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长沙近郊古墓发掘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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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长沙近郊古墓挖掘记略

导读:

此次长沙的挖掘,是江南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正式考古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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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近郊古墓挖掘记略

夏鼐

湖南长沙市的近郊,南北东三面,都是古代的墓葬区域。近二十年来,那些古墓被盗掘的良多,总计当已达千数以上。许多出土品都颠末了古董商人,流入美帝及日帝的手中去。战前美帝还派人驻在长沙购置盗运出国。那实是我国文化遗产的大丧失。新中国成立后,长沙近郊停止建筑工程,在造屋平土及烧砖取泥的过程中,又时常发现古墓。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了抢救文物,1951年遣派挖掘团到长沙工做。10月18日开工,至次年2月7日挖掘工做才全数完毕,一共做了三个多月。工做人员有考古所夏鼐、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王仲殊、陈公柔、钟少林七人,南京博物院宋伯胤、王文林二人。又湖南博物馆馆员程鹤轩也参与了一个期间。工做中,蒙湖南省人民政府、长沙市人民政府、湖南文管会和省立博物馆筹备处等多方协助,是我们所要深加感激的。

一、工做的范畴

夏鼐:长沙近郊古墓挖掘记略

图一 长沙近郊古墓群的简图

那四个墓地,不只地形和土壤相类似;即是墓葬的次要时代,也是大致附近的。在我们所掘开的162墓中(伍家岭73,陈家大山25,杨家山7,识字岭57),战国到西汉期间的共136墓,占全数84%。如今将四处挖掘的收成,合并起来做报导。

二、战国时代的楚墓

早期的墓葬是属于战国时代的。墓室做长方形,深度有达8-9公尺者。常有斜坡式的墓道。空中上有时覆以土冢。墓室的大小,通俗是2.3-3.0公尺长,1-2公尺宽。我们所掘的更大的一墓,长5公尺,宽4.2公尺。楚墓大多是木椁墓, 椁木保留的水平纷歧样,有些只剩下放置枕木的槽沟的陈迹,木量已完全陈旧迂腐不见,有些 椁木保留得十分完好,盗掘者须用锯或斧把 椁盖的木板切一缺口后才气进去。保留优良的原因,是因为木 椁的上下及四周,都有几公寸厚的不渗水的白膏泥。(有人认为是蜃灰,但经化学阐发,晓得即地量学上的粘土,并不是是蜃灰。)木棺放置于木 椁的中间,棺 椁之间,留有空隙,以便放置殉葬品(图二)。因为长沙的土壤带酸性的关系,古墓中的骸骨几乎都己销蚀无留;但在棺木保留完好的楚墓中,不单骸骨尚存,连头发也保留无缺。棺中的殉葬品有玉璧等。尸身的底下,有时裱以镂花的木板。木棺做长方形,内涂墨漆,外涂灰黑色油漆。外面在未上漆以前,还缠绕几道布帛(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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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战国楚墓的木椁及木棺(在五里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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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完好的战国漆棺

楚墓的殉葬品,有陶器、铜器、漆器、木器等。陶器和铜造容器,以鼎、壶、敦()为最通俗。小墓中至少也有那三种陶器各一件(图四)。鼎是高足的,和寿县楚墓出土的鐈鼎类似。敦做圆球形,有三脚,盖上也有可做足用的三钮,能够倒置。昌盛肉食,壶盛酒浆,敦盛黍稷,都是日常所需要的陶器。我们1950年在平原省辉县所挖掘的战国墓中,最通俗的殉葬陶器是鼎、壶及细把豆(见科学传递2卷2期147页)。豆是盛“菹醢”用的,在长沙发现不多。两处所出的互比拟较,都有鼎和壶,仅外形稍有不同。又长沙的敦相当于辉县的豆,或因为两处老苍生的日常食物差别,所以接纳差别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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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长沙战国时小墓所出的通俗陶器

楚墓规模较大的,常有铜刀兵如戈、矛、剑、箭和涂漆的弓,使人想起楚辞中的“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九歌》中的《国殇》)可见楚人的好武。戈矛的涂漆的柄,有时也仍保留。柄的下端有铜鐏,漆器有耳杯、剑鞘等。木器除了前面所说的雕花木板之外,有木梳、木俑等。此中以木俑为最可珍贵,多以墨画眉目,男俑墨唇有髭,衣缘皆绘有斑纹,胸前有墨书文字(图五)。有些木俑的身上穿戴用绢做成的衣服。那些木偶使我们能够看到其时楚人的描摹和服饰。又有铜镜,量薄,三弦文鼻钮,有很工细的蟠龙纹或羽状纹(图六)。丝带及有斑纹的残绢也有发现。而且发现了37根有字的残竹筒,文字多不成识。但此中亦有可识的如“金戈八”及“鼎八”之类,大要是记录殉葬物的品名和件数。那些是现存的最古的竹简(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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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战国楚墓的木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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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长沙出土的战国式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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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长沙出土的战国竹简及西汉木简

有几座墓大要是秦墓。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把楚国的郢都攻破,取洞庭、五都(渚)、江南,楚国君臣逃到陈城去。长沙大要是那时候入秦。我们发现了好几座墓,有印以“呈爰(郢锾)”或“两”字的泥板,当为楚的货币;但同墓中又出有泥半两钱,可知已接纳嬴秦的钱币。在战国楚墓中,我们仅发现过铜的蚁鼻钱。就陶器而论,那些秦墓中出土方壶(钫)之类,也暗示是荆楚到西汉的过渡期间。

三、西汉长沙王国的墓葬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封吴芮为长沙王。文帝时,无子国除。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又封庶子刘发为长沙王,累代继承,曲至王莽时始绝。长沙成了王国的国都后,更为茂盛起来了。近郊的西汉墓葬,一般而论,较之战国楚墓,规模更为伟大,殉葬品更为丰硕。西汉泉台上的土冢颇大。墓道常做阶级式的,近墓室处常稍放宽。通俗泉台,长约3-5公尺,宽约2.5-3.5公尺,较一般楚墓为大。但以有高冢的关系,泉台深度反是较浅,凡是仅三公尺摆布。除了大墓仍用一薄层的白膏泥包抄木 椁之外,凡是汉墓都没有白膏泥,因之它们的木 椁都已朽腐,只在墓底中间遗留两道放置枕木用的槽沟,和泉台边缘遗留着用以插立巨型木柱的方穴。此次我们所掘的西汉墓葬,仅有两座大墓内木 椁保留比力优良,但也只要平铺墓底的地板及其下的枕木保留较佳, 椁盖早已陈旧迂腐无迹,四壁竖立着的木材也仅剩留近底处一端的残块罢了。

那两座木 椁墓中较大的一座(第401号),是在杨家山北的徐家湾,大要是长沙王室的墓葬。土冢超出跨越空中五公尺余,曲径二十多公尺,墓道向北,泉台深度离空中8.8公尺,底部是长达21公尺,宽度前半13.7公尺,后半11.1公尺。后半是主室,室中是一个长10.8公尺宽6.8公尺的木 椁,放置木棺和重要的殉葬品。前半分做两室,储藏陶器等。可惜那墓已被盗过好几次。可是仍剩余有一块重约250公分的金饼(等于汉代一斤),和二百余块铅锭子;此外有带灰褐色薄釉方格纹陶器、铜舖首、铜钟、陶灶、漆耳杯、漆盒、五铢钱等。漆器残片中有写上铭文“杨主家般”(盘)四字的,和邻接的被盗掘过的长沙王后冢中所出的漆盘上“杨主家般今长沙王后家般”铭文的字体,完全不异,晓得是属于统一家族。(长沙王后冢已被盗一空,出土物有些在湖南文管会。)那墓中又出一根木简,上有隶书“被绛函”三字(图七)。那是江南第一次发现的汉简。

另一木 椁大墓是在伍家岭(第203号墓)。那墓的主室也曾被盗掘过。泉台长11公尺,宽4.4公尺,离现存空中约5公尺(图八)。原有土冢,已被削平。泉台后半是主室,棺木已被毁坏。主室出土物有铜镜、铜博山炉、铜鼎及铜豆残片、漆案、漆耳杯、漆奁、陶罐、陶鼎、滑石壶、泥饼金等。有几个漆耳杯的底部刻划有一“贾”字,大要是墓主的姓氏。前室较主室为低,是做储藏室利用的,幸而未经盗过。那前室里用木板分隔做南北两半。北半出了多量完好的陶器(图九)。那些陶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带有灰褐色薄釉、印有方格纹的硬胎陶罐;一类是量地较软、外外表包以银箔(?)、上绘黑色斑纹的陶壶、陶钫、陶鼎和陶灶。有几个陶罐口上加以木盖,罐旁又发现有木造封泥匣,匣上墨书“鱼鲊一斛”等字。那些是标识罐中所盛的工具,本来当缚在罐口,因为缚绳朽腐掉了下来。又有木车模子一件,木俑三十余件和马俑残件。南半有木车模子三件、木船模子一件、木俑三十余件、马俑残片数件等。那木船主达1.3公尺,上有船舱,舱房之前有十六把小木桨,分置两侧,船尾有一长桨。木车的模子,双辕长1.06公尺,车高连伞盖达0.7公尺。车轮有十六辐条,车厢两侧及前面围以栏杆,如今颠末整理研究后,已依本来尺寸加以复原。那车能够和我们1950年在辉县所掘的战国木车做比力(见科学传递2卷3期250页)。那些古代交通东西的发现,关于我国物量文化的开展史,供应了最珍贵的质料。

夏鼐:长沙近郊古墓挖掘记略

图八 长沙伍家岭西汉木椁墓(第2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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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伍家岭第203墓地下储藏室中的陶器

其他的西汉墓中,也发现了许多的殉葬品。铜的五铢钱以外,还有泥五铢、泥半两钱及泥饼金,一发现即是一大堆。那时已是铁器全盛时代,长铁剑及铁刀,取代了铜短剑及铜戈矛。铁剑有时附有玉璏(剑柄上的卫手)、玉璲(昭文带),即是汉书匈奴传所谓“玉具剑”。玉器有玉璧、 玉瑱及蝉形的玉琀。环壁以滑石造的居多,一个墓中时常发现几个石壁,斑纹多做圈饰,是由穀文变革过来的。相邻各圈连以曲线,构成了菱形空格的网纹。那时候的铜镜较战国式的镜子为厚;鼻钮多做半球形;镜后背除斑纹外,常有铭文一道。最通俗的铭辞是“内清以昭明,光象夫日月……”。铜造容器如壶、鼎、洗、镫、鍑(鍪)之类,也都有发现。此中一器有隶书铭文“时文仲铜鍪容二升重六斤二两黄能元年十月丙辰治”,晓得那是公元前49年的成品。陶罐发现最多,其次为陶鼎、陶钫、陶壶、博山炉、瓦灶等。此外我们也曾发现铜印、滑石造容器、玛瑙珠子等。

到了东汉时代,砖墓流行,用有几何斑纹的墓砖,砌成墓室,长沙东汉的砖墓也良多。但是在我们所做的四处中,仅清理了八座汉代砖墓,都已被盗掘过;此中有几座已是空无一物,其余几座也仅剩不多的几件殉葬品。陶器除容器之外,还有陶屋、陶豕圈及陶仓之类,有些是红色陶胎,外加绿色的釉彩。墓中出有蓝色半通明的玻璃佩管等。那些砖墓时常堆砌在战国或西汉的土冢中,墓底便在冢内本来空中上,有时压住了战国或西汉的泉台。

四、长沙的史前遗存

我们在杨家山北的五里牌挖掘战国的楚墓时,留意到泉台中填土是同化石器和陶片的灰土,大要是附近的史前遗址中移来填塞的。我们便将那些陶片和石器检出来,而且在附近找寻史前遗址;成果虽是不曾找到,但是我们确信那墓的附近肯定有一个史前遗址,可能是已被毁坏无余了。

关于湖南的史前文化,我们所晓得的几等于零。我们初到长沙时,曾在湖南文管会看到几件由澧县送来的新石器(有孔石斧及小石锛),传闻是本地离城十里的铁坑出土的。又看到一件小石锛,传闻是长沙近郊的汉墓中出土的,可能也出于填土中,似乎不会是汉时殉葬品。

此次五里牌出土的陶片和石器(图十)数量虽不多,但陶片颇具特征。最可留意的是一种硬陶,做青灰色,外表压印有回字格纹、编织纹等。也有夹砂的粗陶,有鬲腿和鼎腿。石器是小石斧和菱形的箭镞。那些遗物,和江西樟树镇的新石器遗址所出的,最为附近(见科学传递1卷7期477-484页)。江浙一带的史前晚期几何纹陶(所谓“吴越文化”)、福建武平及福州横屿、广东的海丰陆丰及香港附近等的史前文化中几何纹陶片,也是属于那一系统的。因为此次的发现,使我们关于长沙古文化的领会,由战国时代更上推到史前的新石器时代了。

夏鼐:长沙近郊古墓挖掘记略

图十 长沙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片及石器

我们此次长沙的挖掘,是江南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正式考古挖掘。虽仅工做了三个多月,但关于长沙的古代物量文化,增加了很多的新质料,使我们对之有更深的领会。挖掘团的工做人数虽很多,但是共同长沙的建立工做,有时仍觉得到力量薄弱,不敷应付。那使我们深感应考古事业在人民本身的国度里,在人民政府的敬服和关心下,是有无限开展的光亮前途。同时也觉得到我们本身的责任的严重,要用十二分的勤奋,才气负得起人民所交给我们的使命。

此文见《文物参考材料》1952年第2期68-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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