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世纪初期，成吉思汗及其后嗣麾下的铁骑，创作发明了蒙元王朝空前宽广的边境。但那些“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草原英雄对若何办理那个庞大帝国的财务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会乞助于谁呢？
草原英雄们。来源/收集
商人当家
谜底是“色目”商人。
“色”是品种的意思，“目”就是名目。“色目”二字连用，意思是“各色名目”，取其品种繁多的意思。据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色目人共有几十种，如钦察、唐兀、阿速、秃八、康里、维吾儿、回回、乃蛮等等。可见元（包罗其前身大蒙古国）时用“色目”一词统称除蒙古以外的西北各族和欧洲各族人。
色目人。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色目人是怎么与蒙前人攀上关系的呢？
其实，早在成吉思汗成立大蒙古国以前，已有很多中亚的回回商人来到大漠南北各地做买卖。做为记录蒙古早期汗青的第一手史料《蒙古秘史》，也曾记载了一个“回回”人阿三的故事，他“从汪古部的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那里来，骑着白骆驼，赶着一千只羯羊，想顺着额儿古涅河而下，去收买貂鼠和灰鼠”。
因为蒙古是游牧民族，除了饮马乳、食羊肉及围猎所得外，手工业品极端缺乏，需要对外交换以满足其生活需要，蒙古贵族还需要一些豪侈品如织金衣料等。成吉思汗曾发布札撒（法令）：凡进入他的疆土内的商人，应一律发给凭照，而值得汗受纳的货物，应连同物主一路遣送给汗。
跟着蒙古戎行的几次“西征”，西域、中亚的广阔地域都被纳入邦畿。因而，有更多的西域色目商人来到东方经商。其时的蒙古贵族还不懂得若何“巧妙地”抽剥定居人民，而色目商人凭着“能知城子的编制、事理之故”，瓜熟蒂落地充任了他们搜括财产的辅佐，在大蒙古国（元朝）的经济事务中饰演了有目共睹的角色。
好比，牙老瓦赤（花剌子模人）曾在窝阔台汗（元太宗）期间出任中州断事官，主管燕京行尚书省。其时蒙古汗国中央行政机构还不完美，称得上是个草台班子。“断事官”原意是掌管刑狱的法官，但在蒙古国初期却总揽军国机务，相当于宰相。而元世祖忽必烈期间，另一位来自中亚的色目人阿合马更是总揽理财大权达二十年之久。
阿合马总揽理财大权几达二十年之久。来源/《法令讲堂(文史版)》
中国传统讲究“重本抑末”。商人没有政治地位，工贸易也不受重视。但元朝的情况就纷歧样，色目商人当了家，贸易税变得相当兴旺。早在窝阔台汗主政期间的甲午年（1234），就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征收课税所来征收商税。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就说，在成都，“城内有一座大桥横跨此中的一条大河，……整个桥面上有许多新颖的小屋和铺子，买卖浩瀚的商品，此中有一个较大的建筑物是收税官的居所。所有颠末那座桥的人都要缴纳一种通行税，据说大汗每天仅从那座桥上的收入就有一百金币”。
《马可·波罗游记》。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纪录片
那显然是对商贾纳税，征收对象是运销的商品。
那么，元朝的贸易税税率是几呢？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谈道：
“我们曾经说过那些拥有上千工厂的十二种工匠，以及在京师和内地往来买卖的商人，或海外商旅也同样要付出百分之三又三分之一的税”。
马可波罗讲述中国的见闻。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刚好，汉文史料里也有记载：“至元七年（1270），遂定三非常取一之造。”那与和马可·波罗的说法是一致的。自此以后，商税三十取一，曾屡次重申，成为有元一代通行的轨制。将税收轨制尺度化、标准化，使父母官员无法盘剥压榨商人，天然有利于贸易的开展。
另一方面，其时还规定，商人必需按月纳税，然后才能够进入城乡市场停止商业。若是没有纳税凭证，或不出示凭证则为匿税。如匿税“物资一半没官”。为了冲击偷漏税行为，又规定“于没官物内一半付告人充赏”。因为贸易繁荣和相当严酷的商税律例，元朝的商税收入天然长短常可不雅的。据说，从1270年到马可·波罗分开中国前夜的1289年，元政府的商税收入在近二十年的时间增长了十倍，到达四十五万锭。
“扑买”之弊
若是说，以上那些是色目商人阐扬正面感化的话，在其他方面，色目商人起的就是负感化了。“扑买”就是此中最凸起的一点。
其实，蒙古起头向外扩张时，目标是为了掠夺。因而，每到一地后，老是把财富掠夺一空，把掳来的人民、工匠充做奴隶，按功大小分赐给诸王贵族、将领，而大汗则从中各取一份。
那时，他们几乎不晓得有“钱粮”那回事，以至到了蒙古从金人手中攫取了华北大片地盘后，蒙古统治集团里还有人认为，汉人关于国度没有什么用途，主张把农人赶走，把地盘改为牧场。若是如许蛮干，势必严峻毁坏中原的社会经济，也势必迫使农人起来对抗。幸亏耶律楚材及时消除了那个愚笨的主意，他向窝阔台建议，汉人不是没有用途，只要征收地税、商税以及盐、铁、酒等税，每年能够收入白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粮食四十多万石，足够供应军费。窝阔台让他试行，钱粮公然如数到手。窝阔台兴奋地对耶律楚材说：“卿家没有分开朕的身旁，而能使国用充沛。”那句话自己就申明，窝阔台关于钱粮轨制实的一无所知。
耶律楚材，蒙古帝国期间的政治家。来源/收集
从窝阔台到忽必烈，元（蒙古）的邦畿越来越大，钱粮轨制却没有跟上形势。成果，忽必烈固然消亡了南宋，大元南北的税收轨制却没有同一。
从忽必烈时起，北方的钱粮包罗税粮和科差。税粮分丁税和地税：丁税，全科户每丁粟二石，驱丁一石，减半科户每丁一石；地税，每亩粟三升。科差分丝料和包银，是按户征收的。元代的江南钱粮则与南宋不异，即继续征收秋税和夏税。夏税征木绵、布、绢、丝绵等物，秋税次要是征粮。
大致而言，北方是科差重，南方是税粮重。各有各的苦。
固然费事了一点，但究竟结果有了轨制，照章纳税即可。问题在于，色目商人想出了“扑买”的主意，从中投机。
什么是“扑买”呢？
其实就是朝廷不设征管人员、由商人通过招标投标的体例对一个地域或税种停止承包，预先向国度付出必然的财帛，来获得纳税的权利。少收赔补，多收容成。1237年，西域商人刘忽笃马等人第一次向窝阔台提出包税的恳求，想用140万两白银包买全国课税。
窝阔台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忽必烈传奇》截图
想想也晓得，商人无利不起早。刘忽笃马如果获得了包税的权利，他向民间征收的税赋肯定会超越140万两。耶律楚材就认为，“扑买”会大大加重苍生承担，使“贪利之徒，罔上虐下，为害甚大”。无独有偶，法国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也感慨：“包税人用无数的手段，使国度贫苦……”
但在不懂财务的蒙古统治者看来，包税人可以便利地帮忙其攫取社会财产，几乎是天上掉下的馅饼。1239年，色目商人奥都剌合蛮，再次向窝阔台提出了包买全国税收的恳求。此次，他提出了让大汗无法回绝的价码——220万两白银（相当于其时全年税收的2倍）。成果，就连才智出寡的耶律楚材也没法阻遏奥都剌合蛮获得“扑买”的权利。1240年，奥都剌合蛮被录用为诸路课税使，统管国度十路课税所。公然不出耶律楚材所料，获得了全国课税权之后，奥都剌合蛮为了敏捷收回220万两白银的“前期投资”，并赚取更多的利润，也将纳税大权明码标价、层层转包。
据史料记载，他几乎无税不包：全国差役税、盐税、河泊渡口税、燕京酒税，以至还有历代王朝都被视为次要税收来源的正税（农业税）。商人只要出钱，就能从他那买到钱粮的征收权，自行纳税。归正，在包税人缴足了承包费后，朝廷就听之任之，听凭其肆意豪取！
如许的“扑买”轨制，几乎成了色目商人的看家本领。在忽必烈统治期间有擅长理财之称的阿合马，他的手段之一仍旧是任由各地包税。元朝平定南宋后的1279年秋，安西王府的官员赵炳向阿合马暗示，陕西岁收1.9万锭，但尽心筹备，能够到达4万锭。于是阿合马命赵炳负责总办。两年后，本地岁收公然“超额”增长到5.4万锭，另一个饶州（今江西上饶）总管姚文龙声言：江南财赋每年可办钞50万锭，阿合马即任他为江西道宣慰使。
在把一个地域的税收包给承办者，使本地缴纳的税课成倍增长的同时，无疑也培育了一批势同狼虎的恶吏。阿合马敛财心切，而实正受害的仍是通俗苍生。
何来宽纵
从“过后诸葛亮”的目光看，“扑买”并非什么先辈的税收轨制。西方学者很早也对包税造有所研究。早在18世纪，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断言，“最残酷的税法，常见于公家收入大部门接纳包税造的国度”。那是因为，从久远概念看，包税造既倒霉于进步税收收入，也倒霉于减轻苍生承担，而只是将财产集中在包税人手里。法国大革命后，包税人多半被“吊了路灯”，原因就在于此。
不外，回到元朝，情况却有点风趣。固然有穷凶极恶的“扑买”轨制，但创建明朝的墨元璋对前朝的评价却是“元以宽纵失国”，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此中的奇妙在于“宽纵”的对象。蒙古统治者与色目商人搭起的草台班子，只重视从中原农耕地域搜索劳力和财帛，对汉地自己的治理反而有所不放在眼里，从而呈现所谓“汉地不治”的场面。史学家孟森也曾说过：“自有史以来，以元代为最无轨制，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于长治久安之法度，了无措意之处。”
元朝平定南宋后，统治者对江南地域采纳较为粗疏的办理，以致统治权力难以深切下层社会，不借助本地有名望的田主、士绅之手来办理。但汉地的地位又过分重要，光是南宋旧地的江浙、湖广、江西三个行省的税粮一项，所收便达六百四十九万六千零一十八石，占全国税粮总数的53.7%。在那种情况下，元朝统治者不能不沿用原南宋的经济开展形式，在保留原有税造的根底上，元朝政府还认可并庇护南方原有的封建地盘占有关系，进而听任田主富民集团的开展。某种意义上说，那也算是“双赢”：元朝的军国所需与北方贵族及权要的奢靡生活都有了包管，南方田主利益也实现了“更大化”。
所以，宽纵的表示就是听任南方田主的地盘兼并。其时的松江（今属上海市）有个富民瞿氏，其并吞的地盘每年仅征收的税粮就高达一百七十余万石，引起了麻烦苍生的强烈不满，死力要求朝廷予以核查。但江浙行省的检校官王艮却以“恐生民乱、引发社会动乱”而推诿施行。元仁宗统治期间（1311-1320），有人提出，江南一带田主隐匿地盘的现象很凸起，若是“再行检覆之法，当益田亩累万计”。按理说，那是有利于元朝廷的工作，可时任江浙行省左丞的吴元珪却以“江南之平，几四十年，户有定籍，田有定亩，一有摆荡，其害不细”的托言予以暂缓施行。个中启事，无非是担忧影响到“富民”集团的利益。
在那种“宽纵”政策的偏护下，南方田主的势力恶性膨胀，民间条记更是说，其时“一家雄踞一乡，小民慑服，称为野皇帝”！
元朝江浙行省。来源/谭其骧版《中国汗青地图集》
结论因而也就清晰了，元朝廷里的色目商人就算把“扑买”的金额定得再高，也影响不到那些田主的利益，因为所有的税赋（以及包税人中饱私囊的部门）都压在自耕农身上。天历年间（1328-1330）的横征暴敛就比忽必烈时代增加了二十倍。到元末代皇帝顺帝时，有些破产的农人，固然已是“田入他户”，但仍需照样纳税，只得“逃之四方”。再加上豪民田主在“宽纵”的灯号下，享受“无爵邑而有封君之贵、无印节而有官府之权”的优胜待遇，逼迫苍生无所不为，各地苍生穷途末路，只得逼上梁山。据元朝廷统计，仅至元二十年（1283）那一年，江南人民“相挺而起”的大小起义“凡二百余所”；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更激增为“四百余处”。在中国汗青上，王朝初建的盛时就呈现公众蜂起的场面是不太多见的。归根结底，色目商人当家的“草台班子”，恐怕是难辞其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