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者，纵横之世也”
——章学诚《文史通义》
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春秋战国期间的诸侯争霸至今为人津津有味。各诸侯国相互亦敌亦友，时而联盟时而做战。曲到战国时秦国逐步一家独大，纵横家们提出了“合纵连横”的主张。从此，合纵连横成为战国时代的典型标记，但其素质仍是诸侯间的结盟。
所以问题来了，原来就是诸侯争霸，无论是远攻近交仍是远交近攻，无非都是结盟与造衡，为何又会呈现“合纵连横”的喊法？它与通俗的诸侯结盟又有什么区别？
合纵连横一词的起源于流变
“合纵连横”做为一个完全的词汇，是西汉才呈现的。
严安上汉武帝书云：“田常篡齐，六卿分晋，并为战国，此民之始苦也。于是强国务攻，弱国备守，合纵连横，驰车击轂。”（《史记·平津侯主父传记》）因“从”“纵”相通，“横”“衡”相通，所以“合纵连横”也写做“合从连衡”或“合从连横”。
学者指出，“从”“衡”才是本字。秦汉之前，“合纵连横”也确适用“从”“衡”来表达。
韩非子说：
“从者，合寡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寡弱也。”
——《韩非子·五蠹》
不外，那个定义其实不准确，我们来看两个事例：
第一个是公元前318年，楚、魏、韩、赵、燕五国合纵攻秦，楚怀王为“从长”（《史记·楚世家》），其时秦、楚是强国，魏固然式微，但仍强于韩、赵、燕三国，所以那场所纵战争是一个强国率一批中小国度进攻另一个强国；
第二个是公元前288年，秦、齐、韩、魏、燕五国曾诡计连横攻赵，《战国策·赵策一》称：“五国之王，尝合横而谋伐赵，参（即“叁”）分赵国壤地。”其时秦、齐是工具两强，燕、赵次之，韩、魏最弱，所以那场连横战争是两个强国率一批中小国度攻打另一个强国。
类似的事例还有良多，所以韩非子的话其实不能准确归纳综合战国期间合纵连横的情状。但韩非子就生活在战国末年，他的定义必定适用于其时合纵连横的情状。战国晚期，秦国一强独大，其他诸国相对而言是“寡弱”。那么，韩非子的话就能够理解为：诸侯结合起来匹敌强秦喊做合纵，一国结合强秦攻打其他诸侯喊做连横。
韩非子塑像
战国晚期的那种合纵连横形式对后人有着深远影响。《过秦论》做者贾谊、《史记》做者司马迁、《战国策》编订者刘向、为《战国策》做注的高诱等都认为合纵是诸侯结合攻秦，连横则是与强秦结盟。
但是翻阅文献，我们会发现那种说法也有问题，如《战国策·赵策四》说：“赵使赵庄合从，欲伐齐。”《史记·乐毅传记》说：“诸侯害齐湣王之骄暴，皆争合从与燕伐齐”。就是说合纵还能够伐齐，合纵连横在更早必定还有其他含义。
合纵连横最后的意义要从其产生的时间来阐发。西汉刘向在《战国策序》中指出：“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苏）代、（苏）厉之属，生从横短长之说，摆布倾侧。”
此中公孙衍、张仪时代最早，徐中舒《先秦史论稿》、杨宽《战国史》、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等也都将公孙衍、张仪在各国政坛的一系列活动做为合纵连横时代的起头。
公孙衍、张仪都是魏国人。公孙衍早年任秦相，后持久在魏国任职，屡次组织合纵攻秦，曾“佩五国之相印，为约长”（《史记·张仪传记》）；张仪持久担任秦相，一度兼任魏相、楚相，曾推行秦、魏连横，秦、韩、魏连横，秦、楚连横等战略。不难看出，两人的外交活动都是以“秦——魏”为坐标中心。三国期间的学者孟康从天文角度对二人的外交战略停止阐明：“南北为‘从’，工具为‘横’。”（《史记·周本纪》集解）
就是说，秦国结合东方的一国或多国，属于工具标的目的的协做，喊连横；南北标的目的的魏、韩、赵、楚、燕等国结合起来喊合纵。
合纵连横战略的内涵和形式在差别汗青期间会有所改动，但“南北为纵，工具为横”的含义则被继续，如秦末项羽等反秦力量喊合纵，西汉七国之乱时吴、楚也喊合纵，他们都是南北标的目的上的诸多权力结合在一路往进攻一个位于西方的强大政权。
合纵连横示企图
通过以上阐发，我们能够大致上能够领会合纵连横含义的演变：
连横，最后是秦国为了开疆拓土而摘取的外交战略，创始者是张仪，连横撮合的国度能够是一个，也能够是多个，在地图上看，那个联盟呈工具走向。
合纵，最后是魏国为了匹敌秦国而结合南北标的目的列国的战略，参与国度一般在三个以上，创始者是公孙衍；后来齐国一度强大，于是攻齐也喊合纵。
战国晚期，诸侯结合起来匹敌强秦喊做合纵，诸侯中的一国或多国结合强秦攻打其他诸侯喊做连横。汉代之后，合纵连横逐步泛指外交盘算，主父偃“学长短纵横之术”（《史记·平津侯主父传记》），王凤说“《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书·宣元六王传》），都是那个含义。
战国形势图
合纵连横的特征
战国中晚期，人们将包罗合纵连横在内的各类外交斗争形式都回为“外事”。策士曾说“外事，大能够王，小能够安”（《韩非子·五蠹》）。合纵连横是春秋和战国早期外交战略的延续，它继续了许多诸侯结盟的传统，又在传统的根底上有所开展，闪现出大争之世的世道人心。
起首，合纵连横是策士积极参与的成果。春秋时代和战国早期，诸侯的外交决策是由列国君主和执政配合做出的，而合纵连横时代多了策士那个群体，他们会积极参与到列国外交决策中，使列国外交决策多了一种“外力”，而那种“外力”有时以至能起到决定性感化。
公孙衍影视形象
典型的表示就是策士往往以他国权力代表的身份出任所在国的宰相等高官。如“张仪为秦之魏，魏王相张仪”（《史记·张仪传记》），张仪能出任魏国宰相是因为他背后代表着秦国权力，魏国的那一做法也是向秦国表白魏国将勇敢地站在秦国一边。做为魏国宰相，张仪要参与魏国表里事务的决策，某种意义上也是在监视魏国的外交政策。
再如公孙衍，他为了稳固魏、齐、韩联盟，在与齐国宰相田婴缔结盟约后，由田婴之子田文出任魏国宰相，公孙衍则出任韩国宰相。
自张仪、公孙衍开启携一国之重出任他国高官的形式后，那一做法随即普及展开：公元前308年，秦国重臣樗里疾出任韩相；公元前299年，齐国重臣田文出任秦相；公元前298年，赵国重臣楼缓出任秦相；公元前281年，秦国重臣魏冉出任赵相等等。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些重臣也能够视为一国派往另一国的人量。在春秋战国时代，除了太子、诸令郎外，朝廷重臣也能够做为人量。公元前610年，晋国不满郑国对楚国示好的行为，于是郑国派太子夷、大臣石楚到晋国做人量；战国中期，魏大臣庞恭曾和太子一同到赵国做人量。还有大臣零丁做人量的，如公元前589年，宋国与楚国讲和，宋国将执政大臣华元送到楚国当人量；战国中期，魏国与齐国结盟配合匹敌楚国，魏国将大臣董庆送到齐国当人量。
合纵连横时代，那些重臣在他国固然位列宰辅，但存亡却仍握在他国君王手里。齐国孟尝君相秦时就差点被秦昭王所杀，靠鸡喊狗盗之徒才逃出生天。
张仪影视形象
有时为了包管联盟的稳固，策士们会同时担任多国宰相。公孙衍曾“佩五国之相印”（《史记·张仪传记》），张仪“并相秦、魏”（《战国策·魏策一》），乐毅以燕将兼任赵相（《史记·乐毅传记》），周最曾诡计“兼相韩、魏”（《战国策·东周策》），赵献曾诡计“并相楚、韩”（《战国策·魏策一》），苏秦在燕、齐、赵同时拥有封地和官职，等等。那些外交现象在春秋期间和战国早期都是不成想象的，以至在后世也少少发作。
其次，合纵连横诸国讲求“权”和“变”。“权”指影响力，“变”指外交方针和结盟对象的改动。“权”分轻、重，信陵君窃符救赵之后，策士阐发其时形势：“秦得齐，则权重于中国；赵、魏、楚得齐，则足以敌秦。故秦、赵、魏得齐者重，失齐者轻。”（《战国策·齐策三》）
打开《战国策》，我们会发现大量关于“权”之轻重的讨论。列国会对加进哪个联盟认真推敲，让本身的利益更大化，苏秦为燕昭王阐发燕国外交地位时说：“凡全国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独战则不克不及，有所附则无不重。南附楚，则楚重；西附秦，则秦重；中附韩、魏，则韩、魏重。”（《战国策·燕策一》）
所以苏秦给燕国造定的外交战略是将齐国做为次要友邦，同时也和赵国连结优良关系，让齐、赵彼此牵造。五年之间，“齐数收兵，未尝谋燕，齐、赵之交，一合一离，燕王不与齐谋赵，则与赵谋齐”（《战国策·燕策一》），收到了优良的效果。“权”一定意味着“变”，所以，列国朝三暮四，秦昭襄王就曾痛斥韩国“不固信盟，唯即是从”（《战国策·赵策一》）”。
苏秦影视形象
再次，合纵连横既要组建本身的联盟，又要拆散他人的联盟。主张合纵者想离散连横，主张连横者想离散合纵。
贾谊《过秦论》说孟尝君、春申君等“约从离衡，兼韩、魏、燕、赵、宋、卫、中山之寡”以伐秦，“离衡”就是拆散连横。
公元前288年，秦国欲结合齐、燕、韩、魏配合伐赵，诡计瓜分赵国。策士苏秦做为燕国谋臣，认为国力相对弱小的燕国必需让齐、赵那两个强邻彼此造衡，才气求得保存。于是苏秦先是说服齐国改动战略，变伐赵为伐秦；然后又在齐、赵的撑持下说服韩、魏，彻底崩溃了连横。
公元前287年，在苏秦的筹谋下，赵、齐、魏、韩、燕五国合纵伐秦。那是合纵者拆散连横的典范事例，还有良多连横者拆散合纵的事，如公元前283年秦攻魏，赵、燕救魏，反将秦军困住，秦国被迫乞降。第二年，秦国拆散了赵、燕、魏联盟，将魏国撮合到了本身一方。然后收兵攻赵，占据两城。
总之，合纵连横从战国中晚期一种特殊的外交现象演化为一种文化现象，对其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浩荡影响。不外，我们应该明白一点，再好的外交战略也成立在实力根底上。正如韩非子所说：“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
只要本身拥有雄厚的实力，再巧妙地运用合纵连横战略，才气让本身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