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孤山上有一“汉三老石室”，是西泠先贤们出资捐助又号召社会义卖募捐，赎回《汉三老讳字忌日碑》后专门为之建造的。西泠社史上称“夺救汉三老碑”，代代传延，交口称颂，为百年史上最闻名的美谈。
《汉三老碑》之所以在其时已经被卖往国外、拆船待运之时又被夺救回来；夺救活动展开之初在士子中停止发动时，印社文告中有一个十分关键的理由阐明：是因为浙江汉碑极稀有。唯有如斯一块，断不克不及被卖到国外往以损吾浙乡邦士绅的脸面。不克不及保全祖产遗物，那是要被责骂败家子和不肖子孙的。当然那原来无关西泠印社诸贤之事，因为他们并非间接责任者。但“全国兴亡匹夫有责”，他们都是大方鼓动感动的士医生，自认为不克不及置身事外。故而发动各方力量，最初夺救胜利，末成正果。
浙江的汉碑仅存《汉三老碑》，是因为秦汉三国之间，文明的中心在西北和中原，好比秦都咸阳、东都洛阳、汉唐都长安。而东夷南蛮的吴越之地即今苏浙，其时并非中心而是边沿。唐碑多见于长安即今西安，南北朝碑多见于洛邑，汉碑则多见于陕西和山东兖徐一带，世替风移，明日黄花，今天汉碑的集中地，则是在以学统圣地标誉的曲阜孔庙。曹操下《禁碑令》是鉴于东汉末年树碑风气奢汰过甚，而他的驻地在青州兖州徐州，那么那碑版全国流行和促使曹操痛下“禁碑”决心的地区，正在洛阳到兖青徐即河南山东一带。后来的河北冀幽并诸州即袁绍旧地和孙权东吴、刘备西蜀之国，都不见有大量汉碑群聚，正表白那种空间阻隔的地区差也。
山东曲阜多汉碑，其实是因为孔孟文教渊薮的缘故。琴弦雅音，稷下学礼，战乱少而儒冠兴。但论严厉的汉碑起始，最早的却是河南偃师出土的《袁安碑》（89，永元四）、《袁敞碑》（115，元初二）。其后是《西岳华山庙碑》（161，延熹四）。二袁碑的形造，是缺碑额但有碑穿，已是立碑之功用，论年份当可计为排序最早的汉碑。但那是实物之证，若检诸记载，则《华山庙碑》有“建武之元……自是以来，百有余年，有事西巡，辄过享祭，然其所立碑石，刻记时事。文字摩灭，莫可存识”，表白在延熹四韶华山立碑前的一百多年，华山岳庙已有碑石，只不外今日不得见罢了。算起来，比已知最早的《袁安碑》《袁敞碑》又至少早30到60年了。
莱子侯刻石拓片
其实，假设不限于严厉的汉碑形造，那么西汉石刻更多。好比曲阜有西汉《鲁孝王刻石》即《五凤二年刻石》。新莽时有做为坟坛刻石的《祝其卿刻石》《上谷府卿刻石》；邹县孟庙则有《莱子侯刻石》。再后有《大吉买山地记刻石》。但那些都不克不及称“碑”而只能是粗线条地称“刻石”，学名喊“碣”。若要称“碑”，在形造受骗有四个特征：一是必需是竖立于墓前的长方形片石。二是必需有注释文字上端有“碑额”，而底部则有“碑座”呈龟形石基，又喊“龟趺”。三是碑面上必需有圆孔以系粗绳缚棺进泉台，曰“碑穿”。四是注释碑记之后必有铭辞而且有韵。但西汉以降的《五凤二年》《祝其卿》《上谷府卿》《莱子侯》那些固然都是镌刻于石版之上，却没有“额 ”，也没有“穿”，又不附“铭”，以至还都是横式，当然无法称之为严厉的“碑”了。而那些前提的得到共同和完形，是在东汉的《西岳华山庙碑》和《袁安》《袁敞》二碑之时。不外，《西岳华山庙碑》在百年前的“立碑石，刻记时事”只见于文字记载；而二袁碑虽有“穿”却没有“额”，是为一憾。又二袁碑是汉篆字体，而不是原则的汉代隶书，又是一憾。做为汉碑的典范款式，仍嫌不敷。西泠印社孤山上的《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既无“碑额”又无“碑穿”也无“龟趺”，其实也不宜称“碑”，而应称《三老石刻》或《三老碣》，原来出土之初学者专家就称其为“三老石刻”；但吾浙本无汉石，更无汉“碑”，顺口喊“三老碑”，一则简便了然，人人皆知而不会招致习惯上的曲解，二则在吴越边蛮之地，原来就没有大量严厉的“碑”以自划鸿沟，混用“碑”与“碣”即“刻石”，并没有大障碍。于是约定俗成，除书面文献外，通俗的做法，顺口就喊”三老碑”而不再自找“三老刻石”别扭了。
关于“碑额”，原来只是碑文的题目罢了。但它的来源，也颇可一说。古代的石柱石门框上例有刻字。如寺庙之有庙门，或墓地之有阙柱：汉代石门阙初无字而仅立石柱为阙，其后则有刻字如《汉故兖州刺史王冲弱阙》（山东）、《汉故幽州刺史冯焕阙》（四川）、《沈君阙》等等，汉墓阙题字才起头流行，至东汉正规形造的碑，在社会上大普及；遂取石阙形造转为碑额而发扬光大之。今之学者持此一说，虽无实据，亦足备我辈参考也。
汉故兖州刺史王冲弱阙
陆维钊先师善擘窠大书，其在杭州岳飞庙前有古隶“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骨力洞达，飘逸倜傥，而笔势沉雄，窃谓足当百年近代书法代表做之誉。其实那也是一种“石阙”即古代形造的款式。陆维钊师之所以有此卓著造诣，乃是他不断存眷汉石阙书法之魅力。记得我刚进学临《西狭颂》，笔力孱弱，陆师其时已缠绵病榻，指我的操练说：学汉隶可学“嵩山三阙”，求骨势开张，不陷俗媚。那《嵩山三阙》是指河南嵩山之《太室石阙》《少室石阙》《开母庙石阙》三铭，字形在篆隶之间，浑穆混沌，一派天机，漫漶残剥，笔划辨识不容易。其时我其实看不懂，学了几天就对峙不下往了。若干年以后才恍恍有所悟：陆师能首创“蜾扁”新体，正得力于此也。
汉碑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从“碣” （刻石）到 “碑”还有 “阙”，石刻文化的汗青形态到汉末，已大致定型。当然说是大致，是因为后世石刻类型中还有墓志铭与造像记的呈现。但 “碣”“碑 ”“ 阙”，甚至“摩崖”典 型如陕西汉中褒斜栈道上有《开通褒斜道记》《 石门颂》《鄐君表记》 《杨淮表记 》《西狭颂 》等石门十三品，那些合起来，成就了石刻书法的大端。
汉碑书法大都出于民间职业书匠之手，他们的脱颖而出，起首是因为汉字社会利用的层面扩展到庶民，其次是东汉末年权要豪强是主导力量，大兴立碑风气，谀墓颂德，因立碑需要而构成浩荡市场，䰞文䰞书，几可致富，不只糊口谋生罢了。此中，既有蔡邕如许的一代宗师，亦有官府养着的书佐胥吏抄书手，更有下层苍生中识文断字的秀才塾师，当然还有凿石刻碑的匠做。并且，汉碑时代，已经呈现专职做文和书者、刻者的分工。好比我们最熟悉的＜张迁碑＞中，竟有一个有趣的错误，碑文有“爰暨於君，盖其繵縺 ”。撰文四字铭刻，编制如斯。成果书工只擅书写身手（包罗刻工凿刻）却欠亨字义，竟把 “暨 ”字书刻成二字 “既且 ”。于是竟成 “爰既且於君，盖其繵縺 ”，读欠亨亦不知何意了。假设是撰、书、刻一体，文义畅达，书文者和刻凿者定不会出此错误。那么反推其时，必然是撰文者和书刻者分为两造：书者刻者为匠做，而撰文者为士医生文人也。亦便是说：专攻书法身手的书、刻之匠，文化水平一般都不高。汉代那种情状，也差别于南北朝和唐。北魏造像记和墓志，是书法写好了但刻凿者文化程度低，故尔老是出缺笔漏字的现象。而唐代碑版书者皆有名家手笔，如欧虞褚薛颜柳，皆是一代圣手，刻者有工匠，也有名手，相传颜实卿就本身测验考试亲手刻过碑。那么从汉碑起头，我们就找到了三品种型，一是《张迁碑 》 类型，撰文以外，书者刻者皆文化甚低，遂有 “暨 ”误拆为 “既且 ”之例。二是北魏墓志铭造像记类型，是书者无误但刻凿工匠有误招致了漏刻缺笔。三是隋唐碑版，书者有名或不有名但文化修为较高，刻者也较少失误。
撰文程度牵扯文字文学，原来社会地位就甚高，那是汉、北魏、唐三者配合的。而书刻程度皆低如汉碑中的 《张迁碑》；书优刻劣如北碑；书优刻优如唐碑，却闪现出三个差别的款式。以此来揣度古代碑刻文化：关系到撰文、书丹、镌刻三个环节。撰文一般必定是仕子文人，毋庸赘言；而书技与刻技之间的比照差别则很有名堂：沙孟海先师在他的闻名论文 《两晋南北朝书迹的写体与刻体 》及 《闲谈碑本刻手问题 》中，有此一精辟看点：
“从书刻效果的角度，将南北朝碑刻分为三大类：一是书刻俱佳者，二是书佳刻欠安者，三是书刻俱劣者 ”。
那当然是以楷书原则（唐楷原则）来权衡南北朝期间出格是北碑的情状，所以有 “书劣 ”的问题。但在沙老的 “书刻俱佳 ”、 “书刻俱劣 ”、 “书佳刻欠安 ”三者之后，为什么没有 “刻佳书欠安＂的第四品种型呢？我其时有点纳闷。
汉碑是隶书，很难从书写风气身手上的差别动身而指谁的书法为 “劣 ”，因为其时并没有一个原则的隶书文字形态做为参照， 《礼器碑》 《张迁碑》《曹全碑 》《史晨碑 》《西狭颂 》《石门颂 》，各取姿势，在书法的书写风气技法上均无法判定孰必为劣。那么《张迁碑 》的书写呈现错讹（包罗刻凿的沿袭错讹），当然能够起首做为 “书劣 ”即书者程度不高的证明：连字都写错，不识字形，证明于此道非常目生；其实还涉及不到刻凿者之前，书者已经先露怯了，那非 “书劣＂而何？而 《张迁碑》镌刻程度浑厚朴茂，自成一格，故 “刻 ”却不劣也逐个以此做为 “书劣刻佳 ”的仅有规范，斗胆填补沙老的 “三缺一 ”，可乎？
此外，就 “文 ”、 “书 ”、 “刻 ”三者之间的孰为轻重而论，依我们今天的体味常识揣度：撰者是文人，书者原来应该也是文人，只要刻者是工匠，靠身手食饭。但返看秦汉，则书者其实也是工匠而非文人， “书 ”的社会地位应该与 “刻 ”并行，而与 “撰 ”未可比肩耳。
回到 “汉碑 ”自己。 “碑 ”那一形造的演进或曰 “碑史 ”，大约履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为草创期，从刻石即 “碣 ”起头，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记》 中有 “立石 ”“刻石 ”“石刻 ”三种固定程谓，如 “刻石记事 ”（ 《汉书•孝武帝纪 》），其后古文献中屡次提到 “刻石立于田畔，以防纷争 ”、 “刻石，纪绩也。立石三丈一尺 ”、 “授以库兴兵，与刻石为约”⋯⋯曲到东汉光武帝时，仍无 “碑 ”字呈现而统称 “刻石”。曲到许慎 《说文解字 》才起头呈现了 “碑”字： “碑，竖石也”。再后则《西岳华山庙碑》亦明指 “所立碑石，刻记时事”，那是关于 “碑”做为概念术语的梳理。
而从实物来看，西汉都称 “刻石＂，并没有碑额碑穿碑趺碑阴等等的名堂。 《五凤二年刻石＞ 《莱子侯刻石＞等皆为横式，而非 “竖石”。而做为过渡到 “碑”的第一个关键物证，则是西汉末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的 《麃孝禹碑 》。但沙孟老编《中国书法史图录 》，仍称 《麃孝禹刻石 》而慎称 “碑”。之所以会呈现又称碑又称刻石的骑墙现象，恰是因为它已经渐有 “碑”的形造了。好比碑顶为小圜首，长方整饬，通体修挺，有碑额但极小，还有竖线界格，那些要素，已经相当接近于“碑 ”了。
东汉中后期出格是恒帝灵帝献帝期间，是 “汉碑 ”的全盛期间，那一期间，长形片立，有 “额＂有 “穿 ”，有 “龟趺＂有 “碑阴 ”，于是实正的 “碑”才成为一个千古稳定的范例，而为后世唐宋元明清引为老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