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兵的时候,通信连有个老兵姓任,七零年的兵,北京人,大院子弟。详细名字记不得了,但他的绰号却是全团尽人皆知——“大米秧子”。
队伍驻扎在胶东半岛腹地,方圆尽皆丘陵山地,农村都是旱田,玉米高粱麦子山芋都有得种,唯独不种稻米。所以,他的那个绰号,只能得自百里之外黄海滩上我们团的阿谁农场。
我们连曾在阿谁农场种过两年稻子。老任什么时候去过农场劳动不得而知,但必定是在我们之前。
说实话,吃过大米,但没种过或没见过稻子很一般。不外,即使没见过稻子,你把秧苗称为“稻秧”,也比称做“大米秧子”简单容易得多。所以虽然已无从逃考老任将“稻秧”唤做“大米秧子”的详细语境,但我仍然认定那绝对不是他的蒙昧,而是一种调侃式的冷诙谐。
特殊年代,寡口铄金,打趣也不是随意能够开的,老任就为他的那句诙谐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从此,“大米秧子”成了他的标签,一下将本身划拉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堆里去了,入党问题迟迟不得处理。
阿谁年代,队伍里崩星有个北京兵、济南兵什么的,都是有些来头的。
组织问题没处理,团里也不放他走,任由他继续鬼混在连队里,百无聊赖地死磨干㸆。
那几年经常见他。甭管他人怎么称号或戏谑他,他都不恼不臊,乐呵呵地冲你一笑。
记不得是七五仍是七六年,或许各人也没兴致再继续拾掇揉搓他了,末于放其好事圆满,揣着“党票”回了家。
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想想,觉得那事儿还挺有教育意义——万万不要跟不懂诙谐的人玩儿诙谐,不然你就很容易成为他人口中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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