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士监守自盗，莫高窟经卷随意送人，官员不予理睬，成千夫所指

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记》中曾如许描述敦煌苍生：他们会把经卷丹青烧成灰当做神药食，把经卷拆在轮子上做“转轮经”往祈福。在乱世乡民眼中，敦煌莫高窟里的宝物是精神安抚，要想得宝需仰赖那儿的把守人王道士。假设说公众不识宝，糟践了几份经卷，那么王道士间接“开仓放粮”，招致敦煌文物在尔后几年大量流失，其汗青责任无论若何都是要负的。

王道士原名王圆箓，约1898年在莫高窟定居

王道士原名王圆箓，本籍湖北麻城县，约1850年出生在陕西，因家乡比年灾荒，漂泊于酒泉，期间当过兵勇，退伍后落发做了道士，道号法实，人们称他王道士。道士云游四海，路子敦煌时，称那里“西方神仙世界，乃在斯乎”。大约1898年，一个地地道道的道士，从此在释教圣地莫高窟定居。

莫高窟分为上寺、中寺、下寺，王道士住在最为萧条的下寺。好在寺院香火不断没断，由四周苍生供养，但莫高窟事实年久失修，陈旧不已，王道士起头清理修整。他用化缘得来的钱把下寺三个洞窟修建了一座三层建筑。建筑的底层，王道士把它用来做传道的香堂，如今是敦煌编号16窟。偶尔中，王道士发现敦煌莫高窟16窟甬道北壁是空的，偷偷翻开洞口，看到里面拆满用白布包着的卷子，十来个卷子一包，重堆叠叠堆放着历代各类经卷、文书、画卷，总共大约四五万卷。发现躲经洞的王道士做了他应做的一切，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往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躲经洞的两卷经文。他的目标很明白，想引起官老爷的重视，可惜县令不识宝，王道士期看落空。

《南无地躲菩萨像》，现躲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王道士送给敦煌县令汪宗翰的书画中，就有那幅画

看看王道士接下来都做了什么。他随意拿出几卷写本送人，以展现其“神异”；有时受人之请，送人几卷，焚化冲水，服之治病。后来，他感应有利可图，也常盗卖一些出往。王道士还邀请敦煌一带的士绅们前来赏识。1902年，敦煌来了新知县汪宗翰。汪宗翰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身往莫高窟查看，并随手拣了几卷经文带走，最初吩咐王道士，无论若何不克不及让佛经漂泊出往，要让那些文物经卷留在洞窟之中。可惜，王道士没听劝，擅自照顾写经一箱往酒泉，献给安肃道道台廷栋，廷栋不识货，反而抱怨道士所送写本的书法还不如本身。王道士只好沮丧而回。

在嘉峪关税务司有一个比利时人，回国前去看看廷栋，廷栋以王道士所送的写经数卷相赠为礼。路过新疆时，那人又往见长庚将军及本地道台，谈及敦煌躲经洞被发现的情状时，以同样的写经数卷赠予。此时权要们对敦煌一事均未重视。

《水月看音菩萨像》，王道士送给汪宗翰，汪又送给叶昌炽，现躲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曲到斯坦因、伯希和等大量带走敦煌文物时，清政府才决定将所剩8000余卷经书、文物运至北京。运京前，王道士暗里偷躲了一部门，被后来的吉川小一郎、斯坦因、鄂登堡等再度劫走。民国初年，张广建任甜肃省省长，曾以石室写经做为买官之券，民间散存的材料，似乎搜掠走了很多。到那时，不只王道士本身隐躲的一部门已被人劫取殆尽，其他转手的素材，也所存无几了。1923年，华尔纳等人见躲经洞空无一物，起头用化学手段整块整块的窃取壁画，本地公众生气至极，父母官员与王道士均成千夫所指。

好好的文物任由一个道士往收配，处所政府的不重视也是形成悲剧发作的重要因素。发现莫高窟的知县汪宗翰带头向王道士要画像和写本。1904年，甜肃学台叶昌炽又托汪宗翰索走了一批贵重文物，如北宋乾德六年（968）水看音像、经卷写本和梵叶本等。虽叶昌炽曾定见把那批文物集中到省城保管，但一估量光运费就需要五六千两银子，官员们都不承受，仅在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下了一道号令，责成汪宗翰加以查点，封存起来。最初，仍是由王道士将洞口封住了事。现实上，那期间王道士仍在不竭通过各类手段向外捐赠或变卖，贵重文物不断在不竭地散失。