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政权的成立和高宗帝位的稳固都离不开元祐孟后。孟氏的后位来源于高太后，自元祐新旧党争以来，她的小我命运已经成为旧党权力起伏的象征，她的复出为“赵鼎集团”的构成定下了基调。
在“遵元祐”的政治布景下，洛学固然只是元祐学术中的一个分收，但是通过本身在学术建立方面的成就和政治情况的撑持，洛学派人士得以从头兴起。赵鼎是洛学派士人的一员，跟着他的进主中枢，洛学的学术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不竭加强，“赵鼎集团”也最末构成。
一、元祐孟后在南宋初建过程中的重要性
孟后在北宋哲宗、徽宗、钦宗三朝的命运非常坎坷。哲宗朝初期，宣仁圣烈皇后即高太皇太后临朝称造，改年号为元祐，召回文彦博、司马光等旧党人士，废除神宗与王安石发布的多项新法，从此高太后以及她为哲宗安放的皇后孟氏均成为了旧党的标记性人物。元祐八年八月，高太后逝世，哲宗亲政，绍述神宗新法，新旧党争又起。孟后此时也被卷进政治斗争，最末被废。
元符三年正月，徽宗在向太后的撑持下即位，旧党从头昂首，孟后随之复位。但是徽宗亲政后，起头任用新党蔡京等人，把元祐、元符间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三百零九人列为奸党，将姓名刻石发布全国，旧党被冲击殆尽。孟后再受连累，出居私宅。“靖康之变”时，“六宫有位号者，皆从二帝北徙，惟后以废独存”，能够说高宗和孟后在事变中“塞翁失马”的履历非常类似。
虽然中原军民都期看恢复赵宋统治，但是由高宗来继位确是事出偶尔，正如宗泽所说，“今二圣、二后、诸王、皇族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济，天意可知”。所谓由北方逃窜者传出的“太上皇帝即实之诏”，实在性存疑。
除此之外，高宗即位前夜，宗室仲琮等引用东晋武陵王的典故指出“今二帝北狩，王不妥即位，宜衣淡黄衣称造，不改元，下书诰四方”，承认康王即位的合法性，那种看点在其时应该是有必然的代表性的。因而能够说高宗的继续权最次要的来源是孟后。
“经太后垂帘听政而传递天命皇权，曾是北宋处置帝系皇位继续危机的重要手段。但是太后必需具有经祖宗承认的老婆身份，主持帝位的传承并付与继任皇帝应有的合理性。因而，对相关当事者而言，势需要先强调孟后在元符年间已复位的合法，以及崇宁废位乃是出于权臣擅政之无效”。
因而，高宗期近位次日起首为钦宗和孟后上尊号，表示出推崇元祐之治的政治姿势，必定高太后在哲宗少小的功绩，“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奸臣怀私，诬蔑圣德，著在史册。可令国史院差官摭实刊修，播告全国”。
孟后不只在高宗即位问题上发扬了重要感化，并且在建炎三年的“苗刘之变”中力保高宗复辟，对南宋政权的初立功不成没。金在南宋政权成立后，以宋人废贬张邦昌为由再度出兵，高宗下诏南下逃难，一度渡海避敌。
高宗仓皇南逃期间，扈从的戎行只要苗傅一收。建炎三年三月初，金人逐渐撤兵，高宗录用王渊同签书枢密院事。王渊与宦官康履等人交好，南行途中掉臂形势，做威做福，此时王渊一跃成为枢密院长官，扈从高宗南行的其他将领都颇为不满，“御营前军统造苗傅、副统造刘正彦协所部兵，以叛杀签书枢密院事王渊及内侍康履等百余人迫上退位于皇长子魏国公并请隆祐太后垂帘同听政”。
叛乱发作后，吕颐浩起首起兵，接着与韩世忠、张浚、刘光世等人齐聚平江，一同进兵讨伐苗、刘二人，在内孟后、墨胜非等人居中斡旋。四月初一，高宗复位，次日恢复建炎年号。苗、刘二人叛乱“既有其合理理由，也有其小我目标；他们既想攫取权利，又无力掌握政局；他们固然罢废了赵构，但是在其时的政治体系体例下，既不克不及本身称帝，也不容许另立异姓，所以只能拥立年幼的赵旉为帝，并全赖太后做主，其政治上的懦弱性不问可知”。
孟后在此次叛乱中的表示展示了极高的政治伶俐。苗傅等人公开反对赵构即位，高宗继统合法性最间接有力的证明是孟后，所以他们在扶立皇太子赵旉时，仍然由孟后垂帘听政。而孟后勇敢站在高宗的立场上，假意巴结苗傅，消弭其防备之心，又与墨胜非等黑暗调兵，平定兵变后随即撤帘回政于高宗。“隆祐复辟，其功甚大”，高宗下诏“太后宜上尊号曰隆祐皇太后”，赦全国，再次重申“举行仁宗法度，录用元祐党籍”。
二、两宋之交对元祐道路的认同过程
除了孟后的原因之外，高宗抉择“爱元祐”的政治道路也是继续了北宋末年徽、钦二宗对元祐的立场。早在宣和七年金人初次南下攻宋，开封告急，徽宗便仓猝下手诏功己，此中有云“言路壅蔽，导谀日闻；恩倖持权，贪饕得志。绅耆贤达，陷于党籍；政事荣枯，拘于编年”，明白将军政废弛、强敌进侵回咎于蔡京、王黼等佞臣擅权，言路闭塞，贤达之人均因党籍被打压藏匿。
其实自从熙丰变法失败以来，北宋的新、旧党在三四十年间就履历了数次频频，党争的恶性轮回使得北宋政治走向腐坏。徽宗将强敌压境的危机推到新党、新法身上的做法也间接影响了钦宗朝的政治向背，那份“功己诏也付与了钦宗君臣根据，可借继续父志的名义，变革过往的失政”。
钦宗继位不久，王黼被列为首祸，放逐后即被杀。靖康元年二月，宋金订定合同即将达成之际，钦宗又下诏褒录司马光、范仲淹、张商英三位元祐党籍名臣，并指出“应元祐党籍、元祐学术批示其实不施行，书记全国，咸使闻之”。除了司马光是典型的旧党代表人物外，范仲淹、张商英二人，前者是与党争无关的仁宗朝名臣，后者更是新党官员，只是因为与蔡京不合而被列进元祐党籍，钦宗此举表达出了不专门为旧党正名的倾向。
钦宗固然抱有肃清党争流毒的设法，但在清理蔡京、王黼等人，恢复对元祐党人及其子孙的任用时，他也很难实现新、旧之间的中庸之道。蔡京集团与王安石新党一脉相承的观点也越来越占据支流，程颐的门生杨时就认为“蔡京用事二十余载，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功者，莫知其所本也，盖京以绍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
杨时还上疏要求取缔王安石的爵位，罢往其神宗庙庭配飨。其他如侍御史胡舜陟、御史李光等人皆上疏宣扬元祐学术，诽谤王氏新学。朝廷一度摘纳杨时免除新学的主张，却在太学中引来新的紊乱，钦宗最初在左谏议医生冯澥的定见下表达出既不偏向元祐学术也不偏向新学的立场，期看平息纷争。
以上办法中都不难看出比起更为急迫的金人南侵问题，暂时弃捐新、旧党之间持久复杂的问题，补救两边矛盾、全力应付外部压力才是钦宗考虑的重心，但是“仅靠以上的体例显然难以称心统治需要。一则是不成能在仓皇之间找到足够数量的权要士医生以重建整个统治集团；二则是从头升引的官员并不是均怀济世之才，元祐党人的子孙也是如斯。”
钦宗朝十分短暂，北宋消亡那一浩荡的政局动乱又为新政权进攻新党供给了绝佳遁词。两宋之交的政治道路改变过程固然非常盘曲，但是跟着元祐党籍的逐步解禁，旧党的复出是一定的，钦宗本人的立场也无法摆布那一趋向，而党争的遗留问题牵引出的继续紊乱场面也是高宗将要面临的。
总结
高宗即位后，不管是面对政权重建那一新的汗青使命，仍是在践行孝悌之道上，“爱元祐”都是一定抉择。逃根溯源的同时，王安石陆续遭到责备。赵鼎于建炎三年上书言事，指出“自熙宁间王安石用事，肆为纷更，祖宗之法扫地，而生民始病。至崇宁初，蔡京托名绍述，尽祖安石之政，以致大患”。高宗最末摘纳了赵鼎的定见，罢往王安石的神宗庙庭配飨，以此为标记平息了靖康以来对王安石地位的争议。
北宋的亡国不成能回咎于君主，王安石、蔡京等新党和他们推行的新法便成为寡矢之的，于是在南宋官方的意识形态中，贬斥新党、为元祐正名、修改宣仁谤史等，都不成制止成为其时的政治准确。所谓“拨乱归正之宏纲，古今人心之天理”，既是以“我朝之治，元祐为甚；母后之贤，宣仁为最”为原则，那么元祐学术和元祐旧党权力在建炎、绍兴初期的复兴也就成为汗青的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