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来，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不晓得现在还有几人记得那一段旧闻。1991年5月，《新民晚报》和上海藏书楼为了替一些学术册本处理滞销的困难，举办过一个“跳蚤书市”，招募做者把手上成堆的学术册本本身拿到那个书市往设摊销售。书市设在上图旧馆，即如今的南京西路上海汗青博物馆的大厅里。
我带往的是一摞诗集，滥竽凑数。我的第一本诗集《剪影》，承蒙《诗刊》编纂李细雨密斯喜爱编进“诗人丛书”，得以出书，得到稿费28元9角6分，外加自销书一千册。那像一千个“烫手山芋”，我尽量赠予亲友老友、同事指导。可是我没有一千小我脉，只得为剩下的几百本在市场上找知音。
参与那个书市的，记得有三十多位。他们（包罗我）都是墨客，到了那里就酿成了小摊贩。每人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围成一大圈。桌子、椅子堆了许多“自做自售”的商品（书）。如许的书市，史无前例，也与一些书展售书有所差别。故而开市头一天倒很热闹，来了主办的指导、新闻媒体以及一些顾客。我们摊主大多不会做生意，不会吆饮，不会花言巧语。只是静静地守在那儿——姜太公垂钓。
我的邻摊摊主是后来名噪一时的女做家王晓玉。她带来两种厚厚的专著。一是辞典，一是儿童文学理论方面高文。出了书，却要自销几百部，把钱还给出书社。她却大方地送了我一本。我则以那本售价为一元零五分的小诗集礼尚往来。王晓玉密斯后来以电视剧《田传授家的二十八个保母》和小说《紫荆花园》“二举成名”。
我还熟悉了一位摊主王毅先生，我以诗集和他交换了《世界公园安步》。他后来成为徽墨等文物收躲家。还有一个插曲，使我难忘。可能是第二天，一位小青年，到我的摊上拿起《剪影》翻翻，然后问我：“三毛钱，卖不卖？”我赶忙站起身说：“不要钱，不要钱，那本书送给你。”其实，我已经送出了二十来本，能以书会友，即是我的收获了。不意，在为期三天的“跳蚤书市”完毕后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了可能是晚报转来的一封信。写信人是上海师大的胡先生。信上说：“我的孩子把你的孩子（指《剪影》）杀价杀到做者身上，诗人头上，我心中不忍，欲哭无泪。孩子的爸爸向诗的爸爸致歉。寄奉1.05元（邮票），算是为孩子赎功。”
别的一个小插曲，发作在开市的当天上午。有三位越剧明星光临捧场。傅全香密斯在各摊位兜了一圈，对记者说：“今天我感应难受，想流泪。那些传授满腹经纶，却只能本身卖大字……”我看到那段报导后，于1991年6月23日的夜报“夜光杯”副刊上，颁发了一篇《跳蚤书市不相信眼泪》的小文。
老来多病，亦多时间。日常以看报看书，看手机看电视来消磨时间。近日，找出一些剪报和旧稿，回忆往事，像食零食一样咀嚼一番，觉得尚值得撰一小文，供目前关心册本出书事业的人士做为根究的素材。不知可否？（吴钧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