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刘春勇:“反省的继承”——鲁迅的阅读与阅读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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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案

本文是刘春勇教师的一篇闲谈，关于做家的阅读和阅读做家。鲁迅做为一位优良的小说家，其文学做品做为中国文学阅读的汗青标杆，对民族以及小我文化风致的塑造有着不成轻忽的影响。刘春勇教师通过比照同时代其他民族文化思惟情况指出，我们需要“反省的继承”那一文化遗产，思虑若何面临和继承本民族文化风致的问题。比拟较学界考辨鲁迅与西学源流的重视水平，鲁迅对传统资本的吸收却少有深切爬梳。在鲁迅阅读史研究方面，比来陈漱瑜、姜异新编写的《参考之资——鲁迅读过的百来篇外国做品》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填补了研究空白，希望研究鲁迅思惟中的传统资本也成为鲁迅阅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

本文原刊于《人文》2022年第七卷，感激《人文》和刘春勇教师受权文艺攻讦转载！

刘春勇

“反省的继承”

大要二十多年前，前锋文学正炽热的时候，有一家出书社筹谋了一套书，请余华、格非、苏童等每个做家遴选十篇影响本身一生的中短篇小说，各出一本。我其时仍是在北师大读研，坐在藏书楼里，几乎将那套书都通读了一遍，那成果给了我极大的震撼，至今还对此中的一些篇目记忆尤深。好的做家同群众，甚至学者的阅读敏感度和档次是纷歧样的。就拿鲁迅来说，他其时阅读和翻译的许多做品，根据如今的尺度来说，良多只能算是二流或者三流文学，譬如阿尔志跋绥夫的做品，但关于鲁迅本身来说，却是电击式的。所以，对一名做家的写做构成庞大冲击的，纷歧定就是世界公认的顶级做家做品，以至构成影响的有相当大的一部门是会溢出通俗读者的阅读等待视野的。

我们今天身处一个巨变的时代。由胡适、鲁迅所创始的传统的现代文学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富贵，末于到了要谢幕的时候了，典范意义上的小说的阅读量越来越小。而所谓网文、仙侠一类文字的读者群则越来越大，中学生、出租车司机，以至外国读者都在阅读类似《花千骨》如许的做品，在某种水平上，它替代了传统典范小说的位置与意义。反过来，再看鲁迅阿谁时代，其实也一样，他和我们同样都处在时代的巨变和转换期间。我常常觉得鲁迅那小我十分幸福，因为他一生处置的工做，似乎都跟他的抱负有关系，譬如小说股主任，在大学里面讲“中国小说史”，梳理古典小说，本身又写小说，等等。

当然那里有别的的问题，他究竟结果是鲁迅，他对我们的影响庞大，成为我们所谓汗青的文化标杆，就像钱理群教师说的《庄子》《史记》、李杜、《红楼梦》，再往下就是鲁迅，那几小我物或者做品成为我们阅读傍边的汗青标杆，对我们民族的风致，对我们每小我文化的风致城市有塑造。正因为他们如斯重要，我们才要好好的继承，但，同时也要加以反省，要“反省的继承”。在那个方面，刘再复先生给我们做出了楷模，他对《水浒传》有着清醒的反省。关于鲁迅，我们同样要“反省的继承”。譬如，留日期间的鲁迅存眷和翻译的是弱小民族的小平话写文本，传递的是被压迫和受抽剥的声音。几乎统一期间，印度同中国一样，也是受压迫的，周氏兄弟也存眷印度。那么，在几乎同样的情况下，印度愚人又是如何塑造国人的文化风致的呢？阿谁时候，尼赫鲁和甘地一路搞“非暴力不合做”运动，勤奋将印度从英属殖民地傍边脱节出来。一九三〇年，英迪拉·甘地——后来做了印度的总理——大约13岁的时候，尼赫鲁和他的夫人双双被英国殖民当局拘进监狱。他担忧女儿太小，在外面一小我待着，没有人赐顾帮衬，怕她太孤独，就每天在监狱里给女儿写一封信，前前后后一共对峙了三年。最初英迪拉·甘地将那些信汇编成一部书，取名叫《爸爸尼赫鲁写给我的世界史》，上中下三卷，初看似乎是通俗的家书，顶多也就是一部关于全球史的普及读物，但认真读进去，不得了，此中不只有详尽的汗青讲述，并且从头至尾都贯串着一种从长时段视角审视人类汗青的贵重文化风致。尼赫鲁在那些信傍边频频给女儿讲述的是，不要被面前西方的强大所利诱，从人类汗青的长河看来，西方的强大其实是暂时的，而东方，尤其是印度和中国，在人类文明汗青的长河傍边，则有着相当悠久的荣耀与自信。尼赫鲁对女儿、对印度的教育是如许的，而鲁迅对我们的教育则是别的一番样子，两相一对照，成果一目了然。

《爸爸尼赫鲁写给我的世界史》，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著，中信出书社，2016-8

能够说，那是两个民族在积弱之时，面临强势西方各自所做出的差别的反弹。中国人在梁启超、鲁迅的时代，确实遭碰到了西方的强势兴起。各人若是看《白银本钱》或者类似一些文本，之前的明清期间，很长一段时间里中都城长短常强大的，但恰好是在英国兴起的时候，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走下坡路，其时不只是中国一国鄙人滑，印度、缅甸王朝也都鄙人滑，同期间的亚洲帝国几乎都在走下坡路，而西方列强在上行。那个时候我们的前辈们对我们民族文化风致的塑造不断影响到今天，我们今天仍然略感底气不敷。所以，我们今天如何去面临和继承如许一个遗产，其实是一个问题。即使以鲁迅为核心议题，讨论如许的一个问题，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以上就总体的精神情量方面做了一些“反省”，如今，我们仍是回到鲁迅做为小说家那个“本领”上来。鲁迅成为一名小说家其实是一件十分偶尔的工作，或者能够说，他最后并没有做小说家的筹算。一切皆时势使然。他阿谁年代，小说突然间被抬到一个十分高的位置。一九〇二年梁启超颁发了重量级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将小说的地位抬升到了社会治理的层面。那个概念当然不是梁启超的原创，它来自日本，以至也不是日本的原创，而是来自英国。英国的阿诺德，那个十九世纪伟大的文学评论家，他说小说足以影响世道人心，小说替代了以前《圣经》的位置，因为神学式微了，现代人每天早上吃早餐之时，捧着的不再是《圣经》，取而代之的则是报纸、副刊，是小说，所以小说的感化十分大，影响世道人心，影响国民风致的塑造，以至能够参与到社会治理傍边。那一概念后来传到了日本，明治维新傍边现代小说就有过很大的奉献。梁启超恰是在如许一种汗青与文化语境下写出了那篇文章，对鲁迅、对后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十分之大。

鲁迅曾经讲过，他处置小说事业的初志并非想做所谓艺术品的创做，而是因为受压迫，要让世人看到底层被压迫的公众的苦闷声音，所以最早是做小说翻译，鲁迅一辈子在翻译。在成为小说家之前，他是一个出色的翻译家，到他生命末结不再写小说的时候，他还在翻译，最初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没有翻译完，死去了。他中间为什么要写小说，《呐喊·自序》和《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都有清晰的交代，最后是因为要和《新青年》那拨人在一路来讨论社会问题。“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不是自认为有做小说的才气，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容貌的工具塞责，那就是《狂人日志》。”（《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所以《狂人日志》在《新青年》一九一八年第五号上颁发的时候，显得出格高耸，所有的文章都是议论性的、漫笔性的，只要鲁迅的一篇是小说。颁发之后其实也没有什么人搭理，其实不像如今说的一出来就是反封建的檄文，颤动一时，不是如许的，那时候并没有人搭理，后来才渐渐显示出它的意义来，其间则颠末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当然，如前所述，鲁迅说他其时懒得用那种遍及议论的体例参与社会的论争，那有可能是他过后的一个说辞，不成全信。

《南腔北调集》，鲁迅 著，

上海同文书店，1934-3

《故事新编》，鲁迅 著，

上海文化生活出书社，1936-1

后来到一九二〇年摆布，呈现所谓“问题主义之争”，一九二一年《新青年》从头回到到南方，鲁迅失去了那个阵地，那以后，鲁迅的小说写做呈现了一些底子性的变革。那时候他写了一首诗，“孤单新文苑，安然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徘徊。”他说当初的《新青年》的同人有的高升，有的退隐，而“我”怎么样呢？落得一个“做家”的头衔在戈壁傍边走来走去。为什么叫落得一个做家的头衔？就是被架起来，你写了那么多小说，各人认为你就是做家，你必需要写，所以被架起来，必需写，不写不可。那时候——《阿Q正传》之后，他就要找题材。大要有以下几类：一类是身边的琐事，《鸭的喜剧》《兔和猫》，开启后来所谓《朝花夕拾》的写做标的目的；一类是常识分子题材，因为常识分子他最熟悉，他前面写过旧式的人物，譬如孔乙己，于是又渐渐回到那个题材上，《端午节》《白光》就是如许的写做，那开启了后来《徘徊》写做的标的目的；还有一类，因为他每个礼拜都要给学生讲“中国小说史”，他比力熟悉古代的题材，所以写了《呐喊》的最初一篇《不周山》，后来就开启了《故事新编》题材的写做。所以如许来看，《呐喊》的写做其实是要分前后期的。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鲁迅在写完《徘徊》之后，就不再写如许一些典范意义上的小说了。到了晚期，他续写《故事新编》。晚期《故事新编》跟前面的《呐喊》《徘徊》的典范小说写做体例似乎完全纷歧样，写做思绪和理路都纷歧样，有一种当下“穿越小说”的觉得。《呐喊》《徘徊》傍边一本正经，我们阅读的时候十分沉闷，很苦闷，有一种压制感。但是当你读后期的《故事新编》，读《奔月》《非攻》《理水》《采薇》如许一些篇目标时候，你会发现里面有嘻嘻哈哈的笑声，有一种喜剧感。那种喜剧感十分难以理解，曲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国人还不太能理解晚期《故事新编》的如许一种书写。中国的王晓明、日本的竹内好那些鲁迅研究的各人们在写做鲁迅列传的时候，写到《故事新编》，都觉得颇为棘手，不晓得若何加以解释。所以《故事新编》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些问题存在，跟前面的《呐喊》《徘徊》纷歧样。

《参考之资——鲁迅读过的百来篇外国做品》，

陈漱渝 / 姜异新著，天津人民出书社，2021-8

关于鲁迅阅读史的研究，日本学者做出了十分多的奉献，如北冈正子、中岛长文、李冬木等诸位优良学人所做的那样。国内学者如陈漱瑜、姜异新编写的《参考之资——鲁迅读过的百来篇外国做品》（天津人民出书社2021年版）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那个方面而言，可谓填补了鲁迅阅读史研究上的一项空白。但我希望那只是一个起头。就目前的鲁迅阅读史研究而言，绝大大都都是在耙梳鲁迅同西学的源流问题，而绝少有人将目光扫向传统资本。现实上，留日期间的周树人，因为“古学复兴”（或曰“文学复古”）的时代潮水的影响，阅读了大量的晚明文献。而那一点在修建尔后鲁迅精神底蕴的方面不成谓不重要。但，遗憾的是，至今在那个方面只要零星的考辨与少少的阐述，同炙手可热的鲁迅与西学源流考辨所遭到的重视水平比拟，实可谓是境遇凄凉，怎一个“惨”字了得！

我想，那大要是《参考之资》之后，鲁迅阅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吧！

本文原刊于《人文》2022年第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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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 | 五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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