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百度“挽联”的定义是：“悲悼死者、治丧祭祀时公用的对联。”那一界定似有绝对化之虞。因为有些人在生前就自撰或请别人写下挽联，此为“生挽”。“生挽”者大都出于某种情愫：或慨叹于本身的出身遭遇，自嘲自讽；或嫉世愤俗，以激后人；或总结生平抒怀述志。
“生挽”起首表现的是一小我即将走到生命起点前的一种自我评价，摒弃夸饰的谀词和入俗的套语。如罗振玉自写的生挽：“毕世寝馈书丛，得不雅洹水遗文，西陲坠简，鸿都石刻，柱下秘藏，陈陈相因差不幸；半生沉沦桑海，溯自辛亥乘桴，乙丑扈跸，壬申于役，丁丑乞身，补天浴日竟何成。”那位出色的学者一世功名一目了然地隐现其间。1922年，在京沪报界举办的“最钦慕之胜利人物”民意检验中，南通张謇以更高票数被选，然而做为一个智者，张謇颇有自知之明。且看他在生圹墓（生前预设的墓地）门上自撰的挽联：“即此粗完一惹事，会须身伴五山灵。”联语用词华而不实、平稳简要，但包蕴的内涵极其丰硕：回首生平，既有一惹事业的大致完成，死而无憾矣；又有谦虚自抑，仅仅是“粗完”罢了。人生如斯，可安然谢世，回归天然、与秀美的五山长相依伴。那恰好反映出那位晚清思惟家、实业家严谨的立场。当然了，也有自我标榜、欺世惑寡的“生挽”，如袁世凯自挽：“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生挽”仍是临末者心迹的一种盘曲吐露。某些功过各半、长短蜂起的人物，往往带着满腹怨恨分开人世，怕身后遭到非议，生前便写下“生挽”给本身来个汗青定位。如一代老臣翁同龢为甲午战争、戊戌变法殉情，他岂行是死在了非白即黑的思维形式里，还死在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皇权思惟里，死在了困兽犹斗的封建专造体系体例里。垂死之际，翁同龢以《论语》集句给本身撰写了一副挽联：“朝闻道夕死可矣，今然后吾知免夫。”让人代笔高悬于堂前，此后饮恨长眠。实是：一笔长横写清苦，一笔斜点书哀痛，一笔卧钩画凄凉！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汗青名人系万千风云与时代风潮于一身，临末前常有深思。其“生挽”不奢望文化包拆，图的是给小我的精神邦畿上留下明晰而简洁的人生轨迹。如杨度履历晚清至民国，周旋于各类政治要人之间，从湖湘秀才到宪造专家，从“筹安会”六君子之首到帝造首恶祸首，从学佛居士到中共党员，一生映射出阿谁时代的衰世乱象及常识分子的政治改变。1931年9月17日，杨度在上海法租界寓所逝世，临末前写下“生挽”：“帝道实知，现在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很显然，杨度的“生挽”总结了本身跌宕的一生：上联是对本身前半生言简意赅的归纳，并断然予以否认之；下联则是步入晚暮时的醒觉，他把“医民救国”的希望依靠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满怀激情瞻望中华民族的复兴愿景。至于秋瑾在殉国前五日写的自挽联“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清洁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伦歌。”惟妙惟肖地道出了那位鉴湖女侠为蔓延女权而斗争、为革命建国而勤奋的心迹。
悲悼会，往往是一次挽联的PK，一次披麻戴孝的雅集。但在民国期间，文人世常有“生挽”的文字游戏。郑逸梅素有“无白不郑补”之誉。他基于那一考虑：若然死去，即使挽联如云，称颂有加，也是无幸有睹，何不提早览之为快？于是，郑逸梅登报求挽，一时诸文友纷繁赐其哀挽诗联。如南社同仁高吹万寄赠的“生挽”：“写稿厌费事，人世欲谢垂青友；修文被征召，地下仍封补白王。”同属“鸳鸯蝴蝶派”的做家周瘦鹃给其“生挽”：“输君妙笔吐奇葩；补白称王亦足夸。”郑逸梅据此写了《生存亡死录》一文，生动记述了昔时友人替他撰写“生挽”的盛况和本身读那些“生挽”的实感情受，充实彰显出两者感情上的契合和道德上的认同。（沈 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