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期间的传奇创做上承晚明期间的娱乐心态和言情寓教之旨，下启清初以离合悲欢寓家国兴亡的伤悼、深思心态，在骚动时代的诸多因素刺激下，闪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创做心理趋势。
此中兴寄、谋生、娱乐逞才是此期间传奇创做的三种次要心态，并和做家心里深处自我身份认同乡昵相关。
那类剧做家大多身世名门大族，自幼饱受诗书及家学熏陶，成年后以科举步进仕途。易代之际的沧桑巨变打坏了他们的治平抱负，使他们的精神陷进骑虎难下的困窘之中。
所谓“当初才子佳人，不知今在何处？”即反映了他们在易代布景下找觅不到精神出路，苍茫踌躇的人生及创做心境。
那种身份认知下的创做心态以吴伟业、丁耀亢最为典型。以传统纲常伦理来看，吴伟业的一生是充满争议的。一方面，他深受崇祯皇帝的知遇之恩，对明朝充满了感恩和眷恋之情。
崇祯四年，吴伟业进士及第，崇祯皇帝亲阅吴伟业的会尝尝卷，首书“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字评语。
吴伟业当时未婚，崇祯帝又赐与他“给假回婚”的莫大荣誉。另一方面，他又没有尽到传统士医生应尽的责任。
甲申国变时，吴伟业恰在江苏老家，听到崇祯帝煤山自缢的动静，他哀思欲绝，想要自尽，被家人发现劝阻。
南明弘光期间，他应诏出任少詹事，本欲匡扶社稷，重整山河，却遭授权臣马士英、阮大铖之流的排斥。吴伟业见事不成为，只好告退回乡。
清朝政权稳固之后，他禁不住威胁迷惑，扶病出仕。固然腆颜列于朝班，官至国子监祭酒，但他清晰本身在清廷眼里只是一个弄臣罢了，同时也为本身叛变行为深感忏悔和痛苦。
吴伟业仅有的一部传奇《秣陵春》即是那种心境下的产品。该剧创做于明亡之后，仕清前夜，是其“假借儿女之情，系明朝兴亡”[3]的做品。其创做心态与六朝期间庾信做《哀江南》赋颇为类似。
据《花朝生条记》记载，清初夏完淳做《大哀赋》“叙南都之亡”，“吴梅春见之，大哭三日，《秣陵春》传奇之所由做也。”
可见，《大哀赋》触引了吴伟业的故国之思，遂行诸笔端。剧写南唐李后主在阴间撮合徐适和展娘之间的婚姻的故事，通过徐适南唐旧臣之子的身份寄予本身眷恋故国旧主，以及失国难过，不能不效忠新朝的矛盾心绪。
那种以传奇寓“心史”的创做心理是吴伟业身负贰臣的羞耻身份，又无法自我辩白的压制、无法心态使然。他在《秣陵春序》中说：“是编也，果有所托而然耶？果无所托而然耶？即余亦不得而知也。”
其实，不是他不清晰本身有无所托，而是个中滋味其实难以明言。正好像样仕于两朝的钱谦益诗所云：“谁解梅村愁绝处？《秣陵春》是隔江歌”（《读豫章仙音谱漫题八绝句呈太虚宗伯并雪堂梅公古严计百诸君子》）。
丁耀亢也是一位履历明清两朝的遗民做家。但和吴伟业差别，他固然也身世巨门看族，但在明末科场上屡屡失意，仕途偃蹇。曲到清顺治五年，他才在伴侣的搀扶帮助下，以顺天籍拔贡，谋得旗学教习一职。吴伟业进仕清廷，或许出于被迫，兼有不甜老死泉石之心。
丁耀亢之仕清，则完全出于谋生需要。因而那种令吴伟业饱受精神煎熬的贰臣身份并非丁耀亢精神苦闷的症结。他的苦痛更多地来自于易代之际的国破家衰，出身漂荡，以及持久的落拓数奇。
崇祯末年，明王朝统治次序濒于瓦解，内有李自成等农人起义兵纵横驰骋，构成燎原之势；外有后金戎行步步进逼，并数次进关劫掠。丁耀亢家族所在的山东诸城先后被二者涉及。
乱世凌夺风气流行，丁家的巨宅膏田被人觊觎，财物遭受劫掠，田产被人朋分。丁耀亢目睹家势日衰，一面不竭外出逃难，寄食亲故之家；一面待时局稍稍平定，便为田产之事上诉。
持续地驰驱、劳累、苦闷、不安使他心力交瘁；山河破裂、血雨腥风的气象让他惊心动魄。面临现实人生的磨难，他一时不知何往何从。
传奇《化人游》淋漓尽致地展示了那种人生体验。剧中墨客何野航，生于末世，痛感“世人本是一样含混糊的眼界”，“全国无非一片乱昏昏的排场”，无法空怀奇才大志，只能以江海狂游脱节心里的矛盾痛苦：“落落吾曹，南北漂荡鬓发消。凄凄长啸，踌躇江海觅渔樵。”
仿佛其现实人生的写照。丁耀亢该剧创做，重在寄予本身做为此中人，站在汗青剧变前的亲身感触感染。
那种创做心态，同时代的宋琬切中肯綮：《化人游》，非词曲也，吾友某渡世之寓言……斯可与化人游矣。
那段话将《化人游》创做心态比之为庄子之做寓言、屈原之做离骚、“太史公自叙”，甚至“禅宗、道躲语录”，是深谙该剧乃别有深意的兴寄之做。那种创做心态同样表现在此外剧做中。
《赤松游》完成于顺治六年（1649）故事以秦末楚汉战争为布景，暗射明清之际的时局，意在寄予本身的遗民情结。
《西湖扇》故事则以宋金之际为布景，借才子佳人的乱世离合，拜托家国兴亡的慨叹，对清初《桃花扇》创做有间接的启发。
可见，无论吴伟业仍是丁耀亢，都是以创做诗文的心态来结撰传奇，寄予亡国之痛或出身之悲。那种心态下，传奇创做往往便不是为了奏之场上，而是为了曲写心迹。
剧做具有较为深入的思惟内涵，曲词典雅，富有诗的清韵，但题材内容往往较为偏狭，将传奇艺术赏识导向案头化。钱谦益、丁耀亢如斯，祁彪佳、黄周星等人也是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