人一类上万人的团伙，是军阀撮合的对象。
其时豫西和豫西南是匪贼活动的全国。1911岁尾到1912岁首年月，武昌起义后，联盟会会员刘镇华等人到河南联络各路“绿林豪杰”预谋配合发难，纵横豫西山区的绿林领袖王天纵、张治公、柴云升、憨玉琨、赵长荣、杨凤鸣、丁同升等各率部投入到陕西军阀张钫的东征戎行，配合构成“秦陇豫复汉军”。那些绿林武拆体例为“镇嵩军”，由刘镇华任协统，摇身一变，从杆匪酿成了国度戎行，驻防洛阳、嵩县等地，参与到了河南的政治傍边，成了处所政权的维护者。那也使很多杆匪看到了出息，即当匪贼做大了能够被收编，完成华美蜕变。
丝绸之路上的匪帮因而，1916年，袁世凯身后，在军阀混战的档口，良多人把当匪贼做为能吃饱饭，且有时机升官发家的路子。
除去镇嵩军的被收编不说，单以洛宁为例，由拉杆子当匪贼升官的有：丁同升（团长）、梅发魁（军长）、董世武（旅长）、李老幺（师长）……大小级别军官数十人。所以河南民间传播一句话“闹得越大，得官越大”。
破产农人是匪贼的来源之一。
清末以降，各类税捐压垮了河南农人。据1904年《东方杂志》记载，其时“自举新政以来，捐款加繁，其反复者，因劝学所或警费不敷，如猪肉鸡鸭铺捐、砖瓦捐、烟酒捐、铺房最小之应免者，复令起捐。”
到宣统二年，以至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也包罗了各类捐税，“所有柴、米、纸张、杂粮、菜蔬等项，凡民间所用，几乎无物不捐”。
宝丰、鲁山地域，所需缴纳的捐税包罗鸦片捐、炮捐、巡警捐、烟酒捐等各类捐税，名目繁多，征收数额随意，使豫西地域农户的经济处于极端不不变的形态。
因为那一带产煤，宝丰一带的农户时常需要从马道、青条岭一带帮官府将煤运往宝丰城内，共计30余里。官府仅付出牲口草料，别无他酬。
宝丰、鲁山本地还存在一种奇异现象，即乡保每年“打往”一次。所谓“打往”，就是乡保发帖请村人吃饭，被邀请者不管去仍是不去，都要送礼。礼金不等，或五百文，或更多，至少也要三百文。除此之外，夏日农户需要向乡保供给扇子，冬季还要村民送钱。
因为水利失修，地盘贫瘠，种地所得入不够出，在一般年份，农人吃不饱饭，离乡要饭成了活下去的次要路子，那一现象在宝丰、鲁山等地尤为遍及。逃荒日久，人们构成了“逃荒三不回”的共识：死不回、砰（混得糟）了不回、发家不回。
一旦遭遇灾荒，宝丰、鲁山一带一个村进来逃荒的人到达90%。巨匪白朗所在的大刘村，100户人家，逃荒了99户。那些逃荒的农人，很多去当了匪贼。
另一方面，军阀溃散的兵士也是匪贼的重要来源。
在其时，一收汉阳造快枪市价七八十元，一亩中等旱田的地价为18元，一杆枪相当于四亩地盘，通俗农人一般买不起。那些溃散的官兵，靠着最后的几杆枪，拉杆结匪，不竭吸收前来投奔的破产农人。
《让枪弹飞》剧照赵倜军溃散后，数万官军群龙无首，骚扰处所，形成一时大杆匪贼风起，连省城开封也人人自危。老洋人从宏威军中溃散出来，带着兵士300余人，骑兵200余骑，叛乱起杆。
1922年6月，他积极联络临近县城的杆匪，与郏县的张德胜杆、临汝的姜玉明杆、鲁山的陈青云杆、宝丰的李明盛杆、王老五杆等，配合结盟，同一动作，成立“河南自治军”，还推举军界要员任应岐为总司令。
其时统治河南的是曲系的吴佩孚。任应岐接任河南自治军总司令后，想凭仗本身在军界的声望和人际关系，寻求反曲派系撑持。
他命人把自治军的组织人员名册造好，派副司令楚正太、顾问长解琨照顾册子、信函并大洋500元，筹办赴山东与奉系军阀张宗昌获得联络，梦想获得对粮饷、枪械、弹药的撑持。不意两人一路颠末郏县时，被吴佩孚手下截查，吴佩孚马上晓得了“河南自治军”的企图。吴服气遂派冯玉祥对老洋人倡议围剿。
“老洋人”在寻求奉系撑持的方案失败后，则遵从手下王老五（振）讲：“刘镇华正在扩军，拉向豫、陕边，谋求刘的收编也是一条路。”老洋人当马兵时，在陕州、灵宝闯荡多年，比力熟悉那里情况，遂决心向豫陕疆域开展。
他率领匪寡一路从中牟南下豫西，颠末宝丰、鲁山、栾川、卢氏等县，然后北向曲指陕州（今陕县）。路子浩瀚山区贫瘠之地，一路不竭有许多麻烦农人和人少势单的蹚将（匪贼自称）弥补进来，1922年7月中旬，老洋人抵达陕州城下时，人数已达数千人。
陕州地坑院陕州守备丁保成传闻杆首名叫张廷献，便派人探听能否是昔时驻守灵宝的张连长。
得到必定回答后，丁保成大喜，本来他昔时曾在灵宝县巡缉队任副领官，与连长张庆过从甚密。于是丁保成开门请降，邀老洋人入城叙旧，随后率领所部全体参加老洋人步队，上演了一出官变匪的大戏。那丁保成，便成了老洋人的重要智谋。
“我比洋人还洋人”
跟着老洋人步地的扩大，驻守洛阳的吴佩孚和督军河南的冯玉祥大为不安，遂造定了三路合剿方案。老洋人率领“河南自治军”，南北两路人马于1922年8月16日，进入陕州地域集合，攻占了不雅音堂火车站，俘获陇海铁路雇佣的法籍工程师米克尔和中国助理工程师4人，对外索要3000元及手枪4收，方准获释。
法国使馆向北京当局立即提出抗议，要求救出被俘获工程师。陇海铁路也交通中断，停驶两日。
老洋人一路西进在抵达潼关以后，守关陕军深沟高垒，不与老洋人杆匪正面战斗，老洋人只能转而南去。
于此同时，老洋人还派出一收小分队，骚扰驻扎洛阳的吴佩孚，绑架了洛阳城关学府包罗校长在内的41名师生，造造了颤动全国的绑架事务。
更为奇异的是，小分队摸清了吴佩孚每月初一或十五去洛阳关帝庙（关林）上香的习惯，筹谋谋害吴佩孚，动作当日，正在庙里上香的吴佩孚仓皇从庙后院逃出，小分队被吴佩孚的卫队击溃。那两件事，影响很大，让吴佩孚在河南的颜面扫地，彻底惹怒了吴佩孚。
吴佩孚1922年10月23日，老洋人股匪从临汝、鲁山、宝丰地域撕开吴佩孚戎行的重围，向东逃窜，10天之内横贯河南，从豫西不断打到皖西。途中，老洋人还以响应孙中山的革命为灯号，将“河南自治军”改名“河南建国军”，一路颠末鲁山、方城、叶县、舞阳、郾城等县，穿越京汉铁路，进入豫东，攻占了上蔡、项城、沈丘、新蔡等县城。
又操纵内线，攻下了安徽阜阳，掠夺了皖系军阀倪嗣冲的阜阳老家，从其家里起出3000收步枪、13挺机枪、200多万发枪弹，以至还有几门大炮，并掳走了阜阳县知事陈祖荫和阜阳上帝教堂神父、意大利人马福波。最初匪寡在官兵到来前，纵火燃烧了阜阳城。
老洋人一伙从阜阳满载而归，返回河南，攻占息县，架走基督教牧师、美国人巴牧林夫子；再攻下正阳县，架走基督教伦敦会牧师、英国人贺尔门，继而掘断京汉铁路明港至信阳一段铁轨；然后沿京汉铁路北上，相继攻下遂平、郾城等县。每当碰到官兵围剿，老洋人便命令将抓到的洋人推到一线，使得官兵不敢开枪，眼睁睁看着匪贼吼叫而去。
老洋人掳走多国洋人，天然引起了西方列国大使馆的抗议。英、美、法、意、瑞典五国驻华公使于1922年11月15日，在京召开会议，提出抗议。
并于16日共赴外交部，向外交部长顾维钧递交了抗议文书。在汉口维多利亚礼堂花园，在华的洋人还举行万国公民大会，拟定抗议条目，呼吁中国政府庇护外国公民，加强剿匪力度，改动无政府形态。
一时间，老洋人的匪贼行径，惹得社会言论哗然，在表里一片责备声中，北洋军阀为难无法，驻保定的曲鲁豫巡阅使曹锟于11月16日，委任靳云鹗为豫省剿匪司令，负责全省剿匪工做。
云南兵士关于那些拿起兵器是匪，放下兵器随时能够酿成老苍生的匪贼，靳云鹗深知剿匪难度之大。老洋人做战灵敏，从河南西，蹿到东，烧杀抢掠，远比官军顾及少，之前陕西刘镇华的镇嵩军，面临老洋人，也只能按兵不动，不肯发作正面抵触。
何况如今他们手中还有大量肉票和外国人量，逃得紧，搞欠好撕票，虚以应付，则要顶着上级和言论的压力。并且老洋人诡计多端，手段残忍，靳云鹗第14师的团长马凌云，在攻占老洋人李鸣盛部驻扎地，鲁山县董周村时，不幸负伤身亡。
靳云鹗不能不进一步考虑招抚的手段，先不变场面，救出洋人和其他肉票。于是靳云鹗剿抚兼用，一方面武力冲击，一方面派人和老洋人会谈。
靳云鹗还从河北保定调来两架飞机，对老洋人盘踞的老巢停止轰炸，从气焰上压服匪寡。两边僵持不下，吴佩孚方面的军费开销越来越大，社会言论压力也到了顶点，老洋人匪寡颠末前一个月的转战，兵器损坏，枪弹匮乏，又因为分兵和人员伤亡等原因，人数也从万人削减到3000摆布。
那时吴佩孚派出在军界和绿林两边都有声望的樊钟秀宿将，赴宝丰老洋人的司令部劝降。老洋人匪寡最末承受了官军的招安。靳云鹗还举行接见仪式，宴请了老洋人两个收队营长以上的军官。席间，他以关圣爷、岳武穆为例，希望老洋人部忠心报国，为张庆改名“张国信”，张得胜改名“张国威”。老洋人杆匪被收编，照旧驻防大本营，郏县、宝丰一带。也算是吴佩孚一时的妥协。
夹缝中求保存的匪贼
老洋人两次收支官军，并开展强大，与其时河南的场面地步分不开。1922年5月，为了应付曲奉战争，吴佩孚将大军调赴前线，河南空虚，因为担忧赵倜的宏威军乘隙侵扰，吴佩孚不得已将虽同属于曲系，但并不是吴佩孚嫡派的冯玉祥从陕督的位置上调到河南。冯玉祥乘隙打败宏威军，占领郑州，其实不遵从吴佩孚停行进军的号令，敏捷东进，占领开封。
之后冯玉祥被北京政府录用为河南省督军，吴佩孚也无话可说。冯玉祥打败赵倜后，缴获了多量兵器枪械，又操纵军中河南籍的兵士，回家串联，扩大戎行，人马比本来多了一倍。相当于借着吴佩孚的地皮，借鸡生蛋，与吴佩孚的利益抵触越来越大。
所以，吴佩孚和冯玉祥外表上结合，现实上各怀心思，那就给老洋人的“河南自治军”留下了保存空间。
当吴佩孚打完曲奉战争，掉头回来拾掇河南场面地步，派靳云鹗逃剿，老洋人的权力就被大大压造。被收编后的老洋人，从吴佩孚处领不到军饷，他按照靳云鹗“当场酬饷”的指示，以剿匪为名，收缴附近县镇团防的枪收，吸收人员扩大了武拆力量。
并向父母官府和田主士绅要粮要款。手下夜里持械掳掠，白日回营当兵，影响比匪贼还要恶劣。情况反映到吴佩孚那里，吴佩孚将其调防到豫东，但是老洋人部仍然如故。1923年6月，从属孙中山指导的熊克武等部与受吴佩孚撑持的川北军阀混战。吴佩孚想借机将老洋人调往四川，借刀杀人，削弱老洋人权力。
但老洋人很大白吴佩孚的意图，回绝调遣。吴佩孚遂调集4万大军，围剿老洋人。
广东处所武拆老洋人黑暗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获得联络，声称撑持革命。孙中山委任张庆为河南第一师师长兼河南总司令，委任张国威为河南第二师师长。并在开封、郑州、洛阳三处设立奥秘联络机关。谁知透露了风声，被吴发觉。吴已经奥秘摆设了围剿老洋人的方案。
最初通牒已到，老洋人与丁保成等匪首商议后，决定避开与官兵正面比武，经湖北入四川，操纵四川军阀混战的形势，从头翻开场面。但吴佩孚结合了苏、鲁、陕、鄂、皖等五省军力，摈除围剿老洋人。
老洋人匪寡从1923年11月起头南下，到1924年1月返回豫西，历时两个多月，期间匪寡奔窜豫、鄂、陕三省达3000余里，日夜行军，持续做战，返回河南后，沿途公众流亡一空，坚壁清野，匪寡无从就食补给，人心浮动。1月上旬，老洋人被官军围困在陕县西北的老爷顶，最初被手下丁保成所杀。
其成也勃焉，其败也忽焉
老洋人除了绑架洋人，销毁城镇，即便改头换面，自称“自治军”、“建国军”，其行径也与匪贼无异。1923年11月23日，老洋人匪寡在决意南下四川的途中，遭到吴佩孚军和湖北军阀的两面夹击，杀性大发，途中攻下豫西南阳的淅川县李官桥镇，在镇上见人就杀，据史料记载，匪贼在淅川县一地就杀死了公众达4326人，焚毁房屋2.6万间。
因为李官桥镇隔着丹江与湖北相望，匪贼还将死尸抛到江中，希望叠人桥而过。鲜血染红江水，惨绝人寰。匪贼途中还四处网罗年轻妇女，碰到怀抱妇女的婴儿，一把夺走，弃置于地。被轮奸致伤，致死的妇女不可胜数。
老洋人拉杆为匪，没有任何革命标语，兵士补给靠烧杀抢掠和讹诈，部寡根本处于投契奔逃的各类亡命之中。究其原因，在于其时辛亥革命之后，社会次序瓦解，各路军阀混战，形成了地域场面地步的动乱不安。
就河南而言，清末以降，流民四起，军阀彼此倾辙，匪贼成为重要的兵源弥补和平衡力量，有了保存的土壤。但当场面一旦不变下来，匪贼的权力便大被削弱。正如当吴佩孚一旦回兵全力清缴，老洋人只能避其正面，四处逃窜。其军事实力究竟结果不成与正规军比拟。
北伐和中原大战之后，全国处所权利趋于集中，各路军阀丧失了处所性，河南的政治情况也变得单一，匪贼也就失去了军阀的竞相撮合，大杆匪贼消亡或被收编成为一定。而以“宛西自治”为代表的处所士绅集团，更是倡议了“侵占、自治、自富”的村落建立，成就斐然。跟着国民党处所权力的逐步稳固，老洋人之类的大杆匪贼，做为社会瓦解和军阀混战的产品，也就退出了汗青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