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崇奉在日本中世(1185—1603)已大量传进，并且被编进大乘释教的系统。德川时代(江户或近世，1603—1868)是中国民间崇奉的全盛期，它与神道及处所风俗合成，成为日本民间崇奉的一部门。《和魂汉神：中国民间崇奉在德川日本的本土化》通过对“圣帝明君”“文武二圣”及“守护神灵”那三大范围中八位“汉神”(伏羲、神农、大禹、孔子、关羽、妈祖、石敢当、钟馗)的个案察看，切磋中国民间崇奉若何在近世日本进乡随俗，并产生跟中国差别的形象、传说、文学、祭奠形态及文艺表示。做者发现，跟汉籍、儒学、文学、艺术差别，中国民间崇奉在德川日本的次要参与者并不是江户、大阪、京都的贵族、高官、高级武士或闻论理学者，而是社会的中低下阶层，包罗各地的农人、商人、渔民、初级武士、父母官吏、神官及僧侣。因而，那本书给中日文化交换史供给一个极为贵重的布衣视角。
《和魂汉神：中国民间崇奉在德川日本的本土化》 吴伟明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文｜吴伟明
圣帝明君的日本化
日本在奈良(710—794)、安然(794—1185)时代以来，经中世至近世大量输进汉籍及儒家文化，历代日本人对中国三代圣王推崇备至，此中以伏羲、神农及禹遭到特殊重视。那可能是三者均开物成务，利泽全国之故。相对而言，尧舜禅让及汤武革命跟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传统政治伦理相违，因而其在日本的地位不及中国。
日本报酬何祭奠中国古代圣人伏羲、神农及禹?那会否跟他们的民族意识及文化认同有所抵触?日本人利用两大机造以超越那个潜在的认同危机：第一，强调中国古代圣人的普及性。对日本儒者而言，伏羲、神农及禹不再是局限于中国一地的圣人，而是人类的配合圣人。第二，一些日本人将伏羲、神农及禹看做日本神祇在中国的垂迹或将他们与日本的神祇混淆。
伏羲是三皇之首，被奉为人类文明的祖先。中国各地均有人拜祭伏羲，他在儒释道三教中均有必然的地位。伏羲在日本常被推崇为施政范例及易学鼻祖。受中国释教的影响，一些中世禅僧及公卿学者以伏羲及其妻女娲别离为宝应声菩萨及不祥菩萨的化身。中世禅僧在易占前有祭奠伏羲的仪式。德川时代儒学流行，伏羲的重要性大为加强，儒者颂扬他为易学及道统之始，一些兵学、忍术、茶道、料理、音乐的学派亦奉伏羲为鼻祖。
神农是与伏羲并列的人类文明鼻祖，因对医、农、工、商有严重奉献而被祭奠。中国各地皆有神农庙，医家更奉他为祖师爷。日本是中国域外最重视神农的处所，获医师及药业者的拜祭。日本神农崇奉的更大特色是跟神道及释教混淆，中世呈现将神农视做释教药师如来化身的当地垂迹思惟。近世大阪道修町药商将日本药神少彦名命与神农混淆，并且一路祭奠，并称少彦名命为“神农氏”。一般苍生有拜神农像或挂神农画的风俗。
禹是中国的治水神，不管官方仍是民间均有祭奠。禹在日本是最普及的中国民间崇奉之一，其在日本治水史的重要性高于神道的治水神濑织津姫及释教河神辩才天。大禹治水的传说在日本中世已成为民间崇奉，备受各地公众崇敬，闻名例子是京都鸭川五条松原桥东岸的夏禹王庙。
文武二圣的日本化
孔子及关羽在中国别离被尊称为“文圣”及“武圣”，统称“文武二圣”。孔子是儒家圣人，地位超然。中国历代政权以儒学做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元素，释奠(祭孔仪式)成为国度大典，汉代以降，历代朝廷均有举行。官方学校及民间书院在进学礼时亦多举行释奠(或较简单的释菜)以示程门立雪。关羽是三国时代蜀国上将，因其忠义而被后世祭奠，成为普及的民间崇奉。他亦是武将范例，被封“武圣人”。关帝诞次要是民间的宗教活动，少有官式祭奠。孔庙及关帝庙在中国的数目多不堪数。清朝以降，华南以至呈现文武庙，合祀文昌帝(孔子)及关帝。中国社会多是文人、官员祭孔，武人、商人拜关。
日本没有文武庙，但有孔庙及关帝庙。孔子在日本亦被奉为圣人及文人范例，在儒者、汉学家之间享有高尚地位。早于八世纪日本人已起头祭孔，至近世江户幕府及处所诸藩均加以妥帖。日式释奠在仪式、祭奠对象、主祭、服饰、乐舞、祭品、祭器、祭文及孔庙设想等多方面都跟中国差别。德川日本并不是中华朝贡系统成员，而祭孔也并不是国度大典，因而其祭孔享有较大自在度，不消紧随明清的体例，能够随意添加神道的元素。幕府祭孔最后在忍冈的林家私邸的先圣殿停止，后来幕府改在其所建的汤岛圣堂大成殿举行释奠，将军、幕臣及大名用神道体例献刀。及后幕臣新井白石(1657—1725)变革释奠，用日本礼节代替明朝仪式。
关羽崇奉在日本的普及水平远不及祭孔，拜祭关帝者局限于少数人士。随《三国演义》传进日本后，中世禅僧对关羽颇感兴致，一些武将及华商起头对其祭奠。关羽崇奉在近世有明显的开展。关帝在长崎四大唐寺依明清体例来祭奠，参拜者次要为华商。此外，水户、京都、大阪亦有关帝庙。各地一些佛寺及神社供奉关帝画像或绘马。此外，关帝也融进日本风土着土偶情及文艺的世界。浮世绘有很多关羽图，摘用纯日式风气，关羽的外型有些像日本武士。近世漫笔及小说亦有提及关羽，其形象多元，内容具创意。
守护神灵的日本化
胜利移植至日本的中国民间守护神以妈祖、石敢当及钟馗为代表。三者在近世日本闪现高度本土化，别离与神道、灵石崇敬及处所农村风俗合成。它们的信者次要是日本的布衣，包罗农人、渔民及商人。
妈祖在中国是渔民的庇护神，在日本其信寡大多处置跟航海相关的行业，包罗远航商人、渔民、航运工人等。华人聚居的长崎是日本妈祖崇奉的重镇，拜祭者次要是华商。妈祖在日本亦有日本人的信寡，例如水户藩及萨摩藩便开展出以日本报酬对象的特殊妈祖崇奉。两地的妈祖崇奉在名称、祭奠日期、形式及寺院等方面均与中国差别。它们更大的特色是与神道混淆。此外，妈祖亦被部门日本船民及造船业工匠视做神道系统的船只守护神灵。
石敢当是中国路边或路口常见辟邪镇魔用的石碑。近世日本呈现大量石敢当，最后是德川初期传进或间接由中国商人带来，后来大多由日本人所立。日本的石敢当以九州岛为次要漫衍地，广泛四国及本州岛各地。除辟邪镇魔外，石敢当在日本还有其他跟中国差别的功用，包罗道标、纪念祖先、消灾解难、防盗、祈求贸易茂盛、介绍处所特色、石灯粉饰等。
钟馗是驱鬼大臣。日本人在德川期间尊称他为钟馗样、钟馗大臣、钟馗大明神、钟鬼及正鬼，从称号中亦可见钟馗已融进本土宗教与文化。钟馗在室町时代(1336—1573)已成辟邪、招福或预防天花病的神祇。钟馗亦登上中世舞台，鼓吹神道、释教及武士思惟。钟馗崇奉在德川时代进一步跟当地风俗、宗教及文艺合成，在年中行事、祭典及风俗上都有所反映。端午节日，日本人在家中放置钟馗绘、钟馗人形或钟馗旗以祈求儿童安然生长。
(摘选自《和魂汉神：中国民间崇奉在德川日本的本土化》，有删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