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好文章,总是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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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好文章,老是说话

千古好文章,老是说话

闵生裕

千古好文章,老是说话

李渔是清代前期重要的剧做家和戏剧理论家,他能写能导能演,他亦儒亦雅、亦文亦商,堪是一代文宗、文化大师。李渔也是一个生活的艺术家,他是最有情趣的中国文人。《闲情偶寄》“词曲部”关于戏曲创做理论是经世致用的,在我看来,它不只是戏曲创做的葵花宝典,以至是一切文艺创做的圭臬。李渔戏曲创做对峙构造第一、词藻第二、音律第三、宾白第四。他关于戏曲创做的理论,可谓字字珠玑。

李渔说仓颉造字,是极其盛大的事,“天雨粟,鬼夜哭”,是上苍赐赉人类的膏泽,不克不及轻率地挥霍。我认为那即是敬惜字纸。我们的写做,要对得起利用的文字,非是必需,不成随意动笔,那是缔造的价值,也是艺术的价值。构造是戏曲创做的四梁八柱,李渔提出了立主脑、脱窠臼、密针线、减眉目等重要原则。

关于立主脑, 他说“前人做文一篇,定有一篇章之主脑。主脑非他,即做者立言之本意也。”他强调要凸起次要人物和中心事务,并以此表现做者“立言本意”。当然,主脑一立,并不是万事大吉,后面那几步走欠好,你同样不克不及出新出彩。曾有文艺主管部分的指导给我说起某创做者,说他说创意谈思绪时,那是天花乱坠、侃侃而谈,说的时候你心潮澎湃,他心潮逐浪。然而,冲动完便完了,他的簿本或拿不出来,或写出的工具不是他说的也不是你等待的样子。那叫有设法没法子,现实上就是功力不逮。

关于脱窠臼,他说“人惟求旧,物惟求新”“戛戛乎陈言务去,求新之谓也。”剧本古称“传奇”,似乎无奇不成剧,所以又是叙事的安身之本,非常要紧,又非常罕见。他强调题材内容应脱节陈套,逃求别致,重视创意。

关于密针线,他说“编戏有如缝衣,其初则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剪碎易,凑成难,凑成之工,全在针线慎密。”那里强调戏剧创做情节摆设的合理性和细节描写的实在性,即慎密情节构造,前后照应,使全剧天衣无缝。为什么我们在审查影视剧和舞台剧中常常能找到穿帮之外,盖因为缝之不细密,没有做到天衣无缝。

关于“减眉目”,他说“眉目繁多,传奇之大病也。”“事多则关目亦多,令不雅场者如入山阴之道中,人人应接不暇。”他强调戏剧创做要相对集中,写好次要人物和次要事务;“减眉目”,是创做办法论,应和“立主脑”一节对照理解。以删繁就简、同类项合并的原则,人尽其能,物尽其用,也是叙事的美学之一。正如郑板桥“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一样,戏剧创做和绘画创做在那方面异曲同工。

李渔还强调戏曲创做要“戒挖苦”“戒荒唐”,戏剧也好,小说也罢,其创做必需对现实生活有意义,反对泄私愤,报私仇,或写一些荒谬不经的内容做为小我的消遣。曹雪芹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那是自嘲,其实,《红楼梦》里每一个荒唐的字后都有我们说不尽的庄严。李渔说:“凡说情面物理者,千古相传;凡涉荒唐奇异者,当日即朽。”

某年我审一部舞台剧,主题先行没错,故事虚构无疑。但我对剧情的合理性暗示置疑。剧本讲述了一对两小无猜的男女,初中结业时的同窗聚会上,男同窗喝多了一时激动,把女同窗强暴了。从此男的身陷牢狱,女的身败名裂。男未婚、女未嫁。十几年后两小我竟然都成了村上的困难户。在脱贫攻坚中,那两小我成了重点帮扶对象。后来,在好政策的感化下,在好收书的帮扶下,两人都脱贫致富,而且末成眷属。我觉得那个剧本在故事讲述的虚实上出了问题。我不想纠结其实在性,我只思疑它的合理性。我说你那个簿本开局很污,结局很狗血。曹禺的《雷雨》曾写过乱伦,读的时候我都没觉不恬逸。但是,你那个簿本让我极不恬逸。那绝不是简单的小我好恶。

关于审虚实。他说 “传奇无实,大半皆寓言耳”,一语定之,认可了传奇的虚构性量,所以没必要拘泥于实有其事,价值不在于实和假。实在性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合理性。所以,要做到既虚拟,又从实。

在戏剧语言方面,李渔反对用书面文学的尺度来权衡,认为必需起首从合适舞台表演来考虑,所以剧做家应“既以口代优人,复以耳当听者”,使之顺口而动听。他提出“贵要浅”、“重机趣”、“戒浮泛”、“忌填塞”等概念。

关于贵要浅,他说:“诗之腔调宜高古,有学问;曲之腔调宜近俗,无学问。雅俗同欢,智愚共赏。曲文须粗鄙而清楚,诗词之文采贵典雅而贱粗鄙。宜蕴籍而忌清楚。词曲则否则,话则本之街谈巷议。”大致是既要明言曲说,不故做姿势,夸耀博雅,又要生动有趣,见出机锋和性灵,并切合剧中人物差别心理和口吻。

当然,文艺创做最末可能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李渔对前代戏曲典范《西厢记》《牡丹亭》《琵琶记》中的陈疴也提出攻讦,并且切中关键。好比《牡丹亭·惊梦》中一些出名的曲辞,也确实如李渔所说,虽是“趣话”,却运营过分,过火偏向于书面文学。李渔说:“总而言之,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电视剧《山海情》的胜利在于,固然是宏大主题、国度叙事,但主创者对峙的是苍生视角、布衣表达。

李渔强调,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虽说词贵浅近,但李渔还说“然一味浅近而不知别离,则将日流粗鄙,求为文人之笔而不成得矣。极粗极俗之语,未测验考试不入填写词,但宜从脚色起见。如在花面口中,则惟恐不粗不俗,一小生旦之曲,廉价推敲其词。”语言雅俗没关系,关键在看能否契合人物身份和性格。花脸铜锤与花旦青衣出语会差之千里。

关于重机趣。李渔说“机趣二字,填词家必不成少。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品格。少此二物,则如泥人上马,有生形而无生气。”要做到离合悲欢、嘻笑怒骂无一语一字不带机趣而行矣。当然,语言是一门艺术,对戏剧家和小说家的创做而言,那需要理论,更需要修炼。许多的做家艺术家往往是语言艺术巨匠。好比,关汉卿杂剧的语言通俗天然、大白如话,并且大量利用方言、鄙谚、谚语、成语,重叙事说理,开门见山大方鼓动感动的表达人物的思惟豪情,使人物思惟性格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示。

关于宾白,李渔说:“自来做传奇者,行重填词,视宾白为末着,常有白雪阳春其调,则巴人下里其言者,予窃怪之”。而李渔从表演的效果考虑,提出宾白要求“声务铿锵”、“语求肖似”、“词别繁减”、“字分南北”“文贵干净”“意取尖新”等一系列奇特见地。强调宾白当与曲文等视,使之互相映发,相得益彰。

我们的文艺创做是对峙以人民为中心的创做导向,那里的人民不是笼统的符号,而是一个个详细的人,有血有肉,有感情,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心里的抵触和挣扎。不克不及以本身的小我感触感染取代人民的感触感染,而是要虚心向人民进修、向生活进修,从人民的伟大理论和丰硕多彩的生活中罗致营养。

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自觉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顶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惟,“以前人之端方,开本身之生面”,实正实现中华优良传统文化的缔造性转化和立异性开展。文艺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惟精深、艺术精湛、造做精良。《闲情偶寄》是中华优良传统文化中的精品,我们要向巨匠李渔进修,向传统典范致敬,创做出经得起汗青查验的优良文艺做品。

关于写做更佳境界,我最崇拜的是李渔的一句名言:“千古好文章,老是说话”。其实,那也是关于一切文艺创做最通俗且最深入的阐释。文学有文学的语言,艺术有艺术的语言,我们今天说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好好“说话”,并且要说人话。那是比一切官话鬼话套话都顶用的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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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生裕(本平台特聘名做家)宁夏盐池人。专栏做家。擅长杂文时评,足球评论,艺术评论等。中国评论家协会会员,宁夏做协理事。出书杂文漫笔集《回绝庄严》《都会牧羊》《一小我的批判》《闵庄炊火》《操练本身》等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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