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恒龙 田聪莹
做者简介：张恒龙，上海大学经济学院传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贵寓海研究院规划与合做处处长。研究标的目的：公共经济、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研究、公共办事均等化和“一带一路”。田聪莹，上海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标的目的：数字金融、区域经济开展。
基金项目：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征询研究课题重点项目“上海数字金融逾越式开展的打破口与政策支持系统研究”（2022-A-011）
二、列国数字金融监管政策的开展过程
（四）新加坡数字金融监管政策：从严酷监管到自在化监管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新加坡的金融监管本能机能由多个政府部分施行。1970 年，新加坡议会通过《新加坡金融办理局法》；1971年，新加坡金融办理局（MAS）正式运做，成为新加坡的金融监管主体。跟着新加坡逐步成为区域内的金融活动中心，为了促进金融的立异开展，金融办理局逐步起头接纳更自在化的监管形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作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恢复开展，合作格局加速构成，做为少数几个禁受住金融风暴的国度，新加坡政府逐步放松对银行业的“一刀切”金融管束，将监管工做的重点放到了风险监管上，围绕官方监视、公司治理、市场约束三大现代监管收柱构建风险监管系统。1999 年，为了可以从严酷监管平稳过渡到自在化监管，金融办理局起头阶段性施行银行业的自在化政策。
成立专门机构是新加坡监管数字金融的重要手段，稳健的金融系统也为金融自在化供给更坚实的根底。2006年，新加坡公布“智能城市2015”方案，并从2014年起头酝酿并提出“聪慧国度2025”十年方案。2015年，新加坡把建立“聪慧国度”做为政府的重点开展使命。随后，为了鼎力促进数字金融公司、行业和生态系统的开展，2015年8月，新加坡政府连系本国金融业现实，在金融办理局下设金融手艺和立异团队（Fintech & Innovation Group，简称“FTIG”），负责为金融公司供给手艺研发和金融立异的交换合做。为了加大对数字金融开展的撑持力度，金融办理局与新加坡立异机构（SG-Innovate）于2016年5月配合设立了金融科技署（Fintech Office），次要为数字金融公司供给金融营业的一站式办理办事。为了给草创企业营造更好的立异情况，新加坡借鉴英国的胜利经历，于2016年6 月提出“监管沙盒”机造，金融办理局也不竭对此机造停止立异与测验考试，并尽力缔造时机在国表里普遍运用，金融市场的开放水平随之进步，融资规模越来越大。从部分的精细化分工来看，新加坡的数字金融监管有必然的“政府主导”意味。相较于英国，新加坡在监管方面更为宽松和灵敏。
（五）日本数字金融监管政策：从行政监管到本能机能监管
20 世纪90 年代金融变革之前，日本遵照“相机行事”的行政主义，使得行政监管成为金融监管的次要体例。日本的中央政府财务机关——大藏省不只具有依法实行监管的权利，还具有依法履行监管束度的职责，那意味着许多金融监管现实上不是根据法令，而是根据大藏省的行政办法来实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日本金融系统遭受庞大冲击，大藏省在监管政策方面的问题也表露出来。1998年，日本确立日本银行为中央银行，并褫夺大藏省的相关行政权利，日本金融监管起头脱节大藏省的专制。2000 年，为了加强金融监管实权，日本政府设立金融监管的更高行政机关——金融监管厅，其下设差别的本能机能部分监管各类金融营业。彼时，日本实现了金融监管政策从行政监管到本能机能监管的改变，日本银行的独立性也大大加强。
然而，日本金融监管体系体例变革照旧存在非常严峻的缺陷，并未获得实正意义上的胜利。一是本能机能监管的效果大打折扣。日本金融监管政策改变为本能机能监管形式后，照旧想要保留原有的分业监管，但二者之间存在的风险差别使得监管事倍功半。二是金融监管缺乏轨制保障。因为保障轨制不健全，各个监管部分内部及外部沟通协调困难，大大削弱了金融监管的力度。三是不良债权问题尚未完全处理。日本金融监管体系体例变革并未妥帖处理因泡沫经济产生的大量不良债权问题，若何从底子上克制不良债权仍是日本金融监管面临的庞大挑战。那一失败也招致日本投资界在2015年以前几乎没有涉够数字金融范畴。2015年以来，日本全力撑持数字金融的开展，造定健全的法令政策，成立专门的监管机构，新增政策性金融机构，鼎力撑持民间数字金融开展，勤奋为数字金融营造一个开放包涵的立异情况。
（六）印度数字金融监管政策：从宽松监管到强化监管
颠末多年的独立开展，印度构成了以储蓄银行为中心、各类社会保障机构为主体的较为完美的金融系统，为金融不变开展供给了保障。20世纪90年代初期，印度金融监管的重心在于施行金融自在化和放松金融管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敲响警钟，印度及时调整监管目的，把金融不变做为金融监管的重要指针。为了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和系统性风险，2009年召开的G20 峰会决议设立全球金融监管系统，成员扩大到包罗中国、巴西、印度等在内的新兴经济体。随后，印度金融不变与开展委员会于2010年成立，负责统筹协调金融不变和变革开展等严重问题，着重阐发和检测系统性风险并及时停止预警。
和世界上浩瀚国度一样，印度也非常重视和撑持数字金融开展，推行了“数字印度”战略。2015年至2017年是印度数字金融发作式增长期间，数字金融范畴的融资规模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然而，数字金融的监管程度未赶上数字金融的高速开展，目前印度施行的仍是一种典型的分业监管，固然由印度储蓄银行（RBI）牵头，各部分负责差别的营业监管，但因为数字金融立异的跨界化特征明显，各部分监管穿插堆叠，容易构成“多头监管”的紊乱形态。虽然印度在每次危机降临后都及时调整政策，但是因为未改动监管的素质，因而对数字金融的监管存在“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问题，其实不利于数字金融的不变安康开展。
在颠末数字金融三年的井喷式增长后，印度意识到本国金融监管的不敷，起头借鉴进修其他国度的金融监管经历，强化对数字金融范畴的监管。2016年，印度成立跨部分监管工做组，专门负责数字金融的监管工做，并由印度储蓄银行同一办理。2017年11月，印度储蓄银行成立了金融科技工做组，并呼吁印度政府成立“监管沙盒”与立异中心，平衡金融立异与金融风险的新机造——“监管沙盒”应运而生。那是2015年英国“监管沙盒”机造获得庞大胜利后，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之后又一个胜利借鉴进修的国度。
三、全球数字金融监管政策的次要经历
（一）跨市场开展数字金融营业监管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列国的监管逻辑都是对单个金融机构停止管束，忽略了金融风险的跨界传布。跟着数字金融的开展，金融科技涵盖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期货业、大宗商品以及金融衍生东西等方方面面，尤其是金融衍生东西，涉及多个差别属性的交易所和金融机构。那类复杂且高风险的金融产物与数字手艺交融，一旦发作违约风险，将形成更为严峻的系统性风险。为了预防系统性风险，列国纷繁成立出格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营业办事的供给主体停止跨市场的同一监管。此类金融监管机构以检测和预警系统性风险为次要本能机能，旨在将差别部分监管所忽略的金融风险跨界传布压缩到最小范畴。在美国当前的金融监管框架下，数字金融的监管就采纳了“归口监管”形式，金融营业颠末分类后最末归入大框架内同一管束。德国成立了金融科技委员会，但遭到联邦金融监管局的严酷监管。日本在吸收失败教训后，拔除大藏省，将金融监管厅做为更高行政机关，对数字金融实行集中监管。
（二）监管目的兼顾平安与立异开展
汗青理论证明，良多经济开展高度开放的经济体都能同时兼顾较高的金融自在立异与市场平安不变，从而包管经济社会开展的高效运行。20世纪末，大部门国度对金融的监管是一种自在化开展和放松管束的形态，其时的金融监管连系了金融懦弱性、新轨制经济学和博弈论等理论，全面考虑风险监管与金融约束的问题，重视协调金融活动与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系，强调金融监管要兼顾“平安与立异开展”。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与2008年的金融海啸促使全球数字金融监管将重点向兼顾金融平安和金融立异的标的目的改变，并逐步加强数字金融监管的内部控造与外部立法，表里协调，防患于未然。英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接纳“双峰监管”形式，随后其金融行为局创建了“监管沙盒”机造，目标就是平衡立异开展与监管平安。德国的金融系统不断以稳健著称，政府以庇护数字金融企业开展为导向恰当停止干涉，既赐与市场充实的自在度，又包管了严酷的监管要求。印度在履历一段时间的金融自在化后及时调整监管目的，成立金融不变与开展委员会，借鉴英国的“监管沙盒”机造协调平衡数字金融的平安与安康开展。
（三）政府监管和自律监管相辅相成
国际上加强金融平安的次要手段之一就是自律监管机造，因而，完美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造以进步自律监管程度，已成为将来数字金融监管的开展趋向，但那其实不意味着拔除政府监管。纵不雅次要兴旺国度金融监管的演变过程，政府监管与自律监管相辅相成的态势愈创造显。美国就是以政府监管为主导的国度代表，《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提出进一步安定了美联储的金融地位，但那种较为严酷的金融监管按捺了金融活动的立异开展。后来美国监管层在包管金融差别化监管的根底上，对数字金融行业实行充实自律的监管形式，在鼓舞金融立异的同时由政府把控整体的金融风险。新加坡在金融办理局成立之前，金融监管由各个部分负责，没有同一的监管主体，金融办理局成立初期又过度干涉金融市场。亚洲金融危机的发作促使新加坡起头平衡政府严酷监管与自在化监管之间的关系，随后成立专门机构并借鉴英国“监管沙盒”机造，协调监管部分表里部门工，在以政府监管为主导的同时赐与行业适度的自律监管。
四、结论与瞻望
当前，中国数字金融开展已具备必然根底。一方面，智能投顾、供给链金融、消费金融、第三方付出和监管科技开展不变，数字新基建、科技治理等范畴加速规划；另一方面，在数字手艺的赋能下，数字金融普惠办事链条顺畅，根底设备健全完美，在数字人民币、村落复兴、绿色普惠金融等场景中，新办事、新产物、新形式也不竭涌现。因而，若何处置好数字金融的便当性、普惠性以及平安性之间的关系已成为鞭策数字金融安康开展迫切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
（本文正文及参考文献略）
（本文刊于《秘书》杂志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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