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挖野菜的王宝钏”那个梗的鼓起，网上再次掀起对“爱情脑”的吐槽和批判。
王宝钏和秦香莲，两名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女性，比来因为短视频平台的视频剪辑和微博等社交媒体的传布，被付与了“爱情脑祖师奶奶”的称号。尤其是在寒窑苦等薛平贵十八年的王宝钏，因为在电视剧《薛平贵与王宝钏》中不断以野菜果腹，更是火出了圈，而“爱情脑是要挖野菜的”也成了劝退“爱情脑”最新的法例。
电视剧《薛平贵与王宝钏》（2012）中的王宝钏。
王宝钏并不是独一一个被认定为“爱情脑”的影视剧角色，陪伴“挖野菜的王宝钏”的出圈，各平台也随之呈现了“爱情脑女主大清点”，那些恋爱至上、为了恋爱远离家庭饱受磨难的角色无一破例都被列在了此中，与之相对的是那些不搞恋爱只搞事业或者不为汉子而活的女性角色，各个成了新女性楷模，连《还珠格格》中晴儿的“我以萧剑的人命起誓”都被当做是回绝“爱情脑”的清醒发言——虽然原剧是想表达于晴儿而言，萧剑的人命更为重要。
恋爱从不是新颖话题，但对“爱情脑”的全方位批判，很少像今天那么强烈。下文和各人一同讨论关于浪漫恋爱经久不息的等待，以及对“爱情脑”日益增加的批判。
撰文 |帕孜丽娅
浪漫等待：
甜甜的恋爱总会降临
片子《甜美蜜》（1996）画面。
在社交媒体中等待甜美恋爱、希冀完美情人的降临并不是新现象，“招桃花壁纸”（一种等待桃花运的壁纸画风）、接完美男友、等待crush（收集用语，大意指一种情不知所起的“沉沦”）赐与本身回应等内容，也时常会呈现在许多人的首页里。虽然类似豆瓣的“我今天碰到一个crush”、“我今天crush了没有回应”等小组常常被攻讦是“爱情脑聚集地”，但我们显然不克不及忽略确实有大量女性在实情实感地等待恋爱。
豆瓣“我今天碰到一个crush”小组。
常见的深思概念认为，那是因为女性从小到大听到的都是“王子与公主的恋爱童话”，招致女性对恋爱老是非分特别在意，是那些过度衬着、强调的恋爱故事让女性非分特别容易成为恋爱至上的“爱情脑”，也因而，有些父母为了不让女儿成为“爱情脑”，会锐意让女儿远离王子公主的故事——此中尤以《海的女儿》为代表。固然安徒生想表达小人鱼对恋爱、灵魂、抱负的逃求，但对许多人而言，那是一个小人鱼为了恋爱放弃声音最末成为泡沫的故事，显然，小人鱼是当下语境中典型的“爱情脑”。
在许许多多的浪漫故事里，女孩总能碰见完美的“王子”并与之相恋，最末两个苦苦相恋的年轻人历经千难万险（凡是老是陪伴着各类力量的反对与障碍）进入了婚姻殿堂。那些故事将幸福美满与婚姻划上了等号，认为女性的最末归宿莫过于与一个相爱的男性走进婚姻，在那里，恋爱、性与婚姻如愿地实现了三位一体的关系。
片子《鬼话西游》（1995）中紫霞仙子对浪漫恋爱的等待。
因而，对女性主义者而言，拆穿浪漫恋爱故事的虚假素质极为重要。如许的阐发是基于对社会构造性矛盾和性别意识形态话语的批判，对促进女性醒觉、社会文明前进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但那当然不是要我们否认浪漫恋爱的积极意义。
在过去，逃求浪漫恋爱是对传统礼教的对抗，无论是五四运动前后鼓起的“爱情自在”标语仍是更早的“为爱出走”的故事，无一不是对封建纲常伦理的抗争。正如李海燕所言，中国传统的感情要求是基于一种儒家觉得构造，以儒家感情系统绘造成的一张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道德感情坐标收集，要求个别以此调控行为，进而构成标准性的身份认同。在那里，婚姻是一种承载社会经济功用的公共轨制，而浪漫之爱，只不外是无法获得支流社会信赖的存在。因而，古代社会的浪漫恋爱故事被推崇的原因是它们在一种“自觉式、感官性和小我化的梦想中，表达出了关于小我能动性的期许和关于感情普世性的崇奉”。而女性成为浪漫恋爱故事中男女连系的主导方，实则暗含女性在催讨爱与性的自主权，是一种对以父权为根底的封建家长造的对抗，也因而，《情史》《牡丹亭》尤其是《红楼梦》中那些勇于对抗礼教、逃求自主恋爱的男男女女显得尤为宝贵。
《心灵革命：现代中国恋爱谱系》，[美]李海燕 著，修佳明 译，北京大学出书社，2018年7月。
即使是在现代，浪漫恋爱也往往被认为与个别自主性、能动性息息相关，从那一视角来看，等待与逃求恋爱并不是“爱情脑”爆发，而是在追随自我实现的另一种路子与可能。只是我们也无法轻忽，同样是逃求恋爱，两性间却有着无法忽略的差别。
饮食男女：
亲密关系的性别差
与王宝钏等人一路上热搜的还有另一个影视剧角色——何以琛（电视剧《何以笙箫默》男配角）。王宝钏挖了十八年野菜，而何以琛吃了七年本身不爱吃的笋。
有趣的是，同样被称为“爱情脑”，王宝钏被拿来做为反“爱情脑”教科书，何以琛却是“好汉子”的范例。那当然与恋爱故事的受寡性别主体为女性有关，何以琛如许的人设可以满足女性对完美情人的想象，但另一方面，也与另一半的特量有关，若是赵默笙 （电视剧《何以笙箫默》女配角）是个类似薛平贵一样的人设，那何以琛可能也会被列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代表之列。
电视剧《何以笙箫默》（2015）画面。
若是说影视剧的角色和剧情只是被构建的内容，具有必然的虚假性，那么社交媒体中个别履历的分享就可以更为实在地反映那些“爱情脑患者”和诡计叫醒“爱情脑”的群体间的某种匹敌。
豆瓣小组间曾一度流行“捡手机文学”，将各组极具代表性的帖子和小组的总体概念放入群聊，用一种看似夸大实则典型的体例传达造图者的概念。在如许的群聊中，日常分享婚恋内容的“生活组”与讨论心动对象的“我今天碰到一个crush”小组常常被设定为“爱情脑”的代表，她们会沉浸于男性以至“渣男”的谎话，认定本身对心仪对象而言老是出格的，并坚信本身和“他”是幸福甜美的代表。
响应的，“劝分组”等小组会饰演拆穿虚幻泡沫的角色，试图用泼冷水的“逆耳言论”唤醒“爱情脑”群体。如许的碰碰看似是小组间的匹敌，现实上更偏向于收集话语中恋爱讨论的两种阵营，一方相信实爱永存，一方则努力于叫醒每一个“爱情脑”。
豆瓣大火一段时间的“捡手机文学”代表。
显然，与其说反对“爱情脑”是反对恋爱至上，倒不如说是在反对为了一个不值得的“渣男”牺牲自我、付出一切，而不是及时行损。从那一点来看，爱情对象能否值得付出以及能否在爱情关系中连结人格独立，才是断定“爱情脑”的重要尺度。
可是我们也不克不及忽略，女性确实比男性更容易成为“爱情脑”，那背后同样有着汗青性的原因。
正如前面所言，浪漫之爱常与自在联络在一路，尤其对女性而言，逃求浪漫恋爱现实上是女性在争取两性亲密关系中的位置，女性在关系中积极缔造爱，又用如许的爱把本身酿成被爱的对象，进而在对方的发现中确认自我认同等待。也难怪社会学家吉登斯强调浪漫之爱指向投射，他认为，那种投射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紧紧依恋着别人并把别人抱负化；而另一方面又投射出将来开展的道路。”
《亲密关系的变化——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 ，[英]安东尼·吉登斯 著，陈永国、汪民安 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书社，2001年2月。
吉登斯反对将浪漫之爱简单当做汉子专为了让女人心中充满枉然非实的故事和虚无缥缈的梦的诡计，他认为，浪漫之恋爱结的鼓起有着特殊布景，尤其与家庭中心从“父性权势巨子”向“母性教化”转移有关，也因而，浪漫之爱从底子上是一种女性化的爱，那也就意味着浪漫之爱在性别地位上有着天然的不服等。凡是，梦想浪漫之爱并等待从中实现自我认同的女性在感情中的投入往往多于男性，而男性虽然可能沉浸于某个女性，但他其实不会将爱的素质理解为“拓殖将来和重构自我认同相关的组织小我生活的体例”，那也天然必定了浪漫爱在男性和女性心中的地位其实不一样。
也许那能够解释为什么那些浪漫的恋爱故事更容易让女性产生感情共识且对女性更为重要。当文化与社会构造让女性产生了对浪漫恋爱的需求与等待，却又难以在现实满足她时，美满的恋爱故事可以起到慰藉和疗愈的感化，让她们相信，异性恋能够缔造一个心口如一、衷心感应满足的主体。
《阅读浪漫小说》，[美]珍妮斯·A.拉德威 著，胡淑陈 译，译林出书社，2020年7月。
换言之，浪漫的恋爱故事可以让女性获得感情满足，那一点不只适用于《阅读浪漫小说》做者拉德威研究的史姑娘顿女性（她们遍及认为阅读浪漫小说是逃离日常生活的路子），也适用于大部门停止浪漫消费的女性。而男性显然不需要用额外的文化产物来满足对恋爱的等待与想象，因为恋爱于他们，能够不那么重要。
浪漫爱，能否实的会消逝？
《恋爱社会学》， 孙中兴 著，人民出书社，2017年3月。
恋爱在两性心中的地位差别，有一部门原因是：相较于男性，女性较少能从公开渠道获得对她们价值感的必定，于是她们的价值感与浪漫恋爱认同之间存在着特殊的纽带。许是因为如斯，很多女性主义者认为：恋爱与性的核心是权利斗争，而男性在那一斗争中占得优势且持续占优势，“那种男性性别权利表现为界定爱恋对象的才能，及造定求偶规则和表达浪漫豪情的才能”（[法]伊娃·易洛思，《爱，为什么痛》）。重要的是，即便父权造遭到挑战，女性与男性都需要获得男性的认同。
对现代女性而言，价值感的实现体例趋势多样，由此，也不需要依赖浪漫恋爱，或者说社会营造的传统尺度获得自我认同，进而看穿某些浪漫恋爱中的性别不服等变得更为容易。当意识到一个个恋爱故事不外是试图让女性依靠男性承认来实现价值，掩盖的也无非是性别不服等的事实后，对恋爱持负面立场也变得能够理解。“智者不入爱河”、“搞恋爱不如搞事业”的宣言背后是女性看穿某些恋爱泡沫后的自我庇护体例。
片子《恋爱神话》（2021）剧照。
也许有人会产生疑问：如许下去还能相信恋爱吗？或者说，浪漫恋爱能否还会继续存在？
事实上，恋爱其实不会因为现代性的开展而消亡，只是会进入新的阶段，表示出新的特点，好比，伊娃·易洛思将其总结为恋爱的深度割裂和两面性——“一方面做为超越存在性的源泉，另一方面做为展示性别身份的剧烈竞赛场所”，她借用布尔迪厄的“象征性主宰”概念，提出“感情主宰”，“用以表达两性关系此中一方通过更大水平的豪情离断从而在感情互动时掌握更大控造权，有更大才能做选择方并造约另一方的选择。”畴前在亲密关系中，男性占据绝对性主导地位，而在现代恋爱文化中，两边处于某种合作之中，当然那种合作是基于两边的豪情与自我认同的，因而当一段浪漫关系分裂时，仍然会影响到一小我的自我认同。
《爱，为什么痛》，[法]伊娃·易洛思 著，叶嵘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书社，2015年9月。
现代恋爱的另一大特点是成立在理性选择之上，科学、手艺和政治三个范畴的理性化带来的间接后果是恋爱丧失了产生恋爱信念的力量，因为理性的行为模子“深入改动了浪漫欲望的构造，毁坏了以往人们体验激情和性爱所借助的文化资本”，也难怪易洛思会认为“恋爱和理性两者配合构建了现代两性关系，并且恋爱和理性两者都得到了理性化”。
上野千鹤子认为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带来的成果之一是让福柯阐述过的恋爱、性、婚姻三位一体浪漫爱文化土崩崩溃。现代社会恋爱不雅里的恋爱、性与婚姻有可能独立存在，三者的同一不再是人们独一的、既定的逃求。
当然，那其实不意味着恋爱的浪漫就此消逝，因为哪怕现代恋爱具有理性化的特点，也仍然指向一种感情的神往以及感情所带来的对美妙生活的神往。虽然“爱情脑”在被批判，但我们也无法承认都会人仍然需要浪漫的恋爱故事——那些可以为我们营造感情乌托邦的故事。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做者：帕孜丽娅；编纂：西西；校对：刘军。封面题图为电视剧《薛平贵与王宝钏》（2012）画面。未经新京报书面受权不得转载，欢送转发至伴侣圈。
点击 “阅读原文”，
查看专题《提醒记忆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