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师轶事几则——傅斯年自嘲三等人才，梁漱溟说我要休息，说完就瞑目长逝

唐德刚认为，胡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相埒。他又评论胡适的人格：“……那些名儒硕彦之中，有胡先生的天分的，大多没有胡先生用功；和胡先生同样用功的人，则多半没有他的天资；先天后天都差与胡适相埒的，又没有他的德性好、人缘好、气息好。那些都是胡适之的过人之处，都不是偶尔的。”

墨家骅任中研院院长时，拟设立一个民族研究所，并欲请史语所中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佳誉的李方桂执掌。但李方桂对语言学以外的工具，向如闲云野鹤，“一不拜官府，二不见记者”，于是墨就托傅斯年出头具名邀请。傅斯年往了几次，李方桂都不愿出任。最初一次，李方桂爽快向傅斯年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是仕进的是三等人才。”那时候傅斯年恰是汗青语言研究所的所长，李方桂如许说，岂不是当面给傅斯年难堪吗？傅斯年是有名的“大炮”脾性，当然是有些不兴奋了，但是也没爆发，就“长揖而退”，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冯友兰曾在《新事论》中说：我们常闻声许多关于城里人与乡间人的笑话，照那些笑话所说，不单城里的人比乡间的人常识高，才气高，享受好，即城里的狗亦比乡间的狗常识高，才气高，享受好。那些虽是笑话，而却不见得不合事实。我们以至能够说，不单城里的狗比乡间的狗常识高，才气高，享受好，并且城里的狗，在有些方面，比乡间人亦是常识高，才气高，享受好……在中国，一百个乡间人中，至少有九十个一生没有食过如城里的富室狗所食的饭食。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其本人则倡人生哲学之多重境域。一次，他往授课，路遇金岳霖，金问：“芝生，到什么境域了？”冯答：“到了六合境域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往上课了。

冯友兰说：蔡元培是近代确符合君子原则的一小我。曾子说：“能够托六尺之孤，能够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成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儒，“粥粥若无能”，但是“可亲而不成劫也，可近而不成迫也，可杀而不成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成夺也”。如许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枉以非其道。”冯说，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导抱负的更高表示。

冯友兰曾责备胡适的治学精神：“适之先生的病痛，只是过于猎奇和自信。他常认为前人所看不出的，他能够看得出；前人所不重视的，他能够重视。所以他经常指出前人所公认为不重要的人物来自吹自擂，而于前人所公认为重要的，则反对之淡然。那是不合错误的，因为人的目光不克不及相往的那样远啊！”然而他亦要为胡氏辩解说：“如今责备适之先生的人实多，有的竟著起一部书责备他。但他们的立场多欠公允，因为他们常把适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话来进攻。那若何可算是公允的呢？”冯友兰说话有点结巴，但是要言不烦，他曾经比力他和金岳霖的异同说：“我们两小我互有短长，他的长处是能把简单的工作说得很复杂，我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工作说得很简单。”

红卫兵洗劫了马一浮家，马但求留一方砚台写字，红卫兵不容许，反而猛掴其面。红卫兵抄梁漱溟家，将梁苦心搜集的古玩字画通盘付之一炬，梁只是在旁边冷眼旁看。但当红卫兵抱出两本大部头精拆本的《辞海》和《辞源》时，梁出来阻遏了。他阐明道那两部书是向外埠的学生借的，若销毁就无法物回原主了。红卫兵毫不睬睬，不放在眼里地说：“不消了，我们革命的红卫兵，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因为精拆书不容易销毁，红卫兵就一页一页撕着烧。

钱穆在课堂上责备疑古学派，说：“事有可疑，不专在古，上古也有良多不成疑之处。好比有人姓钱，此钱姓便属古，没有可疑。近来有人却不姓钱，改姓'疑古’，那是什么事理！”那是挖苦钱玄同“疑古玄同”的别名。有人提醒钱穆道：“钱玄同的儿子正在听你的课！”不久，钱穆和钱玄同在一个宴会上碰面，钱玄同说：“我儿子很相信你的话，不听我的！”

废名很钦佩其同亲熊十力，常跟熊谈儒道异同等事，比及他动手读佛书以后，却与专门学佛的熊翁定见不合，并且多有不满之意。有一次，两人在一路论僧肇，一言不合，高声争论，外人在外听得酣处中突然静行，本来两人已经扭打在一路，很快废名气哄哄地分开熊家。但到第二天，废名又到熊家，跟熊讨论起别的的问题了。

晏阳初在承受赛珍珠访谈时曾说：“我向全世界提出那一个问题，恳求解答。为什么不克不及连合所有国度、所有地域的人民以配合冲击我们的仇敌—愚蠢、贫苦、疾病和陈旧迂腐政府呢？”

《吴宓日志》出书前，编者想请已八十多岁的钱钟书为之做序。钱氏为此写了一封信给编者，请其将此信“附进日志中”。此时钱氏才在日志里见到，几十年前本身的一篇文章曾使吴宓先生很不愉快。他在序里说，“不料使先师悲伤如斯，功不成逭，实当焚笔砚矣”。他还说，将此文附进书里，“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世有耻辱事者，头白高足倘得免于削籍而标于头墙之外乎！”

1961年9月3日《雨僧日志》云：“解放后寅恪兄壁立千仞之立场，人民政府先后派汪篯、章士钊、陈毅等来见，劝请移京栖身，寅恪不从，且痛斥周扬（周在小组谈话中，自责，谓不该激怒寅恪先生如此）。”周扬说：“1959年我往拜见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1958年几月几日，新华社播送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教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教师进修，若何前后矛盾如斯。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尝试，总要尝试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尝试。买双鞋，要尝试那么几次。他不太称心，说尝试是能够，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的……”

季羡林进住北大后，住处很特殊，是在翠花胡同里。而明朝的东厂，就设在翠花胡同。季羡林的住所，则就是以前东厂间谍行刑杀人的处所。其时，那是个很沉寂的院子，树木葱郁，石碑林立，并且卧室外面还摆着一口棺木。季羡林一小我住在里面，日常平凡天然少有人找。老友臧克家携夫人郑曼往过一次，郑曼其时就不由得问道：“季先生，你一小我住在如许的处所，不恐惧吗？”

季羡林则说：“那个处所好啊！正好能够静下来读书和工做，也确实不会有人来打扰啊！”季羡林是安康长命的白叟，有人就猎奇他是不是有什么摄生之术。季羡林的答复是，我对峙“三不主义“。“三不主义“指的是：不磨练、不挑食和不嘀咕。不磨练是不为磨练而磨练，觉得大部门时间仍是花在工做上比力好，假设花在磨练上，太可惜了。不挑食则是不管什么高脂肪、胆固醇，只要合本身口味，张口就食。不嘀咕则凡事看开些，不要在心里放着。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腿勤、手勤、脑勤“，本身的法门就是：万万不让脑筋闲着，脑筋要永久不断地根究问题。

梁漱溟在医生问他有何要求时说：“我很累，我要歇息。”说完就瞑目长眠。张岱年由此想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