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堤一昭认为，江南行台镇压叛逆的军事动作是与监察并存的双重本能机能之一。考察江南行台的活动，确是阐扬着镇遏与纠察两种本能机能，然而在世祖、成宗期间，镇遏的感化似乎更为明显。
镇遏有力的次要表示是江南行台成立之初，连结着一收强悍的戎行。至元十一年，相威管辖五投下军参与平宋战争，十四年为江南行台首任御史医生时，应该是率领所部人马到差的。《相威传》称：“浙东盗起，浙西宣慰使昔里伯纵兵肆掠，俘及布衣，（相威）乃遣御史商琥据钱塘津渡阅治之，得释者以数千计。昔里伯遁还都，奏执还扬州治其功。”商琥为南台监察御史，至元十四年已在任上。为避免昔里伯纵兵鼎力大举掠夺，商琥肯定是带兵占据钱塘渡口镇抚的。他所带之兵天然是行台本身的戎行，很可能就是五投下军。行台的戎行还被调动出征。至元二十四年（1287），“诸王乃颜叛，帝将亲征。博罗欢谏曰：‘昔太祖分封东诸侯，其地与户，臣皆知之，以二十为率，乃颜得其九，忙兀、兀鲁、扎剌儿、弘吉剌、亦其烈思五诸侯得其十一。惟征五诸侯兵，自足当之，何至上烦乘舆哉？臣疾且愈，请事东征。’帝乃赐铠甲弓矢鞍勒，命督五诸侯兵，与乃颜战，败之。”博罗欢自此前一年就任江南行台御史医生。此次出征乃颜所率五诸侯军（五投下军），便是行台成立时相威带去的人马。另据记载，成宗元贞元年（1295）七月，元廷“给江南行御史台守护军百人”。那百名军士只是守护南台的保镳军，并不是南台能够出征的戎行。
江南行台对职责范畴内的整个戎行负有纠察权。南台设立时造定的《立行御史台条画》，涉及此内容的计有五款：（一）疆域有声息不即申报者，纠察；（二）到处镇戍，若约束号令不严，衣甲器仗不整，或管军官取受钱物、放军离役，并虚申流亡、冒名取代，擅自占使商贩营运或做耕户，一切不公，并行纠察；（三）管军官不为约束军人，致令掠卖归附生齿，或诱说良报酬驱，一切侵扰苍生者，纠察；（四）管军官申报战守功绩，徇私不实者，纠察；（五）管军官起补流亡军人，故意做弊，骚扰军户，军前不得适用者，纠察。纠治戎行的乱纪违章行为，也是镇遏的一种体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