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元璐的书学之路

倪元璐（1593年－1644年），字玉汝，号鸿宝，别名园客。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生，卒于思宗崇祯十七年。浙江上虞人。天启二年（1622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户、礼两兼翰林院学士。李自成攻破京师，在家乡取帛自缢殉节。福王时谥文正，清改谥文贞。工诗文绘画，善书法，传世做品有《舞鹤赋卷》、《行书诗轴》等，著有《倪文贞公函集》等。

倪元璐出生的时代，是一个政治动乱，文艺思惟个性解放的时代，是一个书法家重个性、重首创、重主题豪情的时代，更具代表性的书家有徐渭、董其昌等。他们在那股变革的潮水中，对传统的书法形式有严重的打破，呈现了八尺到丈二的大幅做品，审美妙上发作了庞大变革。在明末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王铎的书法中，能够看到个性解放思潮给他们书法带来的强烈明显的艺术语言，亦可看到孤峭的影子或内倾的思惟豪情。倪元璐做为一个书法做品不多但表示独具特色的书法家，他的精神轨迹正处于明末书法个性与法度维系的微妙关系中。

倪元璐出生在浙山河阴，那里奇丽的山川滋养着文人的性灵，那里是王羲之、陆游恋恋不舍的处所，也是对中国书法的儒雅传统具有叛逆情感和倾覆手段的徐渭的故土。徐渭在艺奇特的性格和在艺术上多方面的造诣一定对倪元璐有所影响。倪元璐早年的书法进修，是以科举为中心的书法身手修炼，在他进入仕途以前，他的诗词文章就名动四方。倪元璐自幼颖慧善学，五岁能咏诗属对，十七岁时，郡、县、监司三试皆之一，出书《星会楼稿》，被书贾印刷销行，从此才调远播。而在他最后科举的时候落榜原因也是文章太露才华而不敷标准。黄道周在《跋倪文正公帖后》记载倪元璐早期书学经历：“壬午初年仆见公做书，告人云：‘鸿兄命笔在颜鲁公、苏和仲而上，其人亦复绝出。’诸君讶，未敢信。尝戏问鸿兄：‘少时做何梦晤？’公云：‘吾十四、五岁时，尝梦至一亭子，见和仲举袖云，吾有十数笔做字未了，今举授君。’”文中提到元璐十四五岁时梦见苏轼教他写字的情景，可见苏轼对其书法的启蒙的影响。徐渭的狂放，苏轼的奔放，在倪元璐青少年的书法进修中应该是交错幻化着的。十九岁，陈继儒看到他的一件自书诗扇面时大为惊讶，认为仙才，过后声誉日隆。

《杜甫诗画轴》是其早年做品，师法庞杂，有“江”、“深”诸字与明显的苏轼的笔意。《湖上偶成诗草书扇面》虽做于天启六年倪元璐乞假归家之时，但苏东坡风貌显然可见。苏轼之风在其小幅做品里影响本身的一生。跟着科举测验的屡屡失败，倪元璐并没有专注于书画，而是收起脾气，专向“陈腔滥调”和“馆阁”用功。他曾按照四书五经的内容，将可能呈现的考题分门别类停止研究，并做出预案。那时，他对书法所下的功夫，也只是共同科举往标准的“馆阁”挨近。为了适应科举测验的标准，不能不收起本身的才思，因而，那与他功成名就以后、完全以书法为脾气宣泄的面孔大为差别。

倪元璐三十岁与黄道周、王铎为同年进士，进入翰林院。倪元璐的精神里不乏中国士医生的隐逸思惟，但要隐逸，必需先要“显”、“达”，那和苏东坡是一样的。倪元璐在翰林院对书法艺术的研究，成为生活的重要内容。他和黄道周、王铎各有其人生履历又都以书法艺术流芳百世，他们相约学书，对书法艺术都有深切研寻的欲望。他们的书法兴趣有不异之处，王羲之、颜实卿、苏东坡在他们的书法形态里都有表示。黄道周专攻苏东坡，王铎出力于王羲之，而倪元璐曲入颜实卿。王铎气概豁朗，倪元璐与黄道周个性表示要幽曲良多。倪元璐与黄道周性格附近，二情面意甚深，关于倪学苏与王，黄道周曾在《书秦华玉镌诸楷法后》中说：“同年中倪鸿宝笔法深古，遂能兼撮子瞻、逸少之长。如剑客龙天，时成花女，要非时状所貌，过数十年亦与王、苏并宝当世，但恐鄙屑不为之耳。”黄道周此言正申明倪元璐与同时代的“时妆所貌”拉开了间隔，并可看到黄、王、倪三人各自由传统中寻找安身点，借以改革，虽各自逃踪差别，然主张面孔独立的思惟是一致的。今日所见倪传世做品中，凡大约在翰林院与王铎、黄道周同时攻书时段即三十五六岁之前，用笔仍多见苏东坡遗意。以后倪转向学颜，用笔毛涩，取“屋漏痕”之意，书风逐步趋于浑沉。故黄道周在倪元璐晚年时评价其书云：“抹蔡掩苏（轼），望王（羲之）逾羊（欣），宜无如倪鸿宝者。但今肘力正掉，著气太浑，人从未解其妙耳。”黄道周主张书法于遒媚为主加之浑深，而倪元璐的书法显然与其有共通之处，然似二者比例相反，即倪乃以浑深为主加遒媚，倪元璐之子曾从学黄道周，它在《倪元璐、黄道周书翰合册跋》中写到：“世与夫子与先公并称。先公遒过于媚，夫子媚过于遒。同能之中，各有独胜。”此评是最能体察二人书法之性格者。清人秦祖永认为：“元璐书法，灵秀神妙，行草尤极超逸”显然论及了其秀逸姿媚的一面，而未能体察其浑深苍厚的一面。”倪元璐入仕之后的做品，没有了“敲门砖”的隆重，成为文人意趣的表示，实是脾气旷达而出。《赠太白诗画轴》的草法虽未到达精熟的境界，使转方圆多生硬，但挥洒天然，自见脾气。所题《澜园招饮诗扇面》笔致佻达，兴趣悠然，可见豪情及进修书法艺术渐入堂奥的形态。从《凌宇诗轴》可见：一篇中墨气浓淡相间而见燥润，乃见倪书个性之所在。在南京任国子监司业期间，他担任清贵而闲逸的文职，留下很多佳做。《舞鹤赋卷》是他其时现实生活的写照，也是他“宗颜”的为数不多的书做。9米长卷，字近擘窠，在倪书中实属难见。在他38到44岁的六年间，他的书法气概已经构成。《题画石诗轴》体式奇崛，气韵燥辣。《郊游诗轴》一诗多写，体势开阔，行笔纵逸，墨色也有燥润之变，可见做者于频频研磨的心迹。

做为封建社会常识分子的一个典型，倪元璐深受儒家正统思惟的影响，人格操守当然重要。崇祯皇帝登基后，阎党乱政，朝廷内党争加剧，政治恶斗与思亲心切，让倪元璐产生了辞职归里的念头。崇祯五年，元璐四次奏疏乞归回乡，未获允许。曾说；“吾生平不热爱官，不喜居要人牢笼之内。”在儒家礼制标准下争取脾气的自在，连结行为和精神的张力，那是倪元璐做为一个典型的士医生既遵守名节又一意孤行的奇特人格风采所在。崇祯九年，分开京城返回绍兴老家，在城南之罗纹构筑新宅，起头了本身的笔墨生活。他乘便宜的“倪家船”纵游湖山，寻幽探胜。七载的休闲工夫，元璐著书立做。恬静闲适的天然情况使他投注于艺术创做，在那个阶段，他的书法艺术到达成熟形态。与黄道周、王铎鼎足而立，成为明末书风的代表。倪元璐书法最显著的特点，在于斗胆操纵渴笔，那是自寻其难的学书之路。笔既渴便不容易流利，书写速度也天然受阻，而元璐的渴笔多为草书，草书的利益和难度均来自书写的速度。而倪元璐做草书而不消浓墨，那就增加了运笔过程中的矛盾。倪元璐在一字之内操纵焦枯之墨的疾速运动来到达“变”的效果。焦墨做草难于流利，原来是大忌，而倪元璐却于绝处求生发，变死法为活法，末于独树一帜，“于无佛处称尊”。然后世若程邃、林散之则都吸收了倪元璐的创法而自成气概。《卜居诗轴》为倪元璐退隐山阴之生活写照。此幅兴酣意足，诗墨映发，连带轻巧，堪为神品。

崇祯十四年以后，天灾人祸与内忧外患加剧了明王朝覆亡的脚步。1642年，朝廷再次升引倪元璐为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他以母亲年迈具疏辞谢。1643年，清兵大举入侵北京，倪元璐誓师率领三百马队入京勤王，崇祯帝临危受命，然而倪元璐一介文臣，财务军事并不是所长，其实无法力挽狂澜。此时，若是说倪元璐40岁前后是其成熟期，以后十年是其书法成熟的延续。

《致寰灜函牍》两件能够看到倪元璐小行草的差别风貌。之一札应该写在北上赴难时，形势艰危，有英雄气在。此札活动天然，点画精微见趣。倪元璐的书法具有明显的个性，但综其一生，他对书法的投入远不如科举、政事、文章和诗歌。他视书法为余事，在他的著作中见不到任何论书法的文章，他的做品更不署年月，在他看来，书法纯为清娱，他并没有以书法传世之想。通过倪元璐的书学之路，我们能够对他的人生道路和晚明书法文化的开展态势有一个大致的领会。

参考文献：

[1]《中国书法史.元明卷》黄惇著 南京:江苏教育出书社，2007. 9

[2]《中国书法家全集.倪元璐》李廷华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书社，2005.12

[3]《书艺珍品赏析.第八辑.书法名家.明代.清代.倪元璐》洪文庆著 长沙：湖南美术出书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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