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8月5日，孙犁先生为即将排印的《孙犁文集》写了一篇自序。其时他已年近七旬，在总结本身的文学生活生计时，他写道：“我回避我没有参与过的工作，例照实地做战。”
孙犁早年参与过抗日战争息争放战争，履历过枪林弹雨的洗礼，有过日寇枪弹擦耳飞过的险境，也曾一度怀揣手榴弹随时筹办与敌同归于尽……但是，老做家也坦承，本身固然曾被批准佩枪，却从未放过一枪。他一辈子的“兵器”，始末是他的那收笔，他是名副其实的以笔为枪的“兵士”。
然而，那位以笔为枪的“兵士”，在其漫长的文学生活生计中，确有相当一段时间是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活泼在晋察冀边区的抗战前线；也曾以一名做家的文条记录过解放战争的实况，其所完成的同样是战地记者的任务。只不外，他后来写下的那些行云流水般的美文，如《荷花淀》《芦花荡》……都太有名、太超卓了，几十年来不断被读者所喜欢，正所谓“香远益清”，历久弥新，以致于粉饰了他笔下的雄姿英才和战火硝烟。
显然，那并非孙犁先生本人所愿意看到的。同样是在《孙犁文集》自序中，他写下如许一段话：“如今证明，不管颠末几风雨，几关山，那些做品，以原有的姿容，以完好的队列，顺利地通过了几十年汗青的严峻检阅。我不不放在眼里早期的做品，我常常认为，早年的做品，青春的力量火炽，晚年是写不出来的。”
在纪念孙犁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我重温他早期的做品，照旧像几十年前初读那些做品时那样被深深打动。充盈在字里行间的那股雄健之气，其笔力之粗犷、风格之激越、感情之浓郁、语言之铿锵，都与他的其他体裁创做判然不同。那种充溢着勃勃活力的青春印痕，刚好向我们展现了孙犁做品的另一个重要侧面：本来在他那阴柔、婉约的典型气概背后，不断躲藏着阳刚的、激越的、勇武的精神底蕴。本来在孙犁那里，阴柔以阳刚为收点，阳刚亦托举着阴柔之力度。
在孙犁早期的战地文学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冬天，战斗的外围》《游击区生活一礼拜》，以及《光复唐官屯之战》等篇章。
《冬天，战斗的外围》写于1940年冬。其时日寇对冀中平原停止了疯狂的大扫荡，边区军民奋起还击。在那血与火的战斗中，孙犁做为晋察冀通信社的记者，深切到残酷战斗的第一线，实地采访，以笔为枪，和边区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的豪情凝聚笔端，对英雄的赞颂、对仇敌的仇恨，一齐化为奔驰的潮流宣泄而出，构成了那篇做品高亢发奋、雄浑激越的主旋律。
在文章的第一节，做家以切身见闻粗线条地勾勒了我军战斗筹办的沉着冷静和有条不紊。他写道：“我的战斗使命是记录。”接着，他采撷了一个个目睹式的现场镜头——
“在一个峻峭的山顶上碰到一个熟人，他用年轻的热力握紧我的手说：‘反扫荡起头啦！’兴奋盖罩着他的声音和颜面。我第一条记录的是人民对战斗是奔赴，是筹办安妥，是剧烈的豪情。”
那些描写，没有夸大的言辞，只要简洁的论述，一个个排场和过程，在记者面前擦过，他灵敏地捕获并记录下来，构成了一幅幅实在的军民战斗图景。
接着，他写了夜间哨兵刺刀上的寒光，写了战斗一天、此刻正席地而眠的兵士，写了清晨抵达前敌司令部采访年轻的军分区政委……恰似一组不连续的长镜头，摄录下从前方到前线的所见所闻，带着读者设身处地，抵近体验战场的严重气氛。
从那些描画中，我们也不难感触感染到做者此刻心里翻腾着的“剧烈的豪情”。当他写到人民在日寇的洗劫面前所表示出的怒火和愤怒时，那“剧烈的豪情”也随之变得更为浓郁了。那里所有的，是一个战地记者的见闻实录，是一个以笔为枪的“兵士”压制不住的呐喊，是一个画家泼墨重彩、线条粗暴的战地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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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篇做品中，既有浓墨重彩的大笔勾勒，也有几处画龙点睛的细节描画。尤其动人的是，做者以浓厚的翰墨描绘了一位年轻区长的形象——
“一天夜里，仇敌向他们的标的目的来了。他在昏暗的灯光下集合了区干部讲话。他曲曲地矗立着，右手插进黑色棉袄口袋里，垂下眼皮说：‘……假设不幸，被仇敌捕去，谁也不准透露点儿动静，死就好了……你要晓得……’声音消沉，然而有如洪钟震荡。在那样的寒夜里，一群干部容许着进来工做了。”
做者不愧是白描的高手，他在那里只抓住了年轻区长讲话时的一个动做（右手插进棉袄口袋里）和一个神气（垂下眼皮），并描摹其腔调，摄取一斑，得窥全豹，将一个舍身殉难的青年干部形象逼真地展示于读者面前。
孙犁先生在时隔几十年后，曾忆及昔时写做那篇做品的情形，他写道：“我和曼晴都在边区文协工做，出来打游击，每人只发两枚手榴弹。我们的兵器就是笔，和手榴弹一同挂在腰上的，还有一瓶蓝墨水。我们都负有给报社写战斗通信的使命。”
《冬天，战斗的外围》写的是1940年11月的战事，而《晋察冀日报》12月24日便已起头连载，其时反“扫荡”尚在继续。以如许快的速度采写出那篇战地通信，不要说在艰辛的战争情况，即使在今天也长短常不容易的。读其文而思其人，我们能够想见昔时那位战地记者是以如何的激情奋笔疾书、笔卷狂澜的。
1986年11月24日上午，在孙老位于天津静园的家里，我聘请孙犁先生做了一次专题访谈。
我谈起重读先生早期做品的感触感染，觉得那些文字中弥漫着一股青春的激情。孙犁先生说道：“我老是对喜好我的做品的青年同志讲，你们去读一读我年轻时的文章。那时的工具固然有些幼稚，但是很有激情。我如今重读那些工具，还常常被打动，那里边有一种让人振奋的工具。”
说着，老做家似乎陷入了沉思。停了一阵儿，才继续说道：“我其时还写过一些比力短小的文章，好比那篇《王凤岗坑杀抗属》，只要一千字。你说是新闻也好，说是陈述文学也好，我写的时候底子没想过是什么体裁。”
我从孙老处回来，立即找到那篇《王凤岗坑杀抗属》。仇敌血腥的暴行激起了做家不成遏造的义愤，他愤然写道： “若是大清河两岸长大的青年兵士们听到那个动静，我想他们不会啼哭，枪要永久背在肩上，枪要永久拿在手里。更残酷的仇敌来了，新的仇恨已经用亲人的血液写在大地上，而他们有弟弟吗？有拿起枪来的侄儿们吗？死者的子弟们！能想象父母、老婆、姐妹临死前对你们的无声的嘱告吗？”
那连续串激扬跌宕的反问，像熔岩喷发，势不成当。我们都晓得孙犁是崇尚委婉的，行文也力图平稳而有韵律和节拍。然而在那里，怒火和悲忿冲决了理智的闸门，豪情的大潮喷涌而出，化成了那些音节急促的反问，似怒吼，似狂啸，似长歌当哭。恰是那一腔男儿热血所鼓荡起的悲壮情怀，使那篇短文成为孙犁做品中稀有的“激扬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